亲历黄华同志对苏“葬礼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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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贤 曾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2010年11月24日，国务院原副总理、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黄华同志，走完近百年的人生路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 黄华副总理

笔者本人无缘过多领受黄华同志的教诲，但当听到他老人家不幸辞世的消息时，1982年服务黄华同志进行对苏“葬礼外交”的一段往事顿时涌上了心头。追忆这段往事，也是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悼念和敬意。

登机后“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18年后猝然去世。中国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同志作为“特使”去莫斯科参加其葬礼。

在中苏人员往来断绝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人发动的一场‘葬礼外交’”。

由于当时北京至莫斯科的航班很少，往返不好衔接，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便提出派一架专机送我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一意见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赞同。

不过，黄华特使觉得，11月14日有北京去莫斯科的班机，能赶上吊唁活动，便决定不坐专机去，给国家省点外汇。

黄华特使乘坐的班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提出，让黄华特使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个书面谈话，以便把几句要紧的话，说给苏共新领导人听一听。但身边的人告诉他，黄华特使这次是坐班机去莫斯科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 胡乔木

于是，小平同志便请胡乔木同志拟稿。胡乔木同志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谈话”，“谈话”打印出来也就一页A4纸篇幅。当时，我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任二等秘书，主管对外联络工作，被指定为黄华特使的联络员。我将“谈话”内容细细地品读了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隐藏深意，话里有话。

▲ 勃列日涅夫

“谈话”有三处妙笔。一处是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中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小平同志又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人的工作。

另一处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的指示精神。

还有一处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话里有话，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与苏共就开始相互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这位当年与苏共领导人面对面进行大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人听出点弦外之音。

11月14日上午11时（莫斯科时间，下同），我国时任驻苏联大使杨守正早早就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贵宾室，等候黄华特使的到来。

大约过了20分钟，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也来了。他一见面就高兴地对杨大使说，那份“文件”（指黄华特使离京前的书面谈话）已经看到了，写得“很正面”。

伊利切夫还半开玩笑地说：“大使若是允许提意见的话，我就冒昧说两点。”杨大使颇感兴趣地说：“请讲。”

于是，伊利切夫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估计是塔斯社发的消息稿），指着一个地方说，“文件”中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这一处，“建设”一词显得秃了一点，前面如果加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形容词，那就更好啦！

又说，“文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个“党”（指苏共）字，在别处如果再用一两次，那就锦上添花了！

伊利切夫把两点意见说完后，眯着眼望着杨大使，似乎觉得自己“点中”了“要害”。看他这副得意的样子，我不由地会心一笑：这块“老姜”好“辣”！

12时10分，黄华特使一来到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黄华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

看了一下交给他的“谈话”稿后，他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我陪着杨大使站在黄华特使的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出来，黄华特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

伊利切夫站在四五米开外的地方，一直眯着眼望着中国特使和大使，似乎在努力猜想，这两位中国高级外交官站在那里究竟在嘀咕些什么。

这位苏联副外长曾与我方谈过边界和国家关系问题，而且一谈就是10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政治文化”那些细微之处，也未必那么精通。此时，他虽“吃透”了中国特使那篇“谈话”的深意，但恐怕很难料到，“谈话”的来历却如此之奇特。

在莫斯科受到超规格的礼遇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定于11月15日上午9时在红场举行。14日晚，苏方安排外国代表团与逝者的遗体告别。18时50分，黄华特使一行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圆柱大厅。19时，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举行。

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首脑排在致哀队伍的最前列。苏方把黄华特使也安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各国领导人所送的花圈，一排排地摆放在棺椁两旁，黄华特使献的特大花圈摆在相当显著的位置。

15日8时20分，黄华特使及四名陪同人员抵达红场，被安排站在列宁墓左侧观礼台的水泥台阶第一级上。这是继周恩来总理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后，中国领导人第二次参加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葬礼。在黄华特使的身边和后面，站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党政首脑，很少带有陪同人员的。

在列宁墓上面的观礼台上，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还有勃列日涅夫的夫人勃列日涅娃站在左侧，苏军将领们站在右侧。9时，葬礼开始。安德罗波夫致悼词，各界代表先后发表讲话。

当日天气很冷，大约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在每位讲话人的面前，飘着一层层非水非冰的薄雾。9时20分，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遗体的棺椁，由苏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多名士兵，抬到列宁墓左侧的墓穴旁。待棺椁放入墓穴后，站在一旁的苏共领导人，脱帽低头默哀了好一会儿，目送故人最后一程。

勃列日涅娃身着黑色长裙，围着黑头巾，戴着黑手套，缓缓走到墓穴边，弯下腰捧起一抔黄土，轻轻地向逝者撒去，墓地上空顿时飘起一缕淡黄色轻烟……

▲ 安德罗波夫

14时55分，安德罗波夫来到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准备集体会见参加葬礼的外国领导人。他与黄华特使的会见安排得比较靠前。这位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紧紧地握着我特使的手表示欢迎。

黄华特使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再次代表中国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说这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祝他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表示中方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得以实现。

安德罗波夫全神贯注地听完后说，中国党和政府派特使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十分感激。还说，相信中苏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好起来的。

▲ 克里姆林宫

黄华特使回到下榻的莫斯科大饭店后，高兴地对大家说：“今天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同我交谈三四分钟。他与别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都比较短，大多只有一两分钟。”

不久，苏联外交部的负责官员特地来到我特使住处，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被黄华特使指定为其译员）核对中国特使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谈话的俄文记录。苏方对中国特使在这一特殊场合中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谈话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到莫斯科参加葬礼的外国代表团多达一百五六十个，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政府首脑级别的高级代表团就有四五十个。苏方在礼宾安排方面，每次都把我国特使摆在相当重要的来宾位置上，这是一种超规格的礼遇。

一方面说明苏共新领导人看重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苏方期待中苏两大党、两大国的关系以此为契机，逐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谈

黄华特使这次莫斯科之行，还肩负着了解苏共新领导人对华政策意向，向苏联领导人当面阐明我对苏方针的重大使命。

他除了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进行交谈外，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提出要与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谈。对此，苏方给予了正面回应。

▲ 葛罗米柯

中苏两国外长的会见定于11月16日16时在苏联外交部举行。这是20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我们当时称之为中国特使莫斯科之行的“重头戏”。会谈一开始，葛罗米柯就说，他刚从苏共新任总书记那里来，“可以负责任地”代表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朋友们说，苏方主张改善苏中关系。

在会谈中，黄华外长着重谈了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即消除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要苏联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

对此，葛罗米柯先是回避，后来干脆就说，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免谈。他还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黄华外长听后立即回敬了一句：“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双方交锋了好几个回合，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两国外长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无果而终。

18时一过，黄华特使一行的车队离开苏联外交部直奔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到了使馆后，黄华同志对大家说：“这次班机来，班机回，在莫斯科一共要待三天半。现在，时间过了一大半，小平同志交办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 陈毅与时任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之后，他有点激动地说：“杨守正大使告诉我，陈老总20年前路过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过会谈，此后，我国外长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了。

两大社会主义邻国，鸡犬之声相闻，却20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何等的不正常！20年后，我这个中国外长来到了莫斯科，现在又到了大使馆。同志们，这是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虽晚矣，我内心还是很兴奋的。”

接着，黄华特使就这次莫斯科之行的印象，与陪同人员交换了意见。他讲了一下几点看法：此行的结果证明，小平同志派人来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决策是正确的，他所口述的“谈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苏共新领导人上台伊始，在这方面还难以有大的作为；对于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要有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

198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会见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

安德罗波夫（左）与勃列日涅夫。

黄华同志还同我们谈了他对安德罗波夫这个人的印象。

他说：“许多苏联人曾同我国领导人打过交道，其中两位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比较深。

一位是阿尔希波夫，在50年代，他长期担任苏联援华顾问组的组长。另一位是安德罗波夫，他还曾担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多次到过中国。

那个时候，党的关系统领国家关系，苏联的对华关系与其说是由苏外交部管，还不如说是由苏共中联部负总责。阿尔希波夫和安德罗波夫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后的这些年，他们都没有说过中国的坏话，难能可贵啊！”

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罗波夫“出师未捷身先死”，于1984年2月9日病逝于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后也疾终于“位”上。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二人的葬礼。对此，有人称为第二次、第三次对苏“葬礼外交”。

第一次对苏“葬礼外交”使中苏关系的“坚冰”得以打破。而后面两次“葬礼外交”则是其延伸。接二连三的“葬礼外交”，使中苏双方接触、交流的级别与水平不断提升。

1984年、1985年，中苏两国第一副总理实现了间隔20多年后的互访。1989年5月，在中苏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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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秘书工作》

作者 | 李景贤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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