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奥林匹克巨人——萨马兰奇
作者简介
汤铭新,1938年生,196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1年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乌拉圭大使,2000年至2002年任北京奥申委网站西班牙文版主编,2004年至2014年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1年7月13日,汤铭新(前排正中)与北京奥申委网站工作人员一起欢庆北京申奥成功。(资料图片)
2001年7月13日,我作为北京奥申委网站的主编,和奥申委留守人员一起在北京奥申委办公地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当晚10点10分,当电视屏幕聚焦国际奥委会投票现场,传来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一声“北京当选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在中华当地上顿时爆发出雀跃欢呼。人们在抒发对申奥成功的喜悦心情的同时,也在传诵着一个残若星光的名字——萨马兰奇。
因为,他不仅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在他担任国际奥委会领导职务的26年中,他还为发展奥林匹克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从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到2001年北京深奥成功,在这国际奥运史上两大事件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中,无不透露着萨马兰奇对中国的深厚情谊。
固然,这两件大事反映了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国际体育界的地位得到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萨马兰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和可贵的作用则是有目共睹的。他真正是我们一位伟大的朋友。所以,萨马兰奇在中国人民心中倍受尊敬自不待言,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管他享有西班牙侯爵的高贵称号,但我们根据自己称呼尊敬人士的习惯,更亲切地称他为“萨翁”。
20世纪70年代,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斗争进入了关键阶段,萨翁与中国的友谊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而在萨翁心目中播下对华友谊第一粒种子的是当年我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
那时萨马兰奇是西班牙驻苏联大使,“兼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想到中国在世界最大、最有权威的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的席位尚被台湾当局所占据,恢复我合法席位是我国体育工作和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王大使决心通过做萨翁的工作来推动中国返回国际奥委会问题的解决。
经过几年的交往,萨翁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他对王大使说,国际奥委会内中国代表权问题未获解决是不合理的,“因为不能忽视8亿中国人民和为数众多的中国运动员”,他坚定地说,“我要为改正这种状况而努力”,并提出愿意访问中国以了解实际情况,寻求解决途径。
面对当时国际奥委会内一股顽固的反华势力,萨翁的这种态度的确可谓有“横空出世”的气概,也隐隐约约让人感到有一种信念在支持着他。
1978年4月,汤铭新(右二)陪同萨马兰奇(右四)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资料图片)
说起来还真有缘,我结识这位奥林匹克巨人正是23年前,从我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斗争的关键时刻开始的。1978年4月萨翁受国际奥委会的委托,以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第一次来中国访问,而我那时受组织上的委派,到国家体委参加接待任务,担任翻译工作。
萨马兰奇和夫人是那年4月21日抵达北京的。在和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见面时,萨翁表示,他此次访华负有重要使命,是为了工作而来的。因此,访问期间他可以一直在北京会谈,同时根据需要参观一些体育设施。他强调,此行的目的不是来浏览的,若会谈紧张,可以由他夫人代表他去外地访问。他那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高尚品格一开始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谈开始后,萨翁首先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他说,奥运会是得到世界上广泛承认的体育赛事,也是各国运动员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文化聚会,它以广泛性和参与性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欢迎。
萨马兰奇为邓亚萍颁奖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青年和包括数以万计运动员的大国,理应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占有她的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加也是不完整的。萨翁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是他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表明他对我国的真诚友好,而这最后一句话则清楚地表明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坚强决心。
会谈中最棘手的自然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根据这种情况,何振梁同志利用陪同活动的各种机会,向萨马兰奇进一步做工作,从介绍台湾问题的由来,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态度。萨马兰奇在琢磨这些道理的同时也在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
经过几轮会谈的交流,最后他说,他相信台湾问题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解决。他表示,如果通过投票驱逐台湾,但表决结果没有把握,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都持独立立场。所以,思路敏捷的萨翁转而又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可以提出要求台湾改名,去除“中华民国”的称号。他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除名或者停止会籍。
他对此显得很有信心,相信这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国际奥委会容易操作的办法。由此,他还进而谈到中国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恢复以后台湾委员的资格如何处理的问题,也谈到中国方面应尽快准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便快向国际奥委会推荐一位新的中国委员。
可惜的是这次会谈最后没有形成结果,因为当时我们对国际奥委会的政策虽已有积极的姿态,但仍坚持不由我方提出要求台湾改名这样一种斗争策略。
主持和萨翁会谈的路金栋对萨翁提出的改名方案未置可否,而只是表示,他相信国际奥委会会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萨翁对我方的立场有些迷惑不解,问我为什么他那么一番好意的设想没有得到中方积极的响应。
1992年,何振梁与萨马兰奇主席商谈工作。
我深感事关重大,于是在这茫然之中立刻把萨翁的疑惑告诉了陪同的何振梁。何振梁当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又找机会婉转地继续做萨翁的工作,并对他为解决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真诚努力表示感谢。这样才使萨翁对我国那时的立场有了一些理解,气氛变得较为融洽。
通过几天来的紧张会谈和个别接触,我更清楚地看到,萨马兰奇是一位对世界事务和时代潮流有敏锐观察力的政治家,他对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是真诚热情的。
他作为一位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活动家,高举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创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理念,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要把“通过体育及竞技比赛使和平、友谊和全世界青年大团结的理想普及全球”,使我开始看到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奥林匹克巨人。后来一连串的重大事件都无不印证了我的这个评价,我对他强烈的钦佩和崇敬也就油然而生了。
萨翁访华回去之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几次全会上又做了大量工作,明确地提出要台湾改名的方案。他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尽一切努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第一步要求‘中华民国奥委会’改名,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国。”
在萨翁和其他一大批主持正义的朋友们的坚决斗争之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
1952年7月29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达芬兰赫尔辛基后在奥运村举行升旗仪式。
屈指算来,从1951年新中国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这场在国际体育界争取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整整经历了28个年头。这是我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巨大胜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势力可以阻挡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大展雄风,为加深世界人民的友谊和世界体育的发展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在中华当地上点燃奥运圣火的憧憬成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亿万民众共同的心愿,而我们的朋友萨马兰奇在1984年参加我国庆35周年活动时也提出了北京应考虑申办奥运会的建议。
1992年5月12日,萨马兰奇先生(右二)和夫人在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先生的陪同下高兴的参观西班牙塞维利亚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中新社发 翁荣儿 摄)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之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见已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时,正式把我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愿望告诉了他。萨翁很高兴中国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表示愿尽绵薄之力给予帮助。
虽然那次申办中国仅以两票之差失之交臂,但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萨马兰奇对何振梁说,北京未能申办获选成功是可惜的事,但中国是最理解时间的相对价值的。他希望北京不久将再次提出申请,并相信中国一定会获得成功。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萨翁的一大宏愿已实现。2001年12月14日,即北京奥组委成立的第二天,我在北京奥组委网站收到了萨翁发来的一篇庆贺专文:《奥林匹克运动员全球化的进程来到北京》。
他在文中说:“中国2001年决定申办2008年奥运会,很明显这并非易事,多伦多和巴黎都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但北京以重量级的千均之势横扫莫斯科,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是一个明智、正确的决定,将奥林匹克精神进一步普及到了中国。”他接着说:“还有一件未完成的大事,那就是在非洲大陆举办奥运会。到那时,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就臻于完美了。”
萨翁的这番话,是在向世人传达他一贯主张的奥林匹克运动属于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他认为北京申奥成功是奥运史上的里程碑。他所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持,使他的一大宏愿在我国返回国际奥委会22年后开出了灿烂的花朵。那么,他对非洲良好的祝愿和对奥林匹克运动普及全球的追求也会有一天结出丰硕的果实。
2010年4月21日,传来了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不幸逝世的消息,引起了举世莫大的悲痛。我在此谨奉上小诗一首,以致悼念:
世纪巨擎兴奥运,叶落苍穹忆萨翁。
洞穿沧桑倾伟业,和平友谊架彩虹。
心系北京圆奥梦,弘扬理想建奇功。
仙鹤飘起任飞翔,萨翁精神永称雄!
-end-
文字 | 《老外交官散文选》
作者 | 汤铭新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老江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书屋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了解详情
倾听外交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查看大图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