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我的莫斯科情结

作者简介    

李德标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部干部，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外交官，中国前驻尼泊尔大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新中国成立。为培养外交干部，中央决定在一些大城市的大学里招收一批青年学生。

上海的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招录了100多名学生。当时，我在大夏大学（后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该校也有20多名学生经过笔试和面试被录取，我就是其中之一。

▲ 时任驻尼泊尔大使的李德标（右二）陪同前总理李鹏访问尼泊尔。

1949年7月，我们100多名学生乘火车浩浩荡荡开赴北京，首先是进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革大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对各大城市来的几百名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帮助我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前方急需懂英文的干部。革大的学生被分成两部分，一批赴朝鲜战场工作，另一批留下来学习俄语。

当时，中苏友好结盟，大批苏联专家帮助建设新中国，这就需要大量懂俄语的干部。为此，首都成立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又招收了几百名青年学习俄文。我在北京俄专学了两年俄语后，被派到莫斯科工作。

从“三进宫”到“四朝元老”

1952年11月，我们一行六人乘坐国际列车，咣当咣当七天七夜，终于到了莫斯科。虽然路途辛劳，但大家革命热情很高，一路欢笑，一路歌唱。到车站来迎接我们的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刘峥同志。从此，我就开始了在莫斯科的漫长岁月。

没有想到，11月20日踏进莫斯科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外交生涯。

▲ 1971年，刘新权大使（前排右3）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前排右2）递交国书后在克里姆林宫合影留念。后排右4为作者

我曾先后三次被派到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头次是1952-1962年，连续十年；第二次是1964-1966年，“文革”期间被调回；第三次是1970-1974年。所以，同事们称我为“三进宫”干部。

我曾在张闻天、刘晓、潘自力和刘新权四位驻苏联大使领导下工作，人们又因此戏称我是“四朝元老”。

我在莫斯科这块热土生活和工作了整整16个春秋。驻莫斯科使馆是座大学校，我在这里学习、成长，懂得了中央的外交政策，积累了对外工作经验，为一生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年，为了中苏友谊奋斗的日日夜夜，使我自然而然地与莫斯科、俄罗斯及俄罗斯朋友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莫斯科几乎像北京一样，在我心中重千斤。

▲ 1960年，刘少奇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左一)举行会谈。

在使馆的工作主要是给领导当翻译、做记录，并负责来访中央领导人的联络。中苏友好期间，中苏两党是兄弟党，时常互相交换情报、交流看法。

当时，每逢赫鲁晓夫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会谈和重大外交事件，苏共中央联络部总是通知我们使馆去中央党部做记录。我是联络员，每次带着笔和本把谈话原件抄回，再由使馆报回国内。

苏共中央内部重大事件，则由苏共中央把正式文件交使馆呈送中共中央。我党有关庐山会议的情况通报，也由使馆直接交给苏共中央。当时，我陪同张伟烈参赞将这一文件面交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

▲ 作者（左1）陪同钱其琛（右1）在驻苏联大使馆与外宾合影。

大使馆领导均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功臣，几乎都不懂俄文，我的任务是每天早晨8点开始在办公会议上读报。外交官特别是大使、参赞，一天不读报，对国际重大事件不了解，在对外会见或谈判时就金口难开。所以，每天读报是一项重要任务。

我觉得很幸运，领导把这个任务放在我的肩上，我虽然挑得实在是很累，但增长了实实在在的知识。

苏联塔斯社每天晚上9点发送给使馆三袋新闻资料，每次都有几百页，我当晚必须把这些新闻资料读完，把重要情况一条一条摘录下来，以备第二天办公会上读报。

每天早上6点，莫斯科中央电台发布新闻，我必须把新闻内容听完，记录在案，一并在办公会议上汇报。

如果晚上有外事活动，除了整理记录外，还必须把塔斯社资料读完，就要开夜车，第二天照样5点起床听新闻广播，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工作。

遇到星期日，人休息新闻不休息，我得分别到领导家里口头汇报。一年365天，已经记不起哪一天是我的休息日。

▲ 作者与戴秉国（左）在莫斯科合影

使馆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从食堂到办公室，再到宿舍，“三点一线”。我作为单身青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十年的青春年华。

人之常情，有时我也会感到寂寞、孤独甚至青春期的烦恼，但作为外交官，必须要有克服困难的耐力和战胜困难的能力。外交官的座右铭是：祖国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

一段动人的情缘

我在使馆工作期间，曾多次去外地出差访问华侨。有一个残疾的中国小伙子与俄罗斯姑娘相爱的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却。

故事发生在俄罗斯南方，顿河边上的一个小城——克拉斯诺达尔。这里是苏联著名《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的家乡。

城郊坐落着一幢小小的木屋，故事的女主人伊莉娜就生活在这座宁静的木屋里，她约二十七八岁。五官端正，谦和聪慧。

伊莉娜是一名技术工人，在一家市中心的钟表厂工作，该厂有四五百名职工。

她是一名苏共党员，由于刻苦耐劳，有才干，关心周围同事，所以深受广大职工爱戴，被选为工厂团委书记。工厂装配车间里，一张张小桌排列成行，每一小桌旁面对面坐两名工人。伊莉娜对面坐的是一名中国小伙子，年约三十来岁。

他叫张军，英俊健壮，目光炯炯有神。勤劳踏实，心灵手巧，是一名出色的好工人、好工匠。但可惜，他是一个残疾人，抗美援朝期间在前线受伤，左腿高位截肢，靠着两根拐杖支撑行走。他有一个亲戚住在克市。20世纪50年代末，他投奔姑母，来到克城工作。

张军和伊莉娜每天面对面坐着装配钟表。张军技高一筹，既懂原理，又懂操作，还经常帮助伊莉娜解决难题，深得她的欣赏。

天公作美，张军就住在伊莉娜家附近。苏联的残疾人都配备有代步车，每天下班，张军都顺便送伊莉娜回家，他们相互照顾。

伊莉娜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二战时为国捐躯。母亲是一名教员，母女相依为命。伊莉娜是荣誉家属，张军是荣誉军人，彼此有说不尽的话，日久天长，他们已难分难舍。

有一天，张军向伊莉娜表示爱意，话音未落，伊莉娜就一下扑过去紧紧拥抱张军，表示愿意终生做他的妻子。

好事多磨。按照当时苏共党内规定，党员结婚首先要得到党组织批准。60年代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交恶。

伊莉娜按照规定向工厂党委书记伊万诺夫提出结婚申请。伊万诺夫一听伊莉娜要嫁给中国人，立即火冒三丈，坚决反对。伊莉娜坚定不移，几次向党委书记申请，表明非张军不嫁，说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婚姻自由和政治没有关系。

伊万诺夫怒气冲天，说她鬼迷心窍，这么多俄罗斯小伙不找，非要嫁给一个残疾的中国人，并拍案宣称党组织永远不会批准。伊莉娜坚定地回答：“这样的党组织，我不需要。”伊万诺夫气急败坏，大声怒吼说要把她开除出党。

最后，双方摊牌，伊万诺夫说：“你要党证，还是要张军？”伊莉娜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张军！”并从口袋中掏出党证，往桌上一扔，头也不回，摔门而去。

伊莉娜回到车间，站上桌子，大声向车间工人宣布：“我要结婚了，我要嫁给张军，请你们祝福我吧！”车间工人均起立并高声欢呼：乌拉，乌拉……”

伊莉娜接着说：“伊万诺夫干涉我的婚姻自由，不让我嫁人，你们说对吗？”全体职工异口同声高喊：“不对！”

伊莉娜接着说：“伊万诺夫要开除我的党籍，你们说，公平吗？”全体高喊：“不公平！”伊莉娜说：“请大家再一次为我祝福吧！”“乌拉”声持续不断，职工群众为伊莉娜抱不平，场面十分动人。

伊莉娜勇敢地嫁给了张军。但理还是斗不过权，伊莉娜被迫放弃了党籍，辞去团委书记职务，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

▲ 2019年5月，李德标大使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同俄罗斯大使杰尼索夫合影。

慰问结束时，我代表使馆感谢伊莉娜母女对张军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伊莉娜含泪感谢使馆对他们的关心，依依不舍地和我们告别。

最后，伊莉娜还讲了几句非常感人的话：“请使馆同志们放心，张军是我永远的爱，我们会尽全力保护他、照顾他。张军如此可爱，用十个俄罗斯小伙子换一个张军，我也不换。”时间过去几十年，此情此景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再次祝福他们全家安康。

由于工作关系，后来我远离了莫斯科，但无论到哪里，我都一直关注心爱的俄罗斯并打听老朋友的情况，尤其是中俄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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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作者 | 李德标

图片 |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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