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成舍我（上）

口述者    

成幼殊 1946年起在上海、香港、广州当外勤记者。1953年初参加中国外交工作直至离休，曾先后外驻于新德里、纽约、哥本哈根等地。出版第诗集《幸存的一粟》，《成幼殊短诗选》，在81岁高龄时诗集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作为主要生活在20世纪的一个人，我当然是不同于19世纪或21世纪的了，但我所继承、所憧憬的，却也会溢于20世纪之外，即使并不那么自觉。”

成幼殊，民国著名报人成舍我次女，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南方日报》创建人之一、女外交官和大使夫人……无论身份如何流转，成幼殊依然是个诗人。

父亲历险办报

父亲前后从业近80年，秉承独立办报精神，出版过《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民生报》《立报》等报纸以及创办世新大学，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一人办三报的人，也可能是20世纪资历最深的新闻人之一。

父亲在距离94岁诞辰还有4个多月的时候去世。父亲是长寿的，但我相信他如果还活下去，仍能做更多事。1988年父亲又在台湾办《立报》，我曾函贺“生命从90岁开始”。直到93岁，他还看报纸大样。

父亲原名希箕，又名汉勋、访钦，后改用单名平，笔名“舍我”出自《孟子》“舍我其谁”一典。父亲原籍湖南湘乡，出生在南京，但在安徽安庆长大。所以有人说，他说话有怀宁口音。

我和父亲两代人都身逢战乱。我对父亲的记忆几乎总是和国难纠结在一起的。1924年4月，父亲以个人积蓄200元大洋为资本，独资创办了《世界晚报》。1925年2月，又创办世界“日报”。1925年10月，周刊型《世界画报》问世。短短一年半时间，日、晚、画三个“世界”诞生了，成为中国第一个较有规模的报系。

为了办报，父亲从军阀张宗昌手里死里逃生。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公开杀害，《世界日报》第二天即以“邵飘萍以身殉职”大字标题予以报道。

8月6日，《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被军阀张宗昌公开枪杀。8月7日深夜，父亲从报社回家不久，因张宗昌当夜要娶“新人”，没有立即枪决。

母亲杨璠找到他的拜把兄弟孙用时。孙用时领着我母亲，向他父亲孙宝琦求情。孙宝琦是大官僚，做过国务总理，是北方军政界“三元老”之一，以前对张宗昌有恩。

在著名报人张友鸾叔叔印象中，孙宝琦连找张宗昌两次。最后，张宝昌给了孙宝琦面子，下令将父亲送到孙宝琦府上，并要孙宝琦写一张“收到成舍我一名”的收条。这样，父亲才逃过一劫。

张友鸾叔叔曾回忆说，8月10日父亲回到报社，见到大家就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又谈到，被抓上了卡车，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了，只打算一颗子弹从后脑打进去，前脑穿出来。

然后他又和编辑部几个人说：“报继续出。现在韬光养晦，避避风。军阀总归要骂的；张宗昌胡作非为，是不会长的。”父亲办报的信念，没有因被捕而改变。

父亲获释一年后南下，在南京创办民国首都的首家民营报纸《民生报》。与父亲在一起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在南京《民生报》的木楼和院落里，父亲和我一起拍皮球。也是在这里，父亲因抨击汪精卫手下的贪官彭学沛而遭到拘捕、报社封门。

 ▲张友鸾

那是1934年5月，张友鸾叔叔任《民生报》总编辑时，有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成舍我第二任妻子萧宗让的姑父），给他修了一座私人住宅小洋房；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来计划一倍以上。

张友鸾叔叔听说彭学沛与父亲是亲戚，拿着稿件问父亲如何处理，一些亲友也劝说，但父亲毅然要求刊发。

他说：“既然确有其事，为什么不刊登！”

新闻一经发表，彭学沛就向法院控告“妨害名誉”。当时程沧波、端木恺、萧同兹、俞新武等人从中调停，要他登一个更正启事，彭学沛愿撤回诉讼。父亲因为证据确凿，也为了报社名誉，坚决拒绝了。

张友鸾回忆说：“后来法院提起公诉，他出庭答辩，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那天我也去旁听，原告彭学沛倒没有到。

这是行政院交办的案件，法院不能不买账，于是成舍我判处短期徒刑，但予缓期执行。这本是扯淡的事，成舍我还是不服，把写的万言答辩书登在报上，请求社会公评。彭学沛无法还手，就请行政院长汪精卫施用政治压力。”

最终，因为刊登了德国海通社一条新闻，他们以《民生报》“泄露军情”的罪名查封报社，并将父亲关押40多天。后经李石曾等人营救，父亲得以恢复自由。

汪精卫曾派人来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父亲回答说：“我成舍我可以一辈子当记者，你汪精卫却不能一辈子当行政院长。”

日寇投降后，父亲回到南京，在重新挂出《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从中山陵回城经过梅花山，见到许多人在“汪墓”前排队撒尿，这就是历史的裁决。

我虽然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短，但他给我的影响很大。

1937年秋冬，我们母女三人逃到武汉，后来父亲和我们会合，一起去香港。当时坊间盛传，成舍我戴了多少金条逃出北京，那真是笑话。父亲只身逃到武汉，一身风尘，能保全性命已是万幸。他为了不做汉奸，不对日本人卑躬屈膝，把多年创立的事业全抛下了。

他断言美日必战

父亲是慈父，也是严父。他以宽厚的胸怀对待子女，但不溺爱纵容。他在我们姐妹和弟弟身上都完全实行婚姻、事业、信仰三不干涉的原则。我自幼也没有遭受他的打骂。但有一件事我永远记得。

在南京《民生报》时期，一次，我把一盒火柴撒了一地，父亲叫我捡起来，我不听。父亲就用他的大手使劲握住我的手，厉声说：“捡起来。”我含着眼泪乖乖照办了，好像也由此开始懂得什么是纠正错误。

父亲爱好古诗文，他有时独自吟诵，我上小学时也就跟着学了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杨恽《报孙会宗书》，其中激愤的文句，如“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经他用自幼在安徽读书时的腔调诵咏起来，抑扬顿挫，荡人肺腑。

只是我当年还不懂得它和父亲的际遇相联。我还记得他所吟叹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诗句，虽然那时他已是报业巨子了。

他对我的作文则要求用白话，不要写得半文不白。我学英文也得益于父亲不少。我是在1938年初随家南下香港后才开始认识ABC的。

春节开学，我到教会办的英文女校上最低班。但学年已在前一年秋季开始，所以还是跟不上。父亲请当时帮他办报香港《立报》的吴范寰叔叔为我补课。父亲还教我要硬着头皮啃课本，不怕查字典，以后又带一些短篇的英文简报给我读。我知道这是他自己勤学的方法，他自学了英文和日文。

 ▲成舍我与家人合影

1942年秋，我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并依据考分免修一年级上学期的英语课。当时，母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第一年补习英语，第二年补习数学。这时，我已经按照父亲的样子翻破好几本字典，大体上从生字中钻了出来。而父亲则一直把我和姐姐稚璠（之凡）的成长归功于我们的母亲杨璠（致殊）。

我是1940年秋和母亲及姐姐离开香港到“孤岛”上海的，当时离港是依据父亲对形势的分析。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美日之间不会开战，因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在众说纷纭之中，父亲断言美日必战。病弱的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女儿既不宜留港，又经不住去抗战后方的跋涉，因此只有去上海。

果然，太平洋战争在一年后爆发。虽然当时父亲正好不在香港而得以身免，但他的香港《立报》和家业又一次荡然无存。我年幼的弟弟思危和更小的妹妹们，以及他们的母亲萧宗让女士，后来才辗转逃出，和父亲在桂林会合。

父亲是忙碌的报人。小时候与父亲在一起的事情，还是从大我十多岁的表哥那里知道的。

我五六岁的时候，和姐姐在家学唱当年走红的明月歌舞团的歌曲，把“空枝树，不开花，北风吹夕阳西下……”的后四个字唱成了“西呀西呀”。

父亲听到，就敲着玻璃窗说：“小东西，什么‘西呀西呀’，是‘夕阳西下’啊。”我表哥在说这事的时候，还学我父亲的样子，曲起右手食指做出敲窗的样子，我就觉得依稀听到了父亲“笃笃”的敲窗声。

父亲文思敏捷，用张友鸾叔叔的话说就是——“摇笔即来” “落笔如风”。但这也是父亲顾不得讲究书法的原因之一。

听母亲说，在他俩因“性格不合”而仳离以前，不少文书是由她抄正的。但父亲并不甘心于书法欠佳，总是揣摩改进。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父亲作为参加受降礼的记者之一，于9月自重庆飞抵南京，并到上海接回了曾经被日伪占领的上海《立报》。他自己用毛笔竖写了“立报”两个大字贴在大门玻璃上。我母亲看到了，曾感慨地对我说：“你爸爸真是努力好学，他现在的字写得这么好了。”

父亲让我帮他清点上海《立报》的财产。他很快返回北平，集中精力恢复《世界日报》系列和世界新闻学校，而放弃了上海的《立报》。虽然，他仍不时因事来上海。   

1946年冬，父亲欣慰地看到我已由朋友介绍入上海《新民晚报》当外勤记者，就在他的老朋友邓季惺女士手下工作。他曾让我为《世界日报》写通讯，并且告诉我不仅要能写，还应该能编、会经营、懂编印……成为新闻事业的全才。

但女儿毕竟不是爸爸，1940年代也不是1920年代了。虽然从那时起我先后在香港和广州过了六七年的记者生涯，但终于没有如父亲所期望的在这条路上发展下去，然而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和关注……

未完待续……

文│成幼殊 / 口述

周海滨（文史学者） / 整理 

图片 | 《同舟共进》、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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