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午夜电话，开启了我的外交生涯

1959年10月18日的午夜，我在上海的家中正准备睡觉，市委组织部部长黄庆熙打来电话，一开头他就说：“老曾，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希望你不要紧张。”

我感到有点诧异，半夜找我，有什么急事呢？我对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紧张过啊，有什么事直接说吧。”这位同志是个慢条斯理的人，不慌不忙道：“中央决定调你去做外交工作。”

“到哪里去？”我问。

1960年7月，曾涛（右三）与切·格瓦拉（右二）在一起。

他答：“是调去古巴任外交代表，但因为古巴还有国民党大使馆，所以暂时用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义去。”

我问他：“这是正式的通知吗？”

他说：“通知国庆节前就来啦，因为你正忙着筹备国庆节的庆祝活动，没有告诉你。现在活动已经结束，接待外宾的任务已差不多完成了，市委书记处要我通知你。”

放下电话，我猛然想起在向市委汇报接待外宾情况时，特别谈到了古巴人民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上海时，对上海解放初期如何克服困难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问题提得很多，对我们的介绍也很满意。市委书记们议论，古巴这个国家靠在美国旁边，要稳住、要建设，真不容易啊！

散会时，我同陈丕显书记走在一起，他对我说：“古巴的革命成功真不容易啊！你陪古巴代表团可不要陪到古巴去噢！”我笑着说：“那怎么会。”实际上，他早就知道要调我去古巴了。

接到电话后，我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无法干外交工作，因为一不会外文，二没有经验，而且远在地球的另一边，来去多么不方便，我怎能去担这副重担呢？最后我下定决心，向组织上请求免调。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40岁出头的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第二天上午，我去见柯庆施同志，告诉他黄庆熙同志同我谈的内容和我的想法，问他能不能请求免调。柯很爽直地告诉我：“我同市委常委们商量过免调的问题，但中央组织部安部长说，他们经过研究，而且同好几个选择的对象做过比较，还是决定调你去，你想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我想自己去中央组织部要求免调，他说：“你要去谈恐怕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我说：“我去试试看吧！”

朱黎青（摄于1993年）

（图片来源：《女外交官》）

之后我到杭州去接在那里养病的妻子朱黎青，与她说明缘由后便一同前往北京。

到京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安排我们入住北京饭店。建国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

第二天，我的好朋友，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调中宣部工作的姚臻同志到北京饭店看我。他把中央要调人去古巴的经过告诉了我。

他率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古巴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向他提出，古巴目前还不能同台湾断交，但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派出一位负责干部先去古巴进行各方面的联系工作，在他们赶走国民党“大使”之后，水到渠成，就可以在那里建立中国大使馆了。

他回来汇报后，中央很重视，并且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在报告上批了“派一位公使去”。他对我说：“你去组织部也没用，因为中央已经决定了。”他竭力劝我去，并说：“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1960年夏，曾涛（左一）、朱黎青（左四）与古巴武装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左二）在“格拉玛”游艇上。

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同志请我吃饭，我又把我的想法说了一遍。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相信你去后是会干好的。”

到京后的第三天，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李楚理两位副部长一起接见我，他们先讲了全国的大好形势，把我国十年来的主要成绩讲了一番。告诉我：“国庆十周年，各国来的代表团很多，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友好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也来了，说明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扩大了，我国外交工作的任务更加繁重，中央调你去古巴，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好。”

我谈了自己的顾虑：“我不懂外语又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还是到和我国没有正式建交的国家独立地开展外交工作，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我非常诚恳地希望组织部考虑我的意见，如果一定要派我出去工作，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让我到一个比较近的有使馆的国家去锻炼一段时间，然后再到古巴去。”

两位部长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都点头表示理解我的心情。

帅大姐突然笑着问我：“什么叫经验？”

我说：“据我理解，简单来说，经验是实践的总结和提高。”

他们二位听了之后都笑了。帅大姐说：“对啊！经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干出来的，只要去干了就会有经验。何况你在上海当秘书是兼外办副主任的，经常接触外事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现在没有去，怎么知道你就不能完成任务呢？我们详细地了解了你二十几年来的工作，是完全有条件接受这个任务的，去那里进行实践以后，也一定会有新的经验。”她这么一说，我就没有理由再提什么意见了，心想“我这个20多年的老党员，总不能不服从组织决定吧！”，于是决定去试一试，闯一闯。

从北京回上海后，还没来得及办理移交手续，柯庆施同志便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负责中央来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的接待工作。就这样，我又紧张地工作了三个星期。

出席中央会议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苏中地区工作时的老上级。他知道我要去古巴工作后，热情地邀请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去福建过春节。他说：“你要去古巴工作，那里的气候、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加工业同福建省非常相似，你至今还没有到过南方，不了解南方的情况，你先去了解一下福建沿海情况，对你去古巴工作肯定会有帮助。”他讲得很有说服力，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我从来没有到过南方，在福建省看到的一切都很新鲜，特别是甘蔗送到制糖厂去加工成糖的整个过程我是第一次见到。榨糖后的渣子可以造纸，或者代替煤作为燃料，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知识。福建的风土人情同江浙一带有些不同，而古巴的侨民有不少是广东和福建人，我到侨眷家中了解他们同国外亲友的联系情况。

陪同我去各地参观的是福建省委秘书长谢镇军同志，他和我在苏中地区一起工作过好几年。老战友相聚总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里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南方各方面的情况，深感福建之行对我的帮助。后来到了古巴，在农村参观时，看到古巴农民生产的农作物同福建大体相同，更觉叶飞同志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春节过后，我们回到上海开始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离开上海前，许多同志主动热情地来帮助我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其中有的解放前在上海“租界”和西方人打过交道，对西方人的生活习惯有所了解。他们建议我该做几套西装，还有建议做燕尾服的，我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也做了西装和夹大衣。到古巴后西装基本用不上，一则古巴天气热，穿件两用衫就可以了，二则古巴人从上到下不是穿军装就是穿短袖，穿着比较随便，我也就不必西装革履的太讲究了。

有的同志劝我学交谊舞，说交际场合跳舞是经常的事，并且热心地组织些会跳舞的同志来教我和妻子朱黎青，我始终没学会，她也只学会了点基本步法。还有不少朋友请我们吃西餐，教我们怎么用刀叉、怎么喝汤等，虽然到古巴后因为古巴人吃饭比较随便，没有那么多礼节，故而没有完全用上，但对我以后去其他国家做大使还是有帮助的。

1995年，曾涛与夫人朱黎青在一起

1960年2月，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外交部很关心，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小四合院，而且配备有常用的家具。上海的同志也很热情，派人帮我收拾行李，还一直护送到北京。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具，所以搬家还是比较方便的。

生活上安排就绪容易，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复杂多了。首先要向有关部门学习，在外交部除了部党委召开会议讨论工作任务和政策外，还要向礼宾司、美大司、研究室等有关部门请教。同志们都积极认真地和我谈我所关心的问题。新华社是我学习的重点单位，因为我对外是新华社古巴分社的社长，应该了解新华社的情况和业务。

1959年3月，新华社就已经派了孔迈和庞炳庵两位同志常驻哈瓦那。社长吴冷西、副社长朱穆之、邓岗向我介绍了很多情况，讲述了有关新闻业务的知识。石少华同志教我使用照相机，还帮我配备了必要的摄影器材，他们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此外，对外文委、侨委等单位我也去请教过，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都很热情地向我谈情况，并希望我去后关心他们管辖范围的工作。

1960年10月1日，菲尔德·卡斯特罗（前排中）、切·格瓦拉（左二）的等出席我方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与曾涛夫妇合影。

古巴是我国政府在拉丁美洲派常驻代表的第一个国家，对于去这样一个革命刚成功的国家开展工作，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非常关心。周总理确定3月11日召开会议研究去古巴的工作方针。

在去周总理处之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召集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等有关部门一起讨论去古巴工作的方针、领导关系等，提出了初步意见。

谈到通讯联络问题时，外办廖承志、张彦两位副主任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意见是，古巴远离祖国，古与美关系紧张，公开电讯却又必须通过美国，新华分社的报道可以通过公开电路，但是有关两党、两国内部的联系，必须有自己的密码传送，因而应该让我带机要员和密码去。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新华社在外面不是一个，外国驻中国的通讯社也不是一个，古巴分社如果发密码电报，其他国家驻北京的记者也要求发密码电报，那就不好办了。”最终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964年1月，周恩来和曾涛在一起

1960年3月11日下午，与会人员到达中南海西华厅，向周总理汇报去古巴工作讨论情况，在明确了我的工作任务后，周总理强调指出：“古巴革命胜利，对拉丁美洲以至世界的影响深远，我们要继续支持古巴的革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美帝主义岂能容忍隔海相望的古巴成为革命的国家，他一定会用各种手段对付古巴。去后要相机向古巴领导人进言，希望他们提高警惕，善于运用策略，积极巩固自己，随时准备应付美帝的挑衅。”

会议明确了古巴分社由外交部、新华社双重领导，涉外工作由外交部负责，国务院各部委须委托分社办理的事项统由外交部归口，新闻业务由新华社负责。

关于通讯联络的问题，上次会议上不同意见的双方仍然各持己见。周总理和陈副总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沉思了一会儿，陈毅同志站起来有点激动地说：“曾涛，你打了那么多年游击，现在还怕打游击吗？”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你什么也不带，带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好了，大不了你跟着古巴人上山打游击去，我相信你是应付得了的。”

陈毅同志是我在苏中、上海工作时的老领导，我对他非常钦佩和尊重，觉得他的话是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马上站起来说：“坚决服从。”周总理也微笑的向我点了点头。参会的同志们也就不再争论了。

就这样，我带着重过游击生活的思想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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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外交生涯十七年》

作者 | 曾涛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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