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 童年在山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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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profile   

冀朝铸 著名外交家，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历任中国驻斐济群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基巴斯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2020年4月29日下午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父亲本来已决定到邻近的陕北参加一年前刚完成长征的红军，但后来因得知我大哥朝鼎要在次年（1938年）从美国回国，于是决定先到汉口等大哥。

1937年夏末全家乘火车到达汉口，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当地入学。一进校门，我马上就意识到情况和在老家时大不一样，到学校时，并没有老师笑脸相迎。我走进教室到书桌后坐下，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不过班上的一个小霸王很快就决定要教训我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厉害。下课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把拳头在我鼻子前晃来晃去。幸而他穿的裤子太大了，他必须不断地用两只手提以防裤子掉下来，这就给了我逃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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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右一）儿童时代在汉口同父母、四哥朝里（中）、小妹妹青（左一）合影。（图片来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我们到汉口几个月后，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杀害，无数中国妇女被强奸后又被刺刀刺死。当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个个义愤填膺，那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紧接着日本飞机又加紧了对汉口的轰炸，但因为我们住在法租界，日本当时同法国尚未开战，法租界就等于是法国的领土，因此相对来讲还算安全。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站在房屋外面的马路上看日本飞机轰炸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还击。忽然听到一阵欢呼，我们赶快抬头看，原来一架日本鬼子的飞机被击中，冒着黑烟掉了下来，我们也跟着欢呼起来。

祖父也跟着我们一起从汾阳到了汉口，几个月后因病去世了，享年84岁。父亲后来告诉我说，祖父一生住在山西乡下，无法适应汉口法租界的生活方式，饮食也不习惯，所以一到汉口就感到身体不适。我想祖父去世虽然和水土不服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老人眼看自己的家园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老百姓惨遭不幸，生灵涂炭，忧国忧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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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同祖父冀玉清、祖母、继母、大哥朝鼎、二哥朝彝、大姐慧青等在山西汾阳县建昌村祖父家。（图片来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祖父去世后，许多权贵到我们家吊唁，这说明父亲当时在汉口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南京陷落后，汉口是临时首都。有几个官员告诉父亲说，蒋委员长想请他做司法部副部长，但父亲拒绝了。大概父亲那时已经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气愤。

此后不久，我大哥朝鼎就回国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大哥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比我大26岁，他和我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在家时，也常常同母亲在一起庆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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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北京清华学堂清华甲子级同学毕业合影，（坐左一）梅汝璈、（坐右一）章友江，站一排（左一）冀朝鼎、（左四）施滉、（左五）胡敦元，倒数第二排（右五）徐永瑛。（图片来源：月池熊家人）

我出生前几年大哥就离家了，他13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岁就和同学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16岁时他积极地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在1924年去美国深造以前，还同当时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有过一次长谈。李大钊鼓励他去美国学习，要他多学习对建设新中国有用的知识。后来大哥在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于1927年在比利时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冀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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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在美国读书时学的是法律，入党后改学经济。他曾接受党的任务到莫斯科，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周恩来当英文翻译，所以周恩来对他很早就非常了解。大哥那时已经同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结婚，并有了孩子，她是大哥去欧洲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在船上认识的，名叫海莉，出生成长在纽约，她的父母都是东欧移民。

大哥朝鼎那次回国，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当时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让我头一次尝到了冰激凌和黄油。这两样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最爱吃的，当然我现在知道年纪大了不应该吃太多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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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左二)（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还记得大哥那时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跟父亲谈话，后来才知道，他和父亲主要是谈去延安根据地的事情。

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大哥把我带到长江边上。我看见一架水上飞机停在码头，他和飞机驾驶员咕噜了一阵，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同驾驶员讲的是英文。

几天后，我们全家就把行李收拾好，坐着水上飞机飞往重庆。飞行途中，飞行员告诉我们有几架日本飞机尾随我们。我们赶紧在长江上降落，都跑到了岸上，藏在一个坟地的灌木丛中，在坟墓旁平平地躺下，一直到日本飞机飞走，好在最后安全抵达重庆。

一到重庆，父亲和大哥就着手准备去延安，而且开始安排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见面。可惜大哥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做手术，所以我们就误了去延安的车队，而且需要等很久才会再有一次去延安的机会。如果我们单独去延安，就会特别危险。当时，周恩来找父亲和大哥朝鼎，向他们提出，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全家都去美国。

周恩来

NO.2

周恩来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在美国工作，做加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许会对中国革命更有用。当时我们家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条件，就是大哥对美国相当了解，他的英文非常好；父亲对日本相当了解，日文非常好，而且英文也不错。那时汉口也被日军攻占，重庆变成了战时首都。父亲认识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多教育和法律部门的高级官员，所以我们一家办护照都比较容易。

一切都安排好后，父母、大哥朝鼎、四哥朝理、我及小妹妹青就动身去了美国。家人中还在北平读书的三哥朝辅、已结婚的大姐慧青以及在绥远念大学的二哥朝彝未能同行。

我们先从重庆乘飞机到昆明。这是我第二次坐飞机，但还是很兴奋。和上次从汉口到重庆不同的是，这一次飞行不是太稳定，因为飞机很小，又要经过很多山岭，所以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因为那时飞机上还没有安全带，我玩得很高兴，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可是母亲、四哥和小妹都晕机，所以他们感觉很不好。

之后我们坐汽车、火车和轮船从昆明、西贡到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坐英国轮船横渡印度洋和地中海到法国马赛，走了大约一个月，最后再从法国的一个海口城市瑟堡远渡大西洋到纽约。父亲、大哥和我一路上都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在船上吃了很多好吃的，喝了很多汽水，天天像过节一样，可母亲、四哥和小妹又因为晕船，所以过得很不愉快。

在巴黎我们住了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全家在巴黎有两大发现：一个是法国饭，尤其是法国的美味羊角面包（邓小平也很爱吃）和法国的巧克力特别好吃；还有一个是巴黎的女士年轻时差不多个个都很漂亮，但等她们到了35岁后就会发胖，当然也就不漂亮了。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强，对新奇的东西一直有很强的求知欲，这种好奇心一直跟随了我一辈子。巴黎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奇异的世界，我那时才9岁，刚从中国偏远的内地来，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西方世界。

有一天，我们全家散步的时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缭乱，看了一会儿后就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和家人走丢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要放声大哭，也就是那次我意识到，在国外全家最重要的人是我大哥朝鼎，所以我拼命大声喊叫大哥。大哥朝鼎当时已经是很紧张地在找他的小弟弟了，一听到我叫就赶紧跑了过来。看到我后，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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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左一）与家人们，（中间）黄爱莲（图片来源：这才是战争）

1939年2月2日，我们的船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港，大嫂海莉带着孩子们来接我们。我还记得大哥朝鼎非常高兴地挥手大叫他大儿子的英文名字——埃米勒！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在美一待就是11年半，这期间，我小学毕了业，又上了中学，还上了两年大学。

现在回想起去美国的这段往事，我也时常感慨，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改变和决定的，如果当时大哥没有生病，我跟着父母和大哥去了延安而不是美国，我如今很可能就是延安的“三八式”老革命、老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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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口述 | 冀朝铸   采访整理 | 苏为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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