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临时信使——新德里之行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外交信使是个特殊的职业，他的任务是递送外交文件。各国的外交信使都是专业队伍，成员经过严格的挑选。不仅需政治上可靠，还要身体强壮，通晓外语，以便胜任在国外的环境中，独立行动，长途跋涉，接送机密文件的重任。按照国际惯例，外交信使携带的邮袋不受检查。

通常，信使都是按照固定的路线运转。由首都出发，前往某一地区的有关驻外使馆分送文件，然后将各个使馆的文件带回本国。50年代，我国一度改变做法，在世界各地区确定若干个中心站，由专业信使在它们和北京间运送文件，而该地区的各个其他使馆则派人去中心站接送文件。那时，我恰好在阿富汗工作，蜀中无大将，这任务便暂时落在了我身上。

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外交邮袋，深绿色的帆布袋，下底平宽，上方收口，袋口有小眼，可以穿绳。封口时，将绳打扣，把绳头穿过一个特制的扁圆、中空的铅子，最后用一把长臂钳把铅子压平。除非将绳剪断，或是将铅子毁掉，不然无法打开邮袋。

看着机要员把文件等装进邮袋，然后铅封。我把邮袋掂了掂，大概有10斤重。为什么这么重？其中大部分为私人信件。那个年代，斗争尖锐，外交人员的个人历史、亲友关系、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志趣习性都在保密之列。为防止通过邮寄泄密，驻外使馆人员的个人信件也一律由信使递送。

信使都是二人同行，以便相互照顾。例如，旅行途中一人休息，另一人看管邮袋。从阿富汗到新德里，路途短，且飞机直达，因此仅我一人行走。

从喀布尔起飞，约1小时就抵达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旅客在那里办理进入印境的手续，飞机也要加油和检修。

我手提外交邮袋，随其他旅客走出舱门，站在舷梯上，不由自主地环视陌生的环境。舱外空气清新，凉风吹来，浑身舒爽。举目远眺，开阔的机场四周，高大的白桦环抱，随风摇曳。真是个气候宜人、风光绮丽、名不虚传的好地方，但我脚刚一着地，一名穿着制服的年轻的机场服务员便走上前来，双手合十作了个揖，接着便来夺我手中的邮袋。我知道他的好意，是想来替我拿行李。我哪里肯放手，邮袋便在两人手中相持了一会儿。那名服务员见我实在坚持自提，心里一定在骂“这个日本人（在那个世界角落里，我们经常被当做日本人）真小气，舍不得给小费”，就去接别人的行李了。

外交邮袋有标志，他当然没有注意，很可能也不懂，对于信使来说，旅行中邮袋是须臾不能离手的。据说，英国信使的邮袋是个小铁盒，用链子锁在手腕上，晚上和枕共寝。一个小小的考验，我没有因情面而使邮袋“失控”。

到了新德里，步出候机大厅，我四处张望，却不见一个中国人的面孔。我心里有点着慌。已通知驻印使馆来接，怎么变了？再说，我身无分文，也无使馆地址，如何进城？幸好还记得使馆大院的英文名字（原是当地一座著名的私人住宅），便雇了出租车，自行前往。

出了机场，方感到酷热难耐。那天，地面气温不下40度。新德里的出租车都是英国制的奥斯汀小车，式样古老，那个年代更没有空调。车一开动，就感到热浪冲过车窗扑面而来，好似要把皮肤烤焦。我赶紧把玻璃摇起，虽然闷热，也好受许多。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到了使馆，受到上宾的接待。每日三餐，都是同使馆政务参赞符浩同桌。一般，信使在外，都受到高于使馆人员的生活接待。这是由于他们出差时风尘仆仆，连续作战，高空飞行，体力消耗较多。我是短途旅行，实不应有特殊待遇。

今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庭院

从北京来的信使尚未抵达，我只好稍等几天。逗留期间，最难适应的是当地气候。使馆的院子很大，树木繁密，花草迷人，但未能吸引我。白天，我躲在屋子里看书读报，消磨时光。下午4时以后，阳光不那么逼人，才敢溜出来走走。不光是我怕热，连鱼池里的金鱼也都躲在荷叶下避光。似乎在酷热之下，一切生物都变得昏沉沉的。连天花板的双叶吊扇也是一天24小时无精打采地慢慢转动。只有游泳池里人声嘈杂，生气勃勃，嬉水的馆员、家属、留学生在喧闹，我不甘寂寞，借了个救生圈也下池漂游，解暑去了。

2020年竣工的驻印度大使馆改扩建馆舍

天气再热，也挡不住我想看看新德里——一个大国和友好邻邦的首都的热切愿望。我向使馆要了部车，就动身了。50年代，出国的人员不多，使馆为过往的客人提供参观游览的方便是不成文的规矩，尤其对信使，更有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情况的义务。许多信使也有意识地借“周游列国”之机，熟悉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国通”。也不乏有心人，所到之处注意收集当地钱币、邮票，日积月累，成为令人羡慕的收藏家。

德里门——新德里和旧德里的分界线

我最大的兴趣是对新、旧德里做个对比。

我从使馆出发，汽车走在新区的林荫大道上，整齐的街道，漂亮的房屋，别致的花园，穿着体面的行人，予人深刻的印象。路过建于环岛上，雄伟壮观，酷似巴黎凯旋门的独立纪念碑时，我更是目不转睛地向它行了注目礼，对印度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钦佩。

旧德里

车子进入旧市区，面目全非。窄小的街道、破旧的房屋、肮脏的环境、衣衫褴褛的百姓，形成强烈的对比。

走在德里的街上，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遍地游荡的“神牛”。这印度神牛，体型消瘦，长着细长的角，全身呈白色，所到之处，不论是人行道还是马路中央，只要他在那里一躺，行人、车马便需绕行。印度人对于牛的崇敬真可谓到了极点。但令人不解，印度的制革业也很发达。印度人不吃牛肉，但穿牛皮皮鞋，束牛皮腰带。做了市场调查，第二次到印时，买了一个物美价廉的纯牛皮软皮衣箱。

另一奇特现象是自行车之多。这一点和中国相似。在国内，骑车不能带人，而印度却似不在此限。我不止一次见到一车四人的现象。蹬车者当然是一家之主的男子，车杠上放了个小孩，后架上侧坐着女主人，手里还抱了个小不点。

很希望在街上能见到举世闻名的印度玩蛇人。据说，眼镜蛇可随主人的笛声翩跹起舞。可惜我没有这个机遇。街上拍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一个小杂货铺，门上有一幅可口可乐的铁皮广告。那个年代，可口可乐似乎就是美国商业扩张和文化侵略的象征。

印度红堡

第二天参观了新德里的“故宫博物院”——红堡。一进红堡，就被一名印度青年缠住了。他非当我的向导不可。我想独自走走，不愿有生人相陪或相随。再说，那个年代，中国外交官的收入低微，有点小钱也是用来买纪念品，哪里舍得花在导游上。因此，谢绝了他的盛意。红堡别有风格，小巧玲珑、雍容华贵的花岗石宫殿林立，拱门尤其雕刻精美、形态各异。拍了不少照片，留下珍贵的记忆。

印度红堡

新德里究竟是客地，不能久留。北京的信使到后，我就该打道回府了。回去时，邮袋的分量加重了，主要还是私人信件较多。但我还是乐于替大家效劳，因为我也有过“家书抵万金”的深切体会。远在世界的天涯海角，对父母、子女、爱人、亲朋的来信，往往是望眼欲穿。这正是信使所到之处备受群众欢迎，文件还未交接，门外已多人等候领取各单位私信的缘由。80年代后期，随形势和认识的发展，使馆人员的私信一律改为邮寄，信使同使馆群众之间的“天然联系”也就中断了。

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日新月异。国际直拨电话、电传、传真现都已普及，信使带信的方式也起了变化，但信使的作用并未终结。除保密考虑外，重要文件、契约、照会、信函等的原件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空白未用的护照、证件等也不能因邮寄而遗失。这些都需由信使或专人携带。有时，某些特殊物品的运送也得由信使代劳。

我当临时外交信使，严格地讲应属逢场作戏，但仅有的少数机会，使我对这特殊行业也有了一鳞半爪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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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苦甜的鸡尾酒》

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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