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一）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写在前面的话
2019年是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建立50周年。曾经在干校生活过的外交部的子弟子女，有几拨先后回访干校旧址。之前，也有数拨孩子们回访过干校。特写此文，讲述当年五七干校的人和事。
我觉得写五七干校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因为年代已久，保不齐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保证真实。本来打算写一本描写干校全景的书，有点儿难度。索性自己一段一段地写，目的是把当年五七干校的事给写下来，让人知道当年的五七干校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
我们这些当年十几岁的孩子现在都已是退休年龄的人了，五十年过去了，我们是最后一批能把五七干校真实情况记录下来的亲历人了。把五七干校的事情写下来，不光光是个人的兴趣，也是有一种使命感的催促，为以后研究五七干校的人提供一些素材。也许我写的东西浅薄，但会有用。
既然是开篇，就得有点儿介绍的话。
背 景介绍
2019年是湖南茶陵虎踞山外交部五七干校成立50周年的日子。1969年11月11日，1700多干部家属离开北京，前往湖南。
1969年按说应该是“文革”的收尾之年，该打倒的都打倒了，造反派有的完蛋，有的掌权，不再天天公开打架了，闹事的学生们也都赶到农村“大有作为”去了。年初在珍宝岛跟“老毛子”干了一家伙，没吃什么亏。全国的视线被转到仇恨“老毛子”头上去了。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6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将入侵的苏军逐出珍宝岛。
5月份中共九大召开，人事大改组，定局了，好多人也就不再有什么想法了，跟着九大的方针走吧。
人民群众响应中央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主席他老人家要和苏联人顶着干，全国人民都跟着，绝无二心。老人家说“备战备荒为人民”，全国都军训，储粮；老人家说“深挖洞，广积粮”，全国都挖防空洞。特别是北方城市，连每一所小学都挖了防空洞，防止苏军突然从空中轰炸。
1969年《人民画报》中的中共九大
九大开完全国喜洋洋。没几个月就变了，要和苏联打仗了。接着林副主席的“一号通令”又下来了，要求赶紧疏散。上面有令，下面积极响应。
外交部是个啥情况呢？
1949-1969年这20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40多个，主要分布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约10个；亚洲周边国家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美洲有一个卡斯特罗的古巴。
因为“文革”之故，除阿联（埃及）外，所有的大使参赞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外交基本处于停顿休眠的状态。毛主席“世界革命”的理论咱们自己信，外国不信。
从国家政府部委的排名上看，国防部是第一大部。其实国防部就是一个对外的空架子，指挥军队是军委的事，连北京各机关的干部们都不知道国防部在什么地方（北海公园西边，中央各部中唯一没有挂牌子的部）。
外交部则经过20年的发展，国外国内两摊子已有约3500多名在册干部。能来外交部工作的干部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出色可靠的优秀人才。
“文革”的号角响遍祖国大地的每一角落时，姚登山回来了，成为外交部的旗帜。
姚登山
周总理派原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姚登山去印尼当临时代办，此人事安排绝非偶然。姚登山不同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外交干部，他是真正山沟里打仗出来的土八路，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干过仗，文化程度不算高，由于多年来独挑大梁，遇事办法多。姚登山是1950年被选入武官训练班而进入外交部的，紧接着派往驻丹麦使馆任一秘，去印尼使馆前在三个国家任过参赞，任过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办事胆大心细，而且有一副强壮的好体格。再多说一句，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血脉沿革，姚登山还是”雷锋团”的第一任团长。
1965年，印尼与中国关系恶化，滑到断交的边缘。苏加诺下台，军人苏哈托执政，大规模迫害华人。使馆需要一个打过仗、能够处理危机和应变能力强的人。1966年4月，大使姚仲明在参赞姚登山到任后就被召回了，留姚登山作为临时代办驻守。姚登山是十一级的中层干部，被周总理选中临危受命。
1967年印尼军警和暴徒冲击中国使馆，姚登山临危不惧，一声令下，带着馆员在使馆院子里捍卫中国国旗，因寡不敌众，被疯狂袭击使馆的暴徒打伤。馆员赵小寿被枪击中，受重伤。当时外交部还真没几个能做出姚登山这样能够载入外交史册壮举的人。外交官特别需要有这种为祖国荣誉敢拼命的“姚登山精神”。
“红色战士”姚登山在北京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
姚登山回来后，周总理接机，毛主席接见合影。那张无出其右的照片——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臂挎毛主席，右臂挎江青，林副主席、周总理在场的镜头，成为中国政治历史的绝版。这个无人能及的荣誉有点儿冒了。
姚登山与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康生、江青等合影
姚登山被封为“红色外交战士”，当仁不让地被推为外交部的1号人物。打倒陈、姬、乔的口号是外交部运动主要焦点。外事工作停顿，驻外使馆就剩下看摊儿的了，四分之三的干部都分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
准备工作
从外交部下达给个人的通知到启程离开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不问理由，老弱病残“一锅儿端”。军代表上门亲自落实，不接受任何理由，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
记得来我家的军代表是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多岁，女的二十多岁，戴着棉帽子，穿老式的人字呢军装。他们挨家检查落实下干校的准备情况，说起话来有点儿趾高气昂。意思就是赶紧准备，告知外交部搬运多余的东西（主要是家具）的卡车何时到你们楼下；一周后销户口，转粮食关系，退住房；家里的东西能带走就带走，带不走的可寄存在外交部老部暂时不用的建筑里，具体讲就是1949年11月外交部建部时的主建筑——老部东楼。
部里通知是做好长期下去、不再回北京的思想准备，有个人家庭困难自己解决。上有80岁老母，下有吃奶的婴儿，您得自己兜着，国家的命令必须执行。那时的人们思想觉悟高，没见着谁要死要活地赖着不走。离开北京的干部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来、何时回来。
外交部里夫妻双双的干部特别多。两口子都走后，北京就没家了，那些上山下乡到山西陕西和东北内蒙云南的子女在北京连落脚之地也没有了。我们家兄弟五个分散到天南海北：大哥从张家口军外毕业，分配到西藏军队里工作；二哥、三哥在山西插队；四哥在陕西插队。
好在几个插队的哥哥回来帮忙，哥几个动手收拾没什么大问题。家具基本都是公家发的，自家的家具就是红木桌子、椅子，60年代初我爸花200多块钱买的，还有几只大木箱子，用草绳子捆巴捆巴就成了。
难办的是家里有一紫藤的摇摇椅，是我爸的老战友孙正叔叔送的。孙正叔叔60年代在越南任中国援越指挥部的政委，少将军衔，离任时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送了一把越南的工艺品紫藤摇摇椅。摇摇椅的扶柄上用中文刻着“武元甲赠送”的字呢。我爸再三考虑，决定把摇摇椅退还给孙家。
看上去挺容易的一件事，办起来却不容易。孙正叔叔从越南回来后任47军政委。全国闻名的英雄欧阳海就是孙正叔叔发现、树立起来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调身在广州的陶铸进北京，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陶铸想带几个人作为助手进京，选中了准备提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孙正。孙正叔叔自1937年底就跟我爸认识，两人一起参加的伹徕山起义，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孙正”也是我爸帮着起的。
孙正
抗日后孙正到东北任七师的政委。山东七师是林彪手下顶头的主力，打大仗无数。他一直在主力部队任职，1961年晋升少将。陶铸非要带他进京，他不得已脱下军装，退出现役，到北京工作了，任中共中央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兼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住红霞公寓，后来被派到卫生部当党委代书记、革委会代主任。卫生部是“文革”的重灾区，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单位，不好搞。
陶铸
“文革”不久陶铸倒台，孙正叔叔也被揪斗，还挨了打。孙正叔叔是军人出身，也没有做京官的经验。“保存生命，消灭敌人”是军人的第一生存原则。他趁揪斗者不备，偷偷地跑了，没敢回家，直接到我家来避难了。
这是1967年春夏之交的事情。我爸一看老战友受难，二话没说，把孙正叔叔给藏起来了。说来也巧，外交部正让我家搬房子，原来在10号楼居住两套四间住房，搬到新盖的13号楼三间一套的房子去，钥匙什么都给了，水电已通，唯独煤气没有接通，无法进住。我家就搬了一些家具，让孙正叔叔暂避风头。
我们几个孩子每天去新家那边送饭和开水。我爸让我们兄弟去东单买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出的小报，每天一大摞给孙正叔叔送去，以了解局势发展。我每次去都小心翼翼，生怕被人发现，弄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我爸白天得上班，晚上就和孙正叔叔一起“密谋”如何脱险。
“文革”大字报
“文革”开始，正常次序打乱。过了半个月上面才发现卫生部的一把手不见了。总理和中央文革找造反派要人，没找到，这才引起重视。孙正夫人刘辉进阿姨知道丈夫藏在我家，他们的子女不知道。
外面风声渐紧，总这么躲着不是事儿。我爸与孙正叔叔商议，给总理办公室写封信。因为孙正叔叔兼任着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归总理管，这样可以避开中央文革。信件好像是通过丁国钰递上去的，他能见到总理。信中向总理提出离开北京回军队工作的请求。本来当初就不愿意来北京，与陶铸的关系就是简单的工作关系，现在看来实在是太天真了。总理办公室收到信件后，安排一个地方，有人找孙正叔叔谈话，然后就隔离了，到秦城监狱一住就是9年，1976年前后才放出来。其实啥事没有，就是受陶铸的牵连。
孙正夫人刘辉进的晚年照片。
刘辉进是1938年入党的山东老同志 ，粉碎“四人帮”后在民政部工作。
孙正家也从红霞给赶出来了，在和平里给了两间单元房。刘阿姨也被赶到宁夏国务院直属口的五七干校去了，比我家走得早。家里是大女儿穗冬在。我哥把摇摇椅送去孙家。
“文革”抄家后的场景
以后听穗冬姐说，卫生部造反派又来抄家，不让留这摇摇椅。穗冬姐只好放在楼下不要了，不知道让谁给捡走了，很可惜。这摇摇椅也是中越关系的见证物之一，有特殊的意义。
孙正叔叔出来后，任商业部副部长兼北京商学院院长，住南沙沟部长楼。
永久13型锰钢车
我哥“文革”时穿的黄呢子军装和皮靴都是从孙家要的。那时干部子弟的行头最牛的就是将校服、将校靴、骑锰钢车（永久牌PA-13），其中又分校呢和将呢，质地不一样。将靴是手工制作，皮底；校靴是胶底。我哥穿着袒儿新的将呢到处得瑟，牛得很。非军队的高干子女很少有人穿将呢和将靴。穿将呢将靴显得高人一等，有来头。
记得有一次，一个什么场合，一大帮干部子弟骑着自行车聚在一起说话呢，来了一个跟我哥差不多大的哥们儿，大声嚷嚷说：“来看看哥们儿的帅靴，老贺（贺鹏飞，贺龙元帅的儿子，不是贺邯生）那儿借的。牛吧！帅靴谁见过？”立刻有人接茬儿：“借哥们儿穿几天得了。”回曰：“不成，明儿就得还，后面好几个人等着呢。”
扯远了，回到原话题来。
我家的一些细软都存在我二哥女友家里。后来我哥女友的妈嫌我家落难了，逼着女儿和我哥吹了，沙发、箱子、出国的衣物等都没要回来，只有一个岫玉雕刻的松鼠采果子的物件要回来了，因为那是我爸送我妈的结婚纪念多少年的礼物。记得我家有一个米粒大的象牙微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字的物件，还有一些我爸在国外买的工艺品摆件，也没有要回来。
下放搬家给家家都带来各种大大小小的损失，无法计算。我家还有一架特破的照相机，抗日战争缴获日本鬼子的，扔了。这东西搁现在是博物馆收藏的宝贝。还有吴作人给我爸画的画，存在张秉玉家，也没了，让他儿子张小五给偷着卖了。
搬家的事可苦了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知识分子干部了，各家的难处自己担着，没人敢公开抱怨，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这帽子可不敢沾。带不走的家具、箱子什么的，外交部有卡车可以运，但没有搬运工，您得自己找人往车上装卸，好多家因此就放弃了搬大物件，没人帮忙，搬不动啊！
我家还好，四个儿子在，能应付。我二哥、三哥从山西插队的地方回来，帮助家里办完事，12月份就走后门当兵去了。我四哥因眼睛高度近视，1000多度，不适合当兵，又回陕北的知青点去了。
所有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工资照发不减，有严重问题隔离审查的除外，粮油关系的定量按北京的标准发，布票、工业券同上。
1969年北京布票
带家属的条件为在校有学籍的中小学生、家中无人赡养的老人。夫妻一方不是外交部的北京市民可带孩子同迁，户口入外交部集体户口。因为69届以上的学生都上山下乡了，随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的是从70届的学生往下。
1970年秋末，五七干校基建二连的外交部子弟子女合影，都是70届的，笔者在后排左四。
外交部的子弟随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大大小小的孩子总数得有千把人，分散在湖南茶陵、江西上高、湖北钟祥、山西离石四个干校所在地。
所有在校学生不必办理退学、转学手续，北京学校保留学籍。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万一人家有变化回来了呢？北京这一动，牵扯到的学生至少一二十万。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子弟合影
1967年底，13号楼的孩子们送姚力生参军。
前排左起:赵禁之子赵海鹰，姚广次子姚小钢，姚广长子姚力生，孟英五子孟京生，莫燕忠幼子莫海明。
后排左起:徐明次子徐米尔，孟英三子孟大庆，孟英二子孟新海，莫燕忠长子莫建明，王栋长子王飞，孟英四子孟和平。
学生中在校的最大的一批是1954年出生的，都属马，也就是70届的。69届的业已分配，基本上发配到黑龙江、内蒙古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外交部子弟中70届的几乎全体跟着父母下放干校，去湖南的就有几十个，因为留不下，没有房屋居住，没有户口，房子是公家分配居住的。这种情况不是仅仅发生在外交部，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央各系统下放干校的干部都同样如此。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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