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难忘的教益
作者简介
王殊 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教员,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南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加纳、马里、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我曾在1958年至1961年去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开辟新华社分社。当时我国与这些国家还没有建交,因此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要研究这些国家的情况向国内报告,并且做好外交上转达和联络的工作。在这期间,我有机会听取了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总理对国际局势和对我国与一些国家关系的看法,参加了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安排。几十年飞快过去,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已先后去世,但这些经历仍历历在目,难以忘记。
到非洲去
1958年秋天,我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回到北京,参加西亚北非分社会议。快要结束时,外事部主任李炳泉同志告诉我说,总社决定调我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去开辟分社。当时,这个被称为“黑暗的大陆”的地区,只有加纳和利比里亚取得了半独立,其他广大国家仍处在殖民枷锁之下。
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说,自1955年4月印尼万隆会议后,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强烈地发出了要求独立的呼声。我们同这个地区完全没有外交关系,连一般往来也很少,对那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同这些国家建交估计还早,派记者可能容易一些,新华社可以派一些记者到那里去,结交朋友,了解情况。周总理还说,这个地区民族众多、语言不同,大都是酋长制度,宗教也很复杂,要注意研究。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我对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清楚,同新华社外事部和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商量了多次,决定先设法去加纳,因为一是这个原来的英国殖民地已取得了自治的地位,总理恩克鲁玛一再表示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二是加纳曾派出以农业部长科佐·博齐约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过亚非会议,同我国代表团有过一些接触。
我回卡拉奇后不久,总社很快派来了接替我工作的记者。我马上与他交接了工作,在1958年12月初赶到了埃及的开罗。我向加纳驻开罗使馆申请签证,等了两个月,终于在1959年2月初得到了为期两个月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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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首都阿克拉鸟瞰
我到加纳的阿克拉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在两个月内取得常驻签证,建立分社。当时,第一次非洲人民大会一个月前刚刚在阿克拉开过,气氛比较有利。我拜访了不少加纳官员和新闻同行,他们普遍表示出友好合作的态度。不少人还向我建议,我申请常驻签证,不要找还是英国人当局长的新闻局,而应直接找新闻部长科菲·巴科,他是政府中属民主主义的一派,而且是加纳参加亚非会议的三个成员之一。
我去拜访他时,他很友好坦率,我们在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上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向他提出了常驻的愿望,他表示欢迎,要我正式送给他一份申请信。后来,我又利用议会散会之便,向正在走出议会大厅的恩克鲁玛总理作了自我介绍,并且表达了我常驻的愿望。
黑非洲的第一个分社
在我到加纳之前,西非的法属几内亚在1958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反对戴高乐总统提出的在法属西非建立“共同体”的计划,要求实现完全的独立。接着在10月宣告成立共和国,塞古·杜尔就任总统。这个黑非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受到了法国的封锁和抵制,政治、经济都十分困难。加纳恩克鲁玛总理访问了几内亚,决定建立联盟并互派使节,并且开辟了两个首都之间的直达航线,成为这个地区国家加强团结和互助合作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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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塞古·杜尔
我到阿克拉一个月后就到几内亚的科纳克里采访。因为我的签证申请尚未答复,万一不行,也可到那里申请常驻。几内亚执政的由杜尔总统担任总书记的民主党过去受法共的影响较大,我到科纳克里后受到官方和社会人士热诚友好的接待,杜尔总统也接见了我。他在谈话中虽然对两国关系问题没有表态,但大大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长征精神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我离开那里时,向新闻部长提出了建立分社的问题,他很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任何时间都可以来。
我回阿克拉后几天,就收到了巴科部长的复信,表示同意我常驻,建立分社。我立刻到警察局和新闻局办理了手续,终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成了第一个分社。我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很快租了一套房子、买了汽车,打出了分社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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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科纳克里采访
不久,总社通知我去几内亚采访民主党在几内亚独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前,杜尔总统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我党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由于时间过于紧迫,来不及派代表,因此总社要我前去采访。
杜尔总统在会上强调只有非洲得到全部解放,几内亚的独立才有保障。我在会上认识了不少前来参加大会的法属国家的民主主义政党领导人,他们都邀请我在他们国家取得独立时前去访问。会议一结束,我就到新闻部办理了常驻手续,成立了我们在黑非洲的第二个分社。
采访马里总统
法属西非的苏丹在1960年9月22日宣告成立马里共和国,退出法国策划的西非“共同体”,并且加入几内亚、加纳联盟。我决定到那里去采访。当时马里在国外还没有使馆,签证均由法国使馆代理,鉴于过去法国使馆在发放签证时故意制造种种困难的经验,我直接发电报给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希望到机场时取得签证。
两天后,凯塔总统复电表示欢迎。在我动身之前,又从法国广播中听到台湾驻利比里亚的“大使”到了马里首都巴马科活动,想同马里“建交”。我在1960年10月初到那里后,就去见了原来认识的新闻部长戈洛戈,表示希望采访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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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莫迪博·凯塔(左一)访问南斯拉夫。
第二天,总统很快接见了我。他非常友好坦率,表示希望同我国尽快建交,并建议我国政府派经济贸易代表团前来商谈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我说将很快回科纳克里向柯华大使报告,一俟国内有消息就立即再回巴马科来。
我向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且提出台湾有一个“大使”在巴马科进行活动。总统表示马里政府不会同台湾“建交”,而且要把他马上赶走。最后,我提到了建立分社的事,总统表示任何时间都欢迎来。谈话只用了半个小时,把原来想到的问题都顺利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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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左一)在马里农村采访
晚上我在旅馆里吃饭时,法国使馆的一个秘书凑上来问我,这次同总统谈话是否完全满意。我回到几内亚后就向国内作了报告,不几天外交部就来了通知,委派柯华大使到巴马科商谈建交之事,并同意在建交之后派经济代表团前去。
柯大使也直接向凯塔总统发了电报,很快收到了欢迎的复电。10月24日,柯大使到达巴马科,受到了非常友好热情的接待。凯塔总统指定了一个以内政部长为首的代表团同柯大使进行会谈。第二天,柯大使同马里外交部秘书长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商谈,很快达成了协议,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我也办理了在那里建立分社的手续。至此,我国同西非几、加、马联盟都建了交,对我国在这个地区影响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与刚果(利)关系的艰难历程
我国同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即后来的扎伊尔的关系要复杂和曲折多了。非洲中部比属刚果在1960年6月30日宣告独立,改称为刚果(利),成立了以卢蒙巴为总理、基赞加为副总理的政府。总社派巴黎分社记者杨效农同志前去采访了庆祝独立的典礼。
卢蒙巴是一位有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要建立民主、独立、统一的国家,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帝国主义当然不会甘心退出矿藏丰富的刚果,借口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斗争,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并且策动了一些部族头子宣布独立。
在这些阴谋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又策动军队头子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卢蒙巴政府。卢蒙巴及几个政府官员12月底在逃离利奥波德维尔到他家乡斯坦利维尔去的途中被叛军拘捕,不几天后被杀害。副总理基赞加在卢蒙巴被捕后宣布代行总理职务,政府迁到斯坦利维尔。
1961年2月,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打电报给基赞加,重申我国政府支持以他为首的刚果合法政府,表示愿意建交并互派大使。基赞加合法政府迁到斯坦利维尔后,利奥波德维尔当局立刻对这个地区实行军事封锁,切断了铁路和水路交通,斯坦利维尔局势十分困难,只有东北部同苏丹还有陆路可通。
外交部几个月内除了西方通讯社的一些零星消息外,对斯坦利维尔的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刚果(利)驻北京使馆也同国内失掉了联系。后来发现有苏联和东德的记者分别经由比属布隆迪和苏丹进入了斯坦利维尔,并发回了报道,外交部就同总社商量,希望尽快派记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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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王殊(左)与刚果政府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基满加、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合影。
1961年初,我在北京开外事会议,外事部通知我与驻开罗的摄影记者钱嗣杰同志一起到那里去采访。临行前,周总理还通过总社领导人告诉我们,“刚果形势极为尖锐复杂,要有做俘虏回不来的准备”。外交部和总社还给驻埃及和驻苏丹使馆去了电报,要他们帮助我们取得苏丹的签证,从苏丹南部进入斯坦利维尔。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在苏丹购买一辆吉普车自己开车去。总社还给了我们3万美元的现款,以便在情况紧急时使用。
我从北京乘飞机到开罗,使馆开始给我办理苏丹的签证。不料苏丹方面对此顾虑较大,迟迟不发签证。我等了一个多月才得到了签证,马上乘飞机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同早已随代表团到了那里的钱嗣杰同志会合在一起。
我国驻苏丹大使王雨田同志亲自去找了苏丹内政部长,办了经苏丹南部去刚果(利)的手续。当时尼罗河水正在泛滥,我们不可能自己开车去,只能乘小飞机到苏丹南部尼罗河口上的朱巴,再租车穿过野生动物园进入刚果边境。我们在边境等了3天才租到车子,到了途中的小城保利斯,再乘小飞机顺利到达斯坦利维尔。
我们到那里后,前去拜访了政府的一些官员,并到总理府要求采访基赞加代总理。斯坦利维尔是刚果背部的重镇,有20多万人。由于对方的军事封锁,经济非常困难,市场也一片萧条,工厂停了工,许多店铺关了门。群众怨言很多,政府官员和议员的工资发不出,军队和警察也都欠了饷,纪律很差。很多官员和社会人士对局势的看法很悲观,认为难以长期坚持下去。
同时,利奥波德维尔方面宣布要实行“全国和解”,重新召开议会,选举新的政府,企图诱迫基赞加和其他官员、议员放弃斗争,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过了几天,基赞加接见了我们。他很友好,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同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我们在这次谈话中感到,基赞加和他的政府对前途缺乏信心,并没有做动员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而是观望局势的发展,同对方讨价还价,保持自己的地位。
大约一个月后,对方在5月12日正式宣布在利奥波德维尔召开议会,选举新的政府,并邀请基赞加和其他的议员前去开会。基赞加不反对开会和成立新的政府,只是要求进行谈判,实际上是要保证他和他的同事在新政府中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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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维尔街景
当时,斯坦利维尔的对外电报联系受到严重干扰,我们很难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看法报告国内,因此决定很快离开这里到欧洲去。我们经比属布隆迪、布鲁塞尔到了日内瓦。陈毅副总理正好在那里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向他作了报告,他要我们赶快回北京去。
我们到北京后,向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黄镇等同志作了报告,并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给周总理。那时我们才知道,国内正在筹办去斯坦利维尔建立使馆的事情,还在筹备援助基赞加政府的一大批物资,甚至在必要时还准备给基赞加去打游击。周总理看到我们的报告后,决定先派一个由张彤代办率领的6个人先遣组去,包括我在内,并指定张彤、二秘孙浩和我为临时支部的支委。
周总理的谆谆嘱咐
我们这次到斯坦利维尔工作,责任很大,也有些风险。周总理对此非常关心,在7月23日我们临走前一天的下午5时,他接见了我们临时支部的3个人,陈毅副总理、廖承志同志和黄镇同志都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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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
总理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工作上和生活上准备的情况,甚至带了多少钱、多少药品也问到了。他告诫我们说:“刚果的局势很紧张、很混乱,工作上要很谨慎,安全上也要十分注意,切不可大意,要有做俘虏回不来的准备。”
他深情地谈到了毛主席在志愿军总部请示把毛岸英烈士的遗体送回国内安葬的电报上写的两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他要我们大力做基赞加的工作,不管有多少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关键的问题是要广泛发动群众,准备长期的游击战争。
他还要我们注意,基赞加政府现在困难很大,我们去建馆时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要求人家帮助这个那个,应当体谅他们的难处,设法自己克服困难。他又说:“非洲的社会情况很复杂,我们很不清楚,你们去后要广交朋友,做好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非洲南部局势发展有很大关系的部族和宗教问题。”
他一件又一件地交代,在吃夜餐时也是一样。吃过夜餐后,他说:“在我这里吃饭,都是要交粮票的,你们这次是远征,不必交粮票了。”一直谈到了深夜,他还担心可能有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到或没有谈够,要陈毅等同志再到外事办公室同我们谈一下。到他们几位谈完,天已大亮了。我们都急忙回家同家人告别,拿了行李上机场去。
我们一行到了开罗,经过使馆的安排,两天后在7月28日夜里乘包租的运军火的飞机从开罗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在拂晓时到了斯坦利维尔。
8月1日下午,张彤代办拜会了基赞加代总理。我们感到基赞加在谈话时好像有些不定心,说话也不多,对张彤同志有关发动群众准备长期斗争的话也没有什么反应。所以,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我们就告辞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上午刚果议会在利奥波德维尔开会,选出了以内政部长阿杜拉为总理的新政府,基赞加也被选为副总理。
会后,阿杜拉打电报给基赞加要他尽快前去就任。基赞加犹豫了好几天,没有答复。8月16日,阿杜拉自己乘飞机来到这里劝说基赞加前去,基赞加召见包括张彤代办在内的所有外交使节,宣布刚果(利)统一政府已成立,他本人已接受副总理的职务,并且希望各国承认阿杜拉政府,把使馆迁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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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蒙巴总理被禁止同外界接触后,作者采访他的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周总理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刻召见了刚果(利)驻华大使贝纳顿,希望他劝告基赞加要注意卢蒙巴的教训,不要上当,要有信心,依靠群众坚持长期斗争。张彤代办也根据国内指示,约见基赞加,表达了我国政府的这个意见。
外交部指示我们,为了表示我国对刚果人民爱国斗争支持到底的决心,只有等基赞加去利奥波德维尔后,我们才下旗撤馆回国。基赞加在8月22日去那里就任新职,我们在24日乘飞机离开,经布隆迪、希腊回到了开罗。后来,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基赞加去那里4个多月后,阿杜拉就把他撤职并投入监狱。
我到开罗后,总社要我回加纳、几内亚去办理分社移交手续,再回北京准备转到拉丁美洲去工作,我从此离开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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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外建交秘闻》
作者 | 王殊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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