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在保加利亚的日子里

 

作者简介    

白寿绵 1960年进入外交部，历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随员、三秘、二秘、参赞，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等职。

保加利亚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濒临黑海、多瑙河，是一个风景秀丽的“玫瑰之国”，著名的巴尔干山脉横贯其中，人口近900万，面积11万平方公里，同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等国相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剧变前，保是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共产党执政45年，使保从二战前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具有一定工业基础和现代化农业的中等发达国家。

保加利亚剧变记略

1989年，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其势头之迅猛，影响之巨大，均超出了人们的意料。我当时在外交部苏欧司主管同东欧各国的工作，各国剧变的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

保加利亚的剧变比波、匈、捷等国晚些。1989年10月前，保国内并无公开的反对派组织。同年11月，保外长佩·姆拉德诺夫（保共政治局委员）应邀访华，在与时任总理李鹏会见时，保外长还明确表示，保政局稳定，托·日夫科夫受到党内外的支持和拥护。

但保外长姆拉德诺夫访华回国的第二天，即1989年11月10日，保共中央召开的全会上突然宣布，在位33年的托·日夫科夫辞去保共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国务委员会主席（即国家元首）职务，由政治局委员、外长佩·姆拉德诺夫接任。从此保也进入了如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的全面剧变。

日夫科夫下台后仅一个月，保反对派组织即发展到30多个，并于12月7日联合成立了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开始向共产党全面发难，连续不断地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乃至绝食、暴力等活动，要求共产党下台，废除社会主义制度。

△ 保加利亚

保共为稳住阵脚，顺应东欧剧变的潮流，不断向反对派组织退让。首先宣布取消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接着同反对派组织举行圆桌会议，接受反对派组织提出的绝大部分要求。保共对党内领导层进行大改组，并于1990年2月23日宣布同自己的过去“决裂”，改党名为社会党。

与此同时，停止党在国家、外交、军队、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组织和政治活动。同年6月10日，保举行了剧变后的第一次大选，社会党（原保共）获胜，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唯一经过自由选举继续执政的社会党。但大选后在国内反对派组织民盟的步步紧逼和整个东欧大势所趋的压力下，社会党政府几乎处于寸步难行的境地，不得不被迫于当年11月29日宣布辞职，由民主人士组成过渡政府。然而民盟不甘心第一次大选的失败，继续向过渡政府发难。

保于1991年10月13日又举行了第二次大选，民盟以微弱多数获胜，社会党失败，全面退出政权。民盟主席菲·迪米特罗夫于1991年11月8日组阁。我是在11月底抵保赴任的，面对的完全是新形势、新情况。

赴保执行使命

抵保后，12月4日即向保总统热柳·热列夫递交了国书。

热列夫原是保反对派组织的首领、民主同盟主席（就任总统后辞去民盟主席职务）。递交国书后，我同热列夫总统进行了友好的交谈。热列夫总统表示，保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中国的关系不受影响，保重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愿同中国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热列夫总统对中国派我这样一个懂保语、了解保加利亚各方面情况的人出任驻保大使表示非常高兴和欢迎。

我首先转达了我国家领导人向热列夫总统的问候，之后我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尊重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东欧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保加利亚保持和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和互利的合作关系，保的变化没有也不应成为中保关系发展的障碍，中国将为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关系作出积极努力。谈话气氛很友好。

△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递交国书后，我便开始了例行的到任拜会。本来我对保党、政各界人士比较熟悉，但对新上台的民盟政府的领导人和各部门的新官员多数则不熟悉。

为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并充分体现我国对剧变后的保加利亚的原则立场，我除按以往做法，请保外交部礼宾司协助安排了若干礼节性到任拜会外，主动直接联系拜会了民盟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长和主管副部长等高级官员，了解他们的对华态度，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情况，阐明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制度的自主选择，坚持各国间应不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影响发展国家关系的原则，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促进同保各方面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的立场。

有的人的确对中国不够了解，认为从意识形态出发，中国可能疏远和抵制剧变后上台的新政府。其实我所接触和交往的保加利亚新上台的民盟政府各级官员，态度都很友好，有些人尽管在国内是极端的反共人物，但在对华态度上并无成见，他们对我介绍的中国尊重别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原则立场非常赞赏和钦佩，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感兴趣，一些高级官员还邀我专门介绍，并表示要很好地研究、学习中国的改革，特别是农业改革情况。

他们还主动要求访华，亲眼看看中国。我在任期间，尽管保国内政局动荡不已，政府更迭频繁，但中保关系一直保持了稳定的发展。保议长、两位副总理、外长、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若干副部长、两任社会党主席、妇联主席、电台台长等各界人士先后访华。我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及若干部长、副部长等先后访保。这些访问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不断向前发展。

△ 总统府

在同保政府官员不断加强接触和交往的同时，根据保实行多党制的现实，我也广泛地同保各党派人士进行接触和交往。当时保已有几十个党派，他们之间纲领各异，政见不同，相互间关系微妙复杂。

但我在同他们交往中，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对中国表现得都很友好，非常愿同我保持和加强相互间的往来，他们明确表示，保各党派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对华关系上没有分歧。保议会成立了包括各党派参加的保中友好议员团，保各党派中的很多人成了我的好朋友，同我保持着经常的密切往来。

我到任后，保新闻媒介——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已实行自由化，许多记者要求采访我，要我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情况及对变化了的保加利亚和东欧国家的看法，我因此曾多次在保电台、电视台和报刊作专场或即席讲话，发表文章，阐述和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均全部如实报道和发表，效果和影响都很好。

一些我多年的老熟人、老朋友听说我到任，邀我到他们的家里作客或到使馆来见我。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过去曾因对华友好而受到过迫害，现在则成了各地自行建立的新的保中友协的积极分子，经常个人筹资出力，举办各种有关中国的展览、讲座、报告会等活动，积极宣传中国、介绍中国，我常被请去作报告、演讲。

对这些活动保新政府官方不但不限制，有时因我应邀出席，他们也主动到场。

△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

在两国关系中，经贸关系是保各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到任后两国贸易刚由过去的国家间记账贸易改为自由的现汇贸易，两国贸易额随即下滑。

剧变后保经济上全面向私有化、市场化转轨，原在经互会范围内的国际贸易体系，包括原料、市场的保障体系，全部瓦解。这使保经济遭受巨大困难和危机，大量工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面临倒闭。

保极力想向西方求援，但所获不多，希望同中国等东方国家开展经贸活动，缓解困难，寻求出路。这方面保很积极，提出不少建议。保群众也很欢迎中国的商品。为促进两国在新形势下经贸关系的发展，我在任期间曾作过多方的探索和努力，但均因双方的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而收效不大。两国政府间贸易结束后，双方大公司间的贸易也基本中断了。

一些私商，即通常所说的国际倒爷和中、小公司同保的生意应运而生，在保开办了一些中餐馆和由私人贩运来保的中国商品销售点。这对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其潜力和能量有限，加上人员复杂，缺乏制约，也带来若干消极影响。保虽国小力薄，当时又处于经济困难和危机之中，但国内的工农业生产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和能力的。随着其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双方可以寻找到开展经贸合作的新的合适的途径，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告别保加利亚

我四次到保加利亚工作，前后二十余年，在驻保使馆担任过翻译，又担任过从随员到秘书、参赞等各级外交官。除在驻南斯拉夫使馆担任过一任公使衔参赞外，我在国内外交部苏欧司主管的工作也包括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对我来说是熟悉和亲切的。我每次到保加利亚工作都有不同的感受。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保加利亚留学和工作期间，因两国当时是一个阵营中的“兄弟”，关系全面友好，我从参加的活动和工作中，感受到两国人民间真挚的友谊和两国间的积极合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国除保持外交关系外，其他往来几乎全部中断了，两国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也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外交交涉。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好转。

保剧变后我再次到保工作，并且是出任大使，虽是旧地重游，但身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因此，在贯彻执行国内各项方针政策时，始终本着积极进取和慎重求实的态度，在保形势多变、政局不稳、政府和各机构人员频繁更迭的情况下，努力争取开展工作，打开局面。

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调研和多方开展对外活动上，首先同新当权的人物多方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我在任期间，经历了三届各不相同的党派和人士的政府，不管他们是哪个党派和人士上台，我都同他们保持友好交往。保各届政府的领导人及各部门的人士也都对我表现了极其友好合作的态度。这既表明了我国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也说明了我国对保等东欧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

△ 作者于保加利亚故都特尔诺沃留影

我外交生涯最重要的年华是在保加利亚度过的，曾经历过中保关系中的各个不同时期，对中保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对保的方针政策确有多方面的体会。在我离开美丽的保加利亚前夕，保的许多老朋友，包括现在和以前的一些领导人和高级人士对我说了许多动情的话，对我在保的活动和工作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而且是对我们伟大祖国所表示的真诚友谊和诚挚感情。

对驻保加利亚的使节离任，保一般授予“马达尔骑士”勋章，这枚勋章也曾向我国某些驻保使节授过。我离任前，保外长匹林斯基夫妇为我和夫人设宴饯行，保加利亚总统热列夫和社会党政府总理让·维丁诺夫联名发布命令，授予我保加利亚最高级勋章——“老山”一级勋章，并在总统府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热列夫总统亲自向我授勋，表彰我多年来对中保关系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这固然是我本人的殊荣，但我更感到祖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我怀念着美丽的保加利亚和纯朴、热情、勤劳、好客的保加利亚人民。

-End-

文字 | 《中国外交官在欧洲》 

作者 | 白寿绵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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