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我的联合国岁月（下）

作者简介    

唐忠民 1947年出生，1965年被选调入部当机要打字员，1968年入伍在酒泉发射基地服役，1971年复员回外交部，1979-1985年任联合国职员，1988-1999当外交信使，1999-2007年任驻英国、荷兰使馆办公室主任。

常驻代表团及联工组

我们内部俗称总领馆为南院，北院就是坐落在9马路66街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我经历了凌青和李鹿野两任大使。

所有在联合国工作的官员、口译、笔译、打字和秘书，共有40来人，都归属于联工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部门。组长是副秘书长毕季龙，副组长是陈鲁直、汤兴伯。由组长、副组长和各小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核心组），有口译组唐笙，笔译组高雨洁，我是打字组负责人。联工组设党总支，由官员组、口译组、笔译组和打字组三个支部组成。

当年，国内派出的联合国职员与常驻使领馆人员的待遇一样，享受供给制，国家包吃住，保留国内工资，按外交职衔发给美元津贴，唯一不同的是多拿10%的津贴费。刚去时，每月才29美元。这点外汇，积攒几年，才勉强买个14寸的彩色电视机。平常花钱特别谨慎。

为了学习英语，从中国城花不到5美元买一个旧砖头录音机，还在唐人街发现一商店的裤子一美元一条，大家纷纷去买，于是起名“裤子街”。30年后当返聘信使出差去纽约，听现在总领馆的人还称呼“裤子街”，感到非常惊奇，没想到这一称呼延续30多年。

◇ 在联合国广场前留影。作者供图

联合国等级分明，D级官员，P级专业人员（如翻译），G级职员。我是G3级，每月约2000多美元，每月领到支票回来住处，立即上交联工组会计，规定不得过夜。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驻外人员待遇几次调整，到1985年离开时，每月有400来美元。90年代初，改变了国际职员的管理办法，与国内完全脱钩，工资不用上交，他们也改成永久合同。

在国内还上6天班的时候，联合国同西方国家一样是5天工作制。周末联工组常组织出去游览参观，除纽约及周围景点外，1985年还组织去尼亚加拉（Niagara Falls）大瀑布，单程9小时。清晨就出发，回到纽约快半夜，一天非常疲劳，但玩得很开心，十分值得。

驻纽约总领馆

1979年11月我们住进纽约总领馆的大楼，是上个月刚买下来的，原是喜来登（Sheraton Hotel）酒店，一栋20层高的楼最初报价500万美元，等走完国内报批手续就涨到了750万。经过还价，最后在以690万美元的总价购得。

总领馆位于曼哈顿岛的西边，大门朝西，正对着哈德孙河的Circleline游船和大邮轮停靠码头，每到周末，常有从欧洲和加勒比开来的豪华邮轮停靠。大楼前面原来有一条废弃的高架快速路，不久就拆除了。还有个废弃的码头，成了我们散步、跑步、休闲的地方。

刚到时，楼内住的人不多，我们也要参加周末的值班，特别是夜间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面对透亮的玻璃大门，十分胆怯。

一层的大厅可举办大型招待会，周末在大厅放电影，电影片从中国城电影院借来，大都是港台的武打片，开始很新鲜，场场不落，后来武打片看腻了，也就没兴趣了。

一层门厅的墙壁上有一幅镶瓷画，描述是1626年荷属美洲新尼德兰省总督彼得花了大约现值24美元，向印第安人买下曼哈顿岛情景。每个房间里也有反映北美风情的壁画。退休后，当返聘信使出差去纽约，重新改造后的总领馆面貌全新，可惜那些旧时曼哈顿岛风貌的壁画也随之消失。

大楼的二三层是设备层，四层是食堂，宴会厅，五层后来被改造成接待处食堂，六层以上才是客房。

◇ 1985年，驻纽约总领馆。作者供图

二十层楼顶有个平台，站在楼顶平台望去，曼哈顿中部的摩天大厦尽收眼底，都是40层以上，总领馆旁边的一栋6层小楼只能算平房。103层的帝国大厦和110层的世贸大厦双子塔尤为突出，可惜在2001年“911”事件中，双子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美航客机推毁。平台还有座露天游泳池，夏天开放，随时可去游泳。

大楼的北侧部分是个12层的车库，旋转上下车，可停上百辆车。

总领馆还有个附属功能，内设接待处，接待国内过往纽约的客人。大楼的6至12层都是客房，有管理客房的公务员，去机场、车站接送的司机和道奇大面包车。司机班长是东北人，几乎每天都去机场接送客人，他跑得多，便生了邪念，偷窃行李，把偷窃来的东西以极便宜价卖出去，有衣箱3至5美元一个，还有相机、收音机、金银首饰等，品相还都不错。他说是Yard Sale买来的。后来，他被抓住，通知了驻纽约总领馆，把他送回国，判刑入狱。

◇ 中文打字部同仁合影。作者供图

我们这些从国内派出的联合国官员、翻译、打字员和秘书等20多人都住在大楼最高的17至19层，早晚都在总领馆用餐，中午在联合国的Cafeteria自助食堂买吃的，标准是每人每天最高5美元，按月实报实销。

总领馆有两位厨师，约有50人吃饭，吃得很好，早晨有稀饭、包子、馒头、有时还有油条，晚餐有一荤、二素、一汤，餐后有个橘子或苹果。特别是顿顿有肉吃，对于常年吃不饱饭的我来说，感到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幸福。

头两年上下班由联工组的司机开面包车接送。后来鼓励乘公交车，发给交通费。正好有一趟M42公交车从联合国穿过42街到总领馆门口，上车0.5美元。

除非天气恶劣，平常我们就迈开双腿，走路上下班。穿过42街，步行13个街区，3.5公里，约45分钟。

◇ 作者夫妇参加联合国中文处的聚会。作者供图

42街位于曼哈顿岛的中部，是纽约最繁华地段，著名的时代广场、歌剧院就在42街与百老汇交界区。这一块还是纽约有名的红灯区。这条街靠西一段，有好几家黄色影院。两边霓虹灯闪烁着“西洋镜”，路边躺着疯疯癫癫醉鬼，有人伸手跟你乞讨，还有像幽灵般的妓女。然而，我们心中保持警惕，绝不东张西望，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看见不正经的人，就绕着走开，几年来都没发生什么事。也因为有着严格的纪律管束，绝不允许进入这些不三不四的场合。尽管电视、报纸时有报道抢劫、凶杀案件，我们也都当新闻听听而已。

直到一件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才让我警觉起来。刚到不久的一个周末，住南院的同志乘面包车去北院看电影，晚上9时多，一位年轻司机开着空车去北院接人，在等红灯时，一个黑人突然打开车门，拿刀对着他，叫“money”。这司机吓坏了，赶紧把白天打算买东西却没买的40美元掏出来，才免于伤及人身。自那以后，规定外出二人制，开车定要关好车门，身上还要带20美元的保命钱。

80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来美国考察的团组络绎不绝，也有些不坚定的趁机脱团出走，像网球运动员胡娜。在总领馆发生了两件事：一位四川的石油工程师脱团出走了几天，后来又回队。可回来后想不开，在游泳池旁的架子上上吊身亡。我看见两位警察把尸体从货梯运走。还有位也是出走后被抓回，监禁在客房里，他从12层的窗户爬出去，顺着雨水管往下溜，水管脱开，他把腿摔断了。

如今是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80年代尽管有国际长途，但费用高昂，跟国内的联系都是通过信使带书信。而纽约是个信使站，每两周有一班信使从北京来，与国内书信联系还是很方便。每当有信使来的那周，人人翘首以待，都盼望收到家信。

信使从国内来，长途飞行，有时延误点也正常。可1983年11月25日那班信使延误了很多，晚上10点多才到。而且当地电视上已经实时报道了：一架泛美飞纽约航班，因中国旅客原因临时停芝加哥。后来才知是因为一名中国信使。从旧金山飞往纽约途中，信使杨水长利用同伴何存峰上卫生间机会，携带外交邮袋叛逃。经过艰苦交涉、据理力争，最终何存峰要回了外交邮袋。没想到，五年后，我也成为那个神圣队伍的一员。在入队培训时，“杨水长事件”成了可耻的反面教材。

◇ 1979年至1985年，作者在联合国任职。作者供图

我这个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差，1965年刚到北京，常发扁桃腺炎，动不动发高烧，送医院。不得已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就住进北京医院，做了扁桃体摘除手术。

刚到纽约不到半年，午饭后就觉得下腹右侧隐隐作痛，开始以为消化不良，就在联合国大楼里上下楼梯活动，不见效。我以为前几年，在北京天天骑车追着公共汽车尾气跑，得了肠癌，有些害怕，就跟汤老板说了。他安排英语口语好的谷景书陪我去纽约大学医院（MNYU）看病。一位华裔大夫给看的，他让我住院检查。老汤说，反正有保险，就住院呗。

住院做了各种检查均未发现问题，最后全麻做十二指肠镜检查，发现阑尾有些异常。医生建议做手术，打开看看。我知道切除阑尾并无害，既然开了腹，不管正常与否，都把阑尾割掉，于是就做了手术。把阑尾切除后，就全好了。前后折腾一个月，花费1万多美元，全都走了保险，剩下400多美元代表团给报销了。手术前后都有会英语的同志陪我。

刚到联合国，我就体验住美国医院的滋味，住带卫生间单间，条件舒适。但有两点不适应：每天6时护士准时来抽血，感到恐怖，还有喝凉水、吃西餐也不习惯。

今年是建部73周年，也是我国的第一批通过联合国招考进入联合国当普通职员43周年。沧桑巨变，我国的综合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外交也全面进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联合国的影响也今非昔比。中国彰显出大国力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发挥更大的作用，传播好中国声音。

-End-

作者 | 唐忠民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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