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出使厄瓜多尔散记

 

作者简介    

徐贻聪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曾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著有《结缘拉丁美洲》《我与卡斯特罗》《轻走天下》《雅园拾趣》《余温犹存》《加勒比绿鳄·古巴》等书。

1991年3月中旬，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和干部司副司长王建立分别通知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月底举行的会议上已经通过决议，同意外交部关于任命我为驻厄瓜多尔大使的提名，正在征求厄方的意见，要我待命出发，曾担任过驻尼加拉瓜大使职务的俞成仁同志将来接替我在拉美司的工作。

我是1987年7月从驻尼加拉瓜使馆被调回外交部的。其间，于1988年2月被任命为美大司副司长，随后参加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即拉美司）的筹建工作并以副司长身份成为该司首届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但缺少领导驻外使馆的经验，也从未想过会让我去担当驻外大使这样的重要职务。所以，这项任命令我既紧张又兴奋。

准备期间，我多方了解了有关厄瓜多尔的情况，还利用4月初参加赴山西的使节旅行等机会，向不少老同志探求了如何当好大使的经验。同年5月25日，我离开北京，在纽约作短暂停留后，于30日抵达位于海拔2800多米的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开始我的首次大使经历，直至1993年9月因不适应高原气候而奉调去哈瓦那，历时2年4个月。

向博尔哈总统递交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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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基多后未几，厄瓜多尔外交部就安排我递交了国书副本，让我可以着手工作。1991年6月4日，博尔哈总统在总统府接受了包括我在内的3位大使递交的国书，我是其中的第2位。

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厄瓜多尔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官员到使馆迎接并陪同我前往总统府；仪仗队在总统府门前列队欢迎；总统府门外的旗杆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和厄瓜多尔共和国的国旗并排高挂，随风飘扬；从总统府大门到二楼长长的廊檐两侧，排列着许多相向而立的礼兵，持枪向我致敬。

· 作者（右）作为第4任驻厄瓜多尔特命全权大使向博尔哈总统递交国书。

在总统府二楼的黄厅，也叫“大使厅”的中央，博尔哈总统由一位副外长陪同等着我的到来。我在使馆政务参赞汤铭新、经商参赞俞世茂的陪同下走上前去，将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副署的国书递交给博尔哈总统。博尔哈总统双手接过我的国书，微笑着同我握手致意，随后邀请我们到黄厅旁侧的另一个稍小点的厅里谈话。

我向博尔哈总统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对他的问候，重申了中国政府希望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意愿，以及我本人诚望为推动双方合作做些有益工作并希望能得到博尔哈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大力支持的愿望。我还告诉他，我曾在1988年8月和1989年6月两次有幸受到过他的接见：1988年他就任总统时，我曾是由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向他表示过祝贺；1989年中国外长钱其琛正式访厄时，作为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参加过他们之间的会见。

· 博尔哈总统在接受作者（左一）递交国书后与作者亲切交谈，回忆他在当选前访华时的难忘情景。

博尔哈总统对我的到任表示欢迎，并对我此前同厄就有的关系感到高兴。他请我向我国国家领导人转达亲切问候，还深情地回顾了他在就任总统前应中联部的邀请对我国进行访问和受到热情款待的情景。谈话结束时，博尔哈总统明确表示，他热爱中国，愿和中方一道努力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如果我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随时可以去找他。

此后，直到他1992年8月结束任期，我和他又见过几次面，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他和夫人一起应我和我夫人徐丽丽的邀请率领几位阁员到我们使馆做客；另一次是1992年3月17日，他邀请我同乘他的专机去厄瓜多尔的南部参加中国援助的引供水项目奠基仪式。在会见出席他向杜兰-巴连移交权力仪式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刘华秋副外长时，他还特意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陪同帕罗迪副总统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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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21日至30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厄瓜多尔副总统帕罗迪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当时我正在国内述职，受托作为中国政府的陪同团团长，全程参与了帕罗迪的那次访问。

帕罗迪是土木工程师出身，对人和蔼可亲。我在和他的多次接触中发现，他对华态度友好，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去中国看看。据此，也为了保持两国间一定的高层互访势头，我向国内提出邀请帕罗迪以副总统身份对我国进行访问的建议，国内立即答复同意。帕罗迪对中国政府能邀请他往访异常高兴，很快就确定了访期，并表示要带一些企业界人士同行，以推动双方的经贸合作。他的夫人也极想到中国看看，但因当时他们的幼子年仅3岁，尚需要母亲的照看，故她只得遗憾地放弃了那次机会。

· 作者（前排左二）作为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陪同厄瓜多尔副总统帕罗迪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图为帕罗迪及其代表团在天安门城楼上眺望北京市区。

访问期间，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分别会见了帕罗迪副总统，王震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为他主持了欢迎仪式，吴学谦副总理与他进行了会谈。除北京外，帕罗迪及其一行还访问了上海、杭州、广州和深圳。

我国领导人对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拉美人民的真挚感情，各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好客的接待，以及我国的古老文化和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给首次访华的帕罗迪副总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离开深圳罗湖海关赴香港时，帕罗迪副总统特地把全团20几个人召集到一起，集体向我鞠躬致意，要求我向中国政府转达他们的真诚感谢。有几个随行人员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甚至说“中国之行使他们死而无憾了”。

和杜兰-巴连总统一家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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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的宪法规定，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不得连选连任，且卸任总统终身不能再参加竞选。博尔哈的任期到1992年8月结束，也就是说，我到任不久就赶上了又一轮总统大选的酝酿、筹备和实施，刚刚形成的工作关系很快就必须改变。

厄瓜多尔虽然人口只有1100来万，但形形色色的政党却不少，因此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也就很多，相互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大选的进程令人眼花缭乱。

1992年7月，西斯托杜兰-巴连经过两轮投票赢得大选的胜利，于同年8月10日就任厄瓜多尔总统职务，从而使我必须开始同另一届政府打交道，这对我无疑是新的考验。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经过多方努力，我和博尔哈总统的许多政府官员及大批高级军官得以建立起较好的关系，使馆的工作也得到较为顺畅的开展。随着政府的更迭，我要面对的都将是新的面孔，这不得不使我有所担心。

· 1992年8月，作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团正式成员向新就职的厄瓜多尔总统杜兰-巴连表示热烈祝贺。

为了能够及早开创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局面，我在大选初期基本上分析出杜兰-巴连很有可能当选总统的时候，就着手找机会做他及其周围人的工作。因此，在他正式当选时，我已经认识了他的不少朋友，同他的几位重要家人也有了一定的联系和交往，还和其中的一些人，包括可能出任外交部长的帕雷德斯建立了较深的友谊。竞选结果正式宣布后不久，帕雷德斯果真被任命为外长，还很快以候任外长的身份代表杜兰-巴连在他们党的竞选总部接受我送去的杨尚昆主席的贺电。据友人告知，我是帕雷德斯以候任外长身份接见的第一位外国大使。

杜兰-巴连宣誓就任总统后，我与他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增多，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视我为可以信赖的朋友，因此我们之间的往来往往不拘形式。一次，他未带警卫和我一道去机场迎接他的访华亲属归来时，因飞机延误我们在机场聊了很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国事、家事、趣事，甚至玩笑。他还以他年逾古稀的高龄，给我表演了直立双腿交叉坐地和起立的动作，使我看到他的身体之好及灵敏程度之高。

· 作者在接受厄瓜多尔总统杜兰-巴连（右二）授予的大十字鹰级勋章后致答词。作者的夫人（左一）和杜兰-巴连总统的夫人（右一）出席了授勋仪式。

1993年8月26日，在我结束任职的前两周，杜兰-巴连总统在总统府亲切接见了我，与我话别，还亲自将厄瓜多尔最高级别的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挂在我的胸前，以表彰我对发展厄中两国关系所作的贡献。随后，他又和夫人一道，设宴款待了我和夫人徐丽丽。使馆政务参赞王珍、经商参赞俞世茂和他们的夫人陪同我们参加了那次授勋仪式和宴会。

事后，时任礼宾司长佩桑斯特告诉我，那是一次少有、特殊的礼遇。我也感到确实如此，因为厄瓜多尔政府从不向任期不到两年半的大使授勋，而我在厄瓜多尔仅工作了两年三个月。此外，我在两年多的任期中也未听说过总统为哪位大使授勋和饯行的传说。当然，我深知，厄方为我做的这些安排，更多的是要体现她对中国的友好和重视程度。

· 1992年12月，作者代表中国政府将中国赠送给厄的一批玩具和儿童用品移交给厄瓜多尔总统杜兰-巴连的夫人、厄佳通和儿童委员会主席何塞菲娜。图为双方在观看样品。

在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还得以与杜兰-巴连总统的夫人、儿子、女儿、女婿等家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相互成为很好的朋友。

1992年底，他的夫人，也是厄瓜多尔全国儿童和家庭协会主席，曾从我的手中接受了中国方面赠送给厄瓜多尔儿童的圣诞和新年礼物；1993年5月，他的一个女儿作为他的代表，和国防、公共工程两位部长一起，陪同我去厄瓜多尔南部参加了中厄合作项目的竣工仪式。我们夫妇还曾几次应邀到他们家去做客，参加他们家的一些家事活动。

与科多韦斯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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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忘老朋友，也为了能够得到开展工作的必要帮助，抵达基多后不久，我就特别拜访了我的老朋友——时任博尔哈总统政府外交部长职务的迭戈·科多韦斯博士，给他捎去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和他共同回忆了我们的友情。

科多韦斯1988年出任博尔哈总统领导的政府外长职务之前，曾长期在联合国工作，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之一，还曾作为秘书长的代表，专务阿富汗问题的处理事宜，其间得到过中国的大力协助，故而与中国有关人士特别是钱外长有着较深的友谊。

· 作者与厄瓜多尔、前联合国负责阿富汗问题的副秘书长科多韦斯共同签署中国外交部赠送给厄外交部的办公用品清单。

我是1989年6月与他相识的。那年，我以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的身份，和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的李肇星、钱外长的秘书沈国放及礼宾司的高树茂（后曾任我国驻蒙古大使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等同志一道，陪同钱外长出访拉美，首站就是厄瓜多尔。科多韦斯不仅到机场迎、送钱外长，还多次陪同钱外长参加活动，所以我和他有了不少接触的机会。

1990年5月，我又一次有机会同科多韦斯作了较长时间而且更为直接的接触。是年5月2日至8日，科多韦斯应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邀请，偕夫人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科多韦斯在北京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以老朋友身份）等分别会见了他，钱其琛外长与他进行了会谈。由于我受外交部委派全程陪同科多韦斯进行访问，故得以参加所有会见和会谈。除北京外，我和科多韦斯夫妇还一起去了西安、拉萨、上海等地。一路上，我们交谈甚多、甚欢，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更进了一步。

科多韦斯是位在厄瓜多尔乃至国际政坛上都广受尊敬的人物，我相信他的地位和影响对我在厄瓜多尔开展外交工作必定会大有裨益。果不其然，他听说我到了基多，马上就指示外交部安排我去他的家里见他。我如约到他的寓所时，他已在门前等待，向我表示热烈欢迎。

他和夫人领我参观了他们的家，给我介绍了许多厄瓜多尔的情况，甚至还友好地提醒我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无论是他续任外长期间，还是他随着博尔哈总统的任期结束而离开外交部，我和他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有时在我们使馆，有时在他家里，每次的谈话都很投机。1991年7月15日，我还有幸代表我国政府与他共同签署了中国政府向厄瓜多尔外交部赠送50台小型计算机及配件的交接证书。

探求设立武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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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对各国驻其使馆武官处的设立有特殊的规定，即有关国家的使馆需通过厄瓜多尔外交部书面向国防部提出申请，经两部同意后方可设立武官处并派出武官。我到任后不久，就明显感到军人在该国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不仅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色，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军人在厄瓜多尔地位突出，受到广泛的尊重。

针对这种情势，我一方面加强了同军界的交往，包括访问外地时也力求拜访和结识当地驻军的主要负责人，和他们交朋友，以使他们对我国有较多的了解，一方面考虑是否需要向国内提出设立武官处的建议。

经过近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加之与军人接触中逐渐增多的深切感受，我在同使馆的其他同志多次协商并试探了厄方的初步意向后，于1993年上半年正式建议国内研究在驻厄使馆设立武官处的必要性。国内很快就同意了我的建议，并责成我同厄方进行具体商谈。

由于厄方也有同样的想法，两国政府很快就达成协议。6月中旬，我代表中方与厄瓜多尔国防部长加利亚多上将互换了关于中国尽快在驻厄使馆设立武官处、厄方将在以后适当时候在华设立武官处的照会，完成了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

· 作者（左二）与时任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长、后来的厄瓜多尔总统马瓦德（站立者）在一起。

通过两年多的密切交往，特别是做了这些与军方有着直接关系的事情，以及参与两国几个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安排和接待，我与厄瓜多尔军方特别是其上层进一步加深了友情，认识了三军以及警察部队中几乎所有的将级军官，成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好朋友。

1993年9月我离开基多前夕，厄瓜多尔国防部长会同三军联指司令和陆、海、空军司令，在国防部为我单独举行送行宴会，还向我赠送了刻有他们5人签名的银盘。国防部和4个司令部的朋友都对我们使馆的人说过，类似的做法此前在厄瓜多尔从未有过，估计以后亦很难再有。我无法确认这些说法，但我与厄瓜多尔军界众多人士的友情确实是很深厚的。

-End-

图文 | 《结缘拉丁美洲》 

作者 | 徐贻聪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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