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里的中国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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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广灵 1974年初进入外交部，先后在驻日本使馆、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驻泰国使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驻牙买加使馆、驻苏里南使馆和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任职逾20年。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从而标志着联合国这个继国联失败之后新的国际组织的诞生。联合国大会后来把这一天定为联合国日。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联合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自从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以超过2/3压倒性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不断提高的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上日益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联合国里工作的中国职员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也随着中国在该组织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而得以攀升，堂堂正正地成为与他人平等的国际职员（UN Staff Member )。

• 联合国秘书处大楼

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是中国职员最多的地方。早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大都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前留下来的台湾籍职员，以及当地的华人华侨。那时，由于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影响无足轻重，因此，在联合国各机构中任职的中国官员寥寥无几，远不如其他国家，甚至比不上一些拉美小国。中文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冷落。

席位恢复以后，中国政府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努力争取在联合国中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平等待遇，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文（阿、中、英、法、俄、西）之一的中文，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和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中文在国际组织中也愈加受到重视，并得以广泛使用，中文工作人员随之增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晚些时候，由中国政府派出的国际职员，其中包括各级官员和语文工作人员（口译、笔译和打字员等），开始成批地进入联合国秘书处。

当然，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成为国际职员的。联合国秘书处人员的录用有其严格要求：“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之普及。”本着这个原则，国际职员须经联合国人事部门的考试，合格后才能得以录用。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北京开办译训班，专为联合国培训口译、笔译人才。翻译人员（P级）培训结业后，由中国政府推荐，一批又一批地陆续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各职能部门。官员（D级）则无须培训，但也必须经过联合国人事部门的审核和面试后方可被录用，任何官员均无例外，包括副秘书长一级，这是中国在联合国任职人员中最高级别的官员。文件编辑、打字人员及其他普通工作人员（GS级）的录用，要比译员简单些，不必接受专门培训，但也须通过严格的专业考试才行。

被联合国录用的各级人员，要与联合国签订“合同”，必须接受联合国向所有职员提出的“约法三章”，做出明确承诺，内容有：勤奋工作，忠于职守，不得从事商业活动，不得触犯法律、规约，接受必要时超时工作或为工作而出差等，以及享受的权利和待遇。其中还包括必须忠诚于联合国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实际上这一条很难做到）。倘若有人违约，轻则提出警告，重则开除公职。

一些国际职员，由于种种原因，诸如出席国际会议、核查援助项目、实地调查灾情、落实停火协议等等，有时要到各国出差，所去的地方不都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大都市，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穷国或处于战乱中的国家，因此有一定风险，因公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维和人员不胜枚数。

• 联合国出差用旅行证件

为便利国际职员执行公务，联合国专为他们颁发了称为“Passer”的特殊旅行证件，相当于联合国护照，红皮的发给官员，蓝皮的发给普通工作人员。持该证件者，都会受到联合国成员国及其出差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关照，为出入边防、海关和执行公务提供方便。笔者本人就曾受联合国的派遣，持这种蓝皮证件到牙买加出差，受到走绿色通道、免检的礼遇。

为维护国际职员的各项权益，国际职员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当然要缴会费）。千万别小看联合国的工会，它的能量颇大，曾为其会员争取了诸多利益，甚至把会员所在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告上了法庭，并且得以胜诉。因此，联合国如果拿不到确凿的证据，没有法理依据，是不能轻易处罚某人的，更不能随意开除，否则，工会将会出面为其会员讨个说法。

在中文处，人们除参加联合国的工会外，还集资建立了中文处书会。这个书会不仅为大家提供音像、图书服务，中文处内及其他中国职员的各种联谊活动，如聚餐、联欢及同事间的喜庆、慰问、送迎等，大都由书会牵头组织。每年忙完了联大以及传统节日春节，都要搞一次“同乐会”。

• 联合国安全人员在降旗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职员，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文处。中文处设在39层高的秘书处大楼（即人们常在电视中看到的那幢扁形大楼）的第23层，该层一侧为笔译，另一侧为打字（打字组原属中文处，后来被划出去，行政上归属于另一个部门，但工作地点未变。后来该楼大修，工作地点有所调整）。

到了第23层，如同到了北京的某个政府机关，这里是中国人的一统天下。口译则另有行政归属。其他中国职员分散于联合国各职能机构，如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安全人员（G级）中也有中国人，中国政府曾一度派专业人员前往服务。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联合国这块领地范围内的安全工作，如门口的安全检查以及其他与安全有关的杂务。联合国门前那一排近200面各国的国旗，每个工作日的升旗、降旗也由他们负责。

• 联合国楼前象征裁军的雕塑

联合国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工作人员采取弹性工作时间，即早到者早走，晚来者晚归，每天干满8小时即可。在这里，除各级官员外，很多单位都实行考勤签到制度，几点到，几点走，都要有记录。中文处和打字组就是这样做的。

人员集中的单位，工作有定额，在完成定额的前提下，可以在联合国范围内做一些自己所喜欢的事，譬如去图书馆查资料，到咖啡厅喝咖啡、会朋友，或者参加外语学习等，还可以到东河边的玫瑰花园（Rose Garden）散步。各部门的官员自然每天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这里无须赘言。

而各人员集中的部门，都设有部门主管，负责安排每天的日常工作：口译的，谁做哪场会；笔译的，谁翻译哪份文件；打字的，谁处理哪篇稿子……每天有大量的会要做，有大量的文件要处理，虽然如今早已办公自动化了，减轻了工作强度，但也还是有干不完的事。会议那么多，文件还少得了吗？当然，这里无论有多忙，都会按时下班的，如果有必须赶时间的文件或延时的会议，联合国将算你加班（Over time），加倍付给报酬。

• 联合国历任秘书长

联合国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员，使用多种语言。因此，联合国鼓励对在职人员进行语言培训。为此，专设语言培训部门（Language Training Service），六种工作语文都在开课，每三个月为一学期。完成全部学业后可以取得结业证书，联合国对拿到该证书的人发给语言津贴。当然，如果学期考试未能获得通过（Pass），则必须重读，重读者要自付学费，这样做的目的旨在促使学员认真学习，而不是混时间。

每当有了晋级的机会，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考虑有此证书的人，甚至将此作为升迁和工作调动的附加条件之一。在联合国工作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学习，只要你有兴趣。于是，这便成为爱学习者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边工作边学习，虽然很辛苦，却乐此不疲。笔者的一个朋友，除了本国语言之外，已经拿到了三个这样的证书，即是说，已通过了三种语言的考试，如今仍孜孜不倦地学着，勇敢地奔向第四个目标。

国际职员的生活待遇是很优厚的。初到联合国工作的人，会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安家费；每两年可享受一次原籍假（Home Leave，即回原籍国探亲），联合国给报销路费，还提供中途转机停留补贴；如果配偶不在身边，可以每年享受一次探配偶假（Family Visit）；为就学的孩子提供教育津贴；工作满五年以上者，便可享受养老金；离职回国时，联合国将提供搬迁费，等等。

它的福利原则是生活待遇不低于任何国家的水平。工作人员提出什么要求，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你在本国享受此待遇，你的要求一定能获准。因此，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生活上都有保障，不会有断炊之虞。

作者离开联合国时，

工会给的纪念品（正、反面）。

早期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由于长期对中国大陆不甚了解，或受台湾当局反共仇共宣传的影响，一些人对中国大陆最初到联合国工作的人心有疑虑，不敢也不肯主动进行接触，只有一部分比较开明的人愿意与我们接近。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而还有一些争论。

打字组曾有一位台大毕业的博士，一直不得志，只好屈就于打字员的工作。这个人脾气很古怪，一次因为一点点小事动手打了处长（国内派来的）。在联合国，打人是犯大忌的，因而惊动了联合国的安全人员出面干涉。偶然的巧合，国内恰在此后不久派来了两位人高马大的女打字员，这使本来就多猜忌的人开始议论：“这一定是大陆派来给处长当保镖的。”由此可见当时大家的互信程度。

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使其在联合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加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磨合，大家相互了解了，便慢慢成了朋友，来往也频繁起来，相处得很融洽。再后来，大家经常在一起搞一些联欢、郊游之类的活动，甚至请到家里做客。从同事间来往的微妙变化可以看出，中国本身的强大是最有说服力的纽带，她可以产生无形的凝聚力，把来自不同地区、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

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二（后来改为第2个星期二）到12月下旬的圣诞节前夕，是年度一届的联合国大会的会期，这三个多月是国际职员最忙碌的日子。在此期间，通常是不允许请假的，休假的人也要求在这之前返回工作岗位。此外，还要请一些曾在联合国工作过或已退了休的老同事回来帮忙。

那些日子确实很忙，做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但大家相处得很愉快。联大期间经常有夜班，每到夜里10点多钟，笔译和打字（因为那时在同一楼层）总要聚在一起吃宵夜，这也是大家相互沟通的好机会，这种机会平常是没有的。其实并不在于吃什么，也确实没什么好吃的，只是煮一锅粥而已，再到餐馆叫几个小菜，大家分摊开销。热心肠的人或从自家带几个拿手菜。大家在一起边吃边聊，笑声不断，吃得还挺热闹，冲淡了工作的疲劳。

联合国是一个国际大家庭，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风俗的人有时要在一个办公室里相处；即使同是中国人，也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

记得有一次，一位拉美籍的送信员（Messenger）送信时正赶上中文处聚餐，我们给了他一个茶叶蛋，我敢断定他从未吃过这东西，竟然连皮一起送进了嘴里。味道自然是蛮不错的，嚼着却是咯吱咯吱的很不舒服。可是当着我们的面又不好吐掉，扭曲的表情令在场的中国人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同学聚餐，自带饮食，我们中国同学带去了亲手包的饺子。一位埃及同学一口就吃出是猪肉馅的，我们这才意识到忽视了伊斯兰国家同学的习俗。此前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种随时可能遇到的算不上趣闻的故事，便是多国职员共处的联合国的一大特色。

这里的人们都很注意遵守生活中的游戏规则——尊重个人隐私。大家都很知趣，相处中、聊天时，从不打听不该知道的个人秘密，尤其是女士的个人隐私：体重、婚否、年龄、收入情况等，都是不便打听的，除非是某人自己主动提及。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很熟悉的人，也不要破坏这一游戏规则。中国人却往往不大注意这一点。

-End-

文字 | 《天涯无处不煽情》 

作者 | 高广灵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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