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失落的对外交流印记（二）

人物介绍 

司马文森（1916—1968.5.22），中共杰出的统战、文宣干部，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著名现代作家。

他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骄子，三十年代中共泉州地下党史人物，左联最年轻的战士；他是抗战报告文学及通讯员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亦文亦武活跃在前线、后方、游击区，对抗战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运动的领军人；中共香港文艺、电影、新闻出版、海外宣传工作的核心成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点灯人，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先驱；他参与共商建国大计、《共同纲领》的定稿工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民主协商政治制度作出重要贡献；外交部对外开放的中国驻印尼、阿尔及利亚、法国使馆档案：司马文森参与开拓新中国外交，联系、推动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总统访问新中国，突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联系第一个中国医疗组走出国门，弘扬中华医药文明；联系第一个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拍摄电影，打破西方的文化封锁；推动新中国体育全面、大规模参加国际体育新兴力量运动会，打破西方对国际体坛的垄断。他砥砺开拓新中国文化外交，参与制定、实施首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文化合作协定，参与制定、实施中国与首个西方大国法国的文化交流计划，在国际斗争风浪中捍卫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1964年，他敏锐洞察指出，西方国家有雄厚的资金、丰富的经验、庞大的队伍对中国文化渗透，和平演变，与我们争夺下一代，重点是知识分子和青年，提出应对建议。1968年5月22日，司马文森因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抗战统战工作，被肇事者摧残至吐血、心肌断裂亡于国务院部委办公室，终年52岁。1970年6月国务院指示下达外交部，8月14日为司马文森同志举办追悼会，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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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战胜国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轴心国的主要组成，在武装斗争战场牵制日本侵略者大部分兵力，在舆论阵地坚持不懈斗争，中国人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战后又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持久的努力。

第三共产国际代表瓦扬·古久里发言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长期由父亲司马文森的友人、《救亡日报》采访部主任周钢鸣伯伯收藏，是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见证。

1931年，日寇发动侵华“九一八”事变，1933年9月，在上海召开了国际反帝反战大会，到会的国际人士有马来（英）、环音考托（法）、波比（比）、瓦扬·古久里（法《人道报》主编）等。大会推举以上代表及宋庆龄等9人为主席团，并推举毛泽东、朱德、片山潜（日）、鲁迅、高尔基（苏）、巴比塞（法）、台尔曼等为名誉主席。8月18日，鲁迅、茅盾、田汉等发表了“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

在旧中国，列强通过侵略，在中国建有100个租界。1936年9月5日，上海实验小剧场、蚂蚁剧团在租界内上演国防戏剧，因台词有“东北是我们的”，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阻挠、禁演。当即，洪深起草了中国文艺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得到176位文学、戏剧、美术、教授学者等文化人联名签署，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租借地内上演戏剧的自由。签名有张庚、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司马文森、子崗、王人美等。这是以中国“文化人”名义发出的第一个独立自由宣言，用中、俄、英、法、日和世界语六种文字向国内外同时发出，影响很大。

司马文森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

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司马文森亦文亦武，有四年军旅生涯：军队、军校、游击区。他是抗战文艺中心上海、广州、桂林的文艺界抗敌协会核心成员，参与发起创建全国文艺通讯员总站、抗战壁报总站。我国的文艺通讯员运动诞生于抗战中的广州，延伸到香港及东南亚；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报社都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规模侵华，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成立，父亲和王任叔、钱俊瑞、胡愈之、梅益等在文救会宣传部工作。8月，《救亡日报》作为文救会的机关报创刊，父亲成为撰稿人、记者、编辑，与《救亡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对抗战报告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抗战救亡壁报、文艺通讯员运动

司马文森推荐的

救亡壁报的报头和版式

《救亡日报》开辟有文艺通讯员运动专栏

广西学生军文艺通讯员分站工作纲要

司马文森手书的抗战壁报版式。1938年2月，父亲司马文森专著《怎样办壁报》出版，是如何办壁报的最早的专著。壁报至今在学校、工厂、农村、街道、部队营房仍随处可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1938年3月2日，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召集《救亡日报》《诚报》《广州日报》《中山日报》等报社的编辑人召开会议。司马文森时任《救亡日报》记者兼《诚报》副刊编辑，出席会议，参与拟定、发表抨击希特勒承认伪满洲国的宣言。

同年春，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下，四战区副司令余汉谋邀请进步教授尚仲衣组建“三组”分管战区抗战宣传；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派遣石辟澜、司马文森等同志投笔从戎，组建三组中共支部, 培训部队政工干部，创办战区《小战报》，刊行两广、江西、湖南，在国民党军队中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倒退、分裂、颓废，开展文艺通讯员活动，把抗战文艺的种子撒播到战壕。大批中共党员、抗先队员投身四战区国民党军队对日寇抗战。 

1939年2月，司马文森参加中苏友协广东分会、广东战时教育座谈会等团体在曲江发起的欢迎卡尔曼先生大会。卡尔曼是莫斯科《消息报》驻华特派记者，他讲：“中国这次的抗战，苏联人民每天看报必先看关于中国抗战情形的电讯。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集体农场、每一个家庭都挂有中国地图，他们注视着每一天的战况。”

他又说到西班牙人民和法西斯蒂斗争的情形：“1936年11月法西斯军队进军马德里，事前马德里政府军守备司令米亚哈将军曾接到他们的电话说，明天要到马德里来喝咖啡。可是到今天咖啡也冷了，已经过了两年多了，他们还不能进马德里。”他的话博得欢迎者震耳的掌声。

司马文森写作《卡尔曼在曲江》，发表在3月4日《救亡日报》上。父亲认为：

“

这次的抗战，意义非常大，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的一件大事。在这大事件中，每一片断、每一细节的记录，只要是真实的，都足以作为历史纪念碑的珍贵材料。自己既幸而生活、呼吸在这个动荡的气息中，且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替历史留一点痕迹，供今后抗战史学家参考似乎也很应该。

——载《粤北散记》1940年

”

部队规定，每人只能携带15公斤的行李，父亲宁可丢掉其他东西，也要背着抗战文稿行军。司马文森的报告文学从不同角度反映抗战，如“八一三”日寇入侵上海，对南站手无寸铁民众狂轰滥炸、大场战役、谢晋元率4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等。也记述，当撤退的士兵车队通过租界时被解除武装的屈辱，他们不敢抬头看路旁的行人，而行人悲伤不忍目睹，对日寇的愤恨油然而生；有反映南京保卫战的《砍不断的头》及日寇大屠杀的《血泪话金陵》；南线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粤北散记》《尚仲衣教授》；反映日寇“银弹”阴谋，港商倒卖钨矿，致日寇十日长驱200公里，南方重镇广州失陷的《转形》，揭露日寇的残暴、汉奸的无耻，颂扬军民的抗战决心和英雄事迹。《危城记》则记述日本反战同盟在桂林的生活及工作，揭示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灾难。

抗战文艺的种子撒播到工厂、农村、战壕，动员宣传、组织民众投身抗战是胜利的基础。广西学生军是全国唯一由学生组成的抗战军队，先后5000男女生参军，学生军中建有文艺通讯员分站长期坚持活动。广西人民为抗战提供了100万兵源，不乏参加远征军的志愿兵。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石辟澜、司马文森和黄新波等被以“赤色份子嫌疑”遣散。此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的指示已到达粤北，父亲和黄新波奉命到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充实党的力量。地建干校系军事化管理，校长黄旭初挂名，教育长杨东莼主管，沿袭延安抗大的教学方针，一些教员来自抗大，培养地方抗战干部，被誉为“广西的抗大”。父亲是校总部指导员兼中共桂林统战工作组委员，培训泰国华侨机工回国参战团，编辑校刊，和周钢鸣同为杨东莼的政治秘书。父亲代表杨东莼出席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筹备、成立大会，接受鹿地亘为首的日本反战同盟赠送的锦旗等对外交流活动。同时兼救亡日报社编辑、文协桂林分会历届理事，写作《叶剑英将军谈时局》等文章发表于《救亡日报》。

司马文森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

司马文森和学员在大礼堂合影 ，摄于1940年

地建干校外省支部

救亡日报社党员

1940年至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顶点是皖南事变，桂系和蒋介石达成协议，桂林陷入白色恐怖中，特务向黄旭初告状：地建干校是共产党大本营，父亲和大批党员被迫撤离。八路军办事处撤退到延安、救亡日报社被关闭，新安旅行团撤退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大批同志撤到香港及海外。司马文森奉命坚守桂林文化城，组织关系由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领导转到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担任文化支部书记。

国民党成立图书审查委员会，加强对进步文化的管治。《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等一批刊物被迫停刊。孟超找到司马文森称，可以通过民主人士陈邵先拿到出版杂志的牌照，为他创办的文献出版社打打招牌，《文艺生活》于1941年9月创刊，是抗战文艺阵地疾风劲草般重要的期刊，在国内外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父亲作为主编，坚持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并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文艺阵线。他同时承担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因党组织被破坏，很多同志千辛万苦到桂林，找不到八路军办事处，就找文艺生活社，要到延安的，父亲需联系交通，走不了的，要帮助他们找工作、安排生活，兵荒马乱年代自家生活都很艰难，党组织没有经费给大家发生活费，全凭革命理想信念工作。

郭沫若写文艺生活刊名

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同年11月的《文艺生活》第1卷第3期即刊出《德苏战争特辑》，刊登了A·托尔斯泰的《我号召憎恨》、I·爱伦堡的《我看见过他们》、W·挖雪柳斯卡的《在战争的路上》。

《文艺生活》第1卷第4期刊登声援苏联卫国战争的文章：欧阳予倩的《寄慰苏联战士》，熊佛西的《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战》，荃麟、葛琴的《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陈闲的《希特勒将被洪流淹死》，余所亚的《致苏联漫画家》，张安治的《慰苏联战士》、韩北屏的《声讨暴徒希特勒》，许之乔的《莫斯科是人类精神的堡垒》，冯玉祥等的《中国诗歌界致苏联人民书》，辛克莱的《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及桂林文协电慰苏联人民。《文艺生活》第1卷第6期刊登了A·托尔斯泰的报告《伏尔加为战争而工作》（秦似译）。

《文艺生活》第2卷第4期刊登了日本反战同盟会长鹿地亘的文章。在《文艺生活》刊登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的作品：碧野的《前路》、钟敬文的《残破的东洞》、郭沫若的《轰炸后》、蔡磊的《在孤岛》等，引起强烈的反响。  

抗日青年挺进队的袖标——北斗

《爱我中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视频节录），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大厅雕塑。桂林曾是广西省的省会，联通海外及国内的交通枢纽，舖设秧塘、李家村等三个“飞虎队”机场。当年没有机械，全靠民众赤手空拳舖筑了B-29轰炸机起降的世界最长跑道。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还承担联系海外救助物资转送，情报工作。

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文艺生活》被迫停刊。父亲奉南方局的指示，率领桂林地下党文化支部成员到桂北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和地方党创建抗日青年挺进队，番号：北斗，任政委；联合柳州日报社党组织的柳州日报自卫队，以及统战国民党散兵，整编为抗日纵队，任政治部主任。三支武装队伍划分作战区域，与日寇战斗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是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的胜利，广大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兵源、武器装备、物资、军饷。

仅抗战初期，广大侨胞的捐资就占到了抗战经费的四分之一，而且自发组成了多批回国参战团。抗战的胜利也离不开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文化部队，他们开展的抗战宣传、动员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最终，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取得抗战胜利，建立中华民族历史上永久的丰碑。

未完待续~

图文 | 司马小莘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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