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周总理有关做好外事工作的指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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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文滋 1942年7月参加革命；1973年任北京外语学院系主任、外交部外训班负责人；1979年后任驻挪威使馆一秘、参赞、临时代办、代理党委书记。
周总理生前多次强调外事无小事，对任何工作他都要求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善始善终；办理案件、解决问题都要及时准确，讲究效率，保证质量；起草外交公报、声明、照会等各种外交文件时，内容上要有政策、有策略、有原则性和灵活性，形式上要条理清楚，字斟句酌，一个标点也不容疏忽；在向上级反映情况和请示工作时，要有事实、有根据、有数字、有看法、有建议。
我本人从1954年入部以来，曾多次聆听过总理的报告，又系统地学习了他对做好外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深感我部广大同志对待工作能有高度负责的优良传统，与总理生前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总理有关做好外事工作的指示，内容极为丰富，涵盖面很广。
要加强外事工作责任心
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专门讲到，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总理针对当时干部的具体情况，强调指出，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总理说“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 “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
1954年11月3日，周总理在干部会上的讲话又强调说：“在目前还有阶级，还有冷战和热战的情况下，就必须有外交。在阶级斗争和国家还存在的社会中，一种是打文仗，一种是打武仗，武仗不是年年有，文仗则天天有，且时时刻刻有。因此，外交工作是长期的专业，是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的。我们要经常感到自己不行，兢兢业业地搞。”
在外交工作中，“说错了一句话，写错了一个文件，做错了一件事，甚至办错了一件行政工作，往往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总理强调外交工作是“繁难的工作”，对每项工作都要认真对待。
此后，总理在使节会议和全国外事会议上的讲话，又多次讲过要加强外事工作责任心的问题。如1958年4月，总理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讲话就强调指出“外事工作不是简单的交际和应酬，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工作”，“要在国际斗争中经常处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占有大量的国际资料，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对外交涉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总理多次强调，办理对外交涉、参加国际会议等重要外事活动，事先都要根据中央的指示，透彻分析形势，研究制定谈判的方针和具体的斗争策略。
△ 1958年10月，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北京火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
总理从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在长达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承担了十分繁重的具体指导工作。
如指示代表团在会谈前要主动研究寻找对方的矛盾和弱点，采取攻势；我方的发言，凡是易为对方所利用的语句和理由要避免使用；凡提问题，必须设想对方各种可能的答复，如有不利于我的，就避免提出；凡能击中对方要害的，可从各方面围绕这一问题向对方进攻，不要分散力量、扯得很远，反而暴露自己的弱点；与对方谈判应采取主动诱导的方式，以套取对方表明态度，不要穷追硬逼，造成无话可说或各说各的局面；起草发言稿和记者报道稿时，要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对方的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等。
代表团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经过2年多的谈判斗争，终于达成了停战协议。
朝鲜停战谈判是我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对外斗争，是我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一场严正较量，也是当时牵动全局的头等国际大事。这次谈判的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为我国以后的对外斗争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亲自抓各项准备工作，如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汇报、函电、美国政府致苏联的备忘录和苏方的复文；经常约李克农副部长等商谈出席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代表团的人选，提出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准备；指示李克农、章汉夫等部领导在外交部组织模拟会议，对翻译进行考试选拔，搞模拟翻译训练；主持拟定出席会议的方针、原则等各项文件。
代表团临行前，召开全体成员会议，总理亲自到会动员，要求全体成员都要认真对待，做好各项工作。总理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不是为了闹翻，而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总理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现去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总理要求全团同志都要认真对待、虚心学习，不能有丝毫马虎。
△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两个多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达成了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战的协议，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这次会议的成功，充分显示出周总理高超的外交艺术，受到世界各国的好评。这次会议的成功同总理亲自抓各项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
必须熟悉业务、掌握情况
总理经常强调外交干部必须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学习和掌握外交业务知识，随时注意调查研究。
△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李克农副外长在大会上讲话。大会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号召大家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在新的外交机构中要建立新的学习制度。这是当时所做的记录。
1949年11月8日，在全部成立大会上，总理首先讲话，李克农副部长又根据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全部同志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
总理听后又接着说，他有一个提议，是学习方面的。现全部的同志，大部分是才工作不久，外交知识以及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等都很不够，因此要努力学习，这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保证。他提出每星期至少要有几小时的学习时间，安排学习外语及中外历史地理，并听各种与外交有关的报告。他还提出要向从国民党外交系统过来的有外交知识的刘泽荣、凌其翰等专家学习，并要尊重他们，提出新的外交机构必须建立起新的学习制度。
1951年8月，总理向中央人民政府作了外交工作报告。该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谈了外交干部的培养、选拔问题。他根据当时外交部干部近两年的工作实践和今后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培养、选拔干部的“十六字方针”——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四条标准。把“掌握政策，熟悉业务”正式列为选拔、培养、考核外交干部的重要内容，并强调要做到能够掌握政策、熟悉业务，就需要努力学习。
1954年7月22日，总理在日内瓦我国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会上讲话强调说：“由于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干部要更加努力钻研业务，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究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 1951年元旦，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及外交人员，共度新年。图为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右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右一）在一起。
在50年代初，总理就针对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馆对外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一些问题，专门提出外事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一定要多动脑筋，努力做到以下“五勤”：
一要眼勤，要多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强调这是做好外事工作的首要条件；
二要耳勤，要多听和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反映，指出这是提高办案质量和调研水平的重要条件，
三要嘴勤，要积极有效地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批驳错误的东西，使世界各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
四要手勤，凡事要自己动手，决不可养成懒惰作风、依赖旁人，并多次强调作为大使，要自己动手给部里写报告。他说，“动手写东西可以使你的思想得到发展，不写成套的东西，就不能在思想上有一个整理的过程”。1969年，又提出手勤还包括应学会当多面手，要求派到驻外使馆的青年干部，不仅中外文要好，还应学会中外文打字等。
五要腿勤，驻外大使等外交官一定要多走动，广为结交朋友，不能深居简出等人上门。
1952年，总理在使节会上强调说：“为了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除搜集公开材料，并从这些材料中研究驻在国的国情外，还必须改变过去有的馆‘关起大门，少问外事的作风’，要逐步地、适当地开展外交活动，同驻在国中上层人物接触，以求更具体地了解驻在国的政策和情况。”总理提出的上述“五勤”要求，对鼓励各驻外使馆大胆积极地开展对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理多次强调，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要学一门外语，以便研究各国情况。他要求各单位经常注意积累有关各国的基础材料，制成卡片，不断补充；要求外交干部应学会抓材料，要抓得恰当、抓得及时，不要多，但要有分量，要经过思考；要求写调研文章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要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要短而精，可以一题一分析。
△ 1964年3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结束对非洲、欧洲、亚洲14国的访问后，在成都召集外交部等部门的领导和部分驻外使节及夫人开会后合影。
1965年，总理对新闻司的调研工作曾提出以下要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以后，也可从反面去考虑。
总理为帮助、督促我部干部努力钻研业务、及时了解掌握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经常利用接见外宾前后或谈工作的机会，就有关国家的情况和当时外国报道的重要新闻，向干部提问，要求立即回答。答对了的，总理就当场表扬；答错了或答不出时就批评。这样的事例很多，仅举以下几例：
1970年12月，总理接见外交部领导和地区业务司部分同志时，曾向一位司领导连续提问了《参考资料》所登外电报道的几条消息，该同志大部分未能答对。总理当场指示：你以后一定要看《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许多老同志回忆说，总理那次指示对全部各级领导震动很大。当时的部、司领导在工作之余，都抓紧时间看当日的《参考资料》，有时下午版的《参考资料》来得晚，许多领导都要送文件的同志连夜送到家中看。
△ 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与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右二）会谈，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达成协议。
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25年世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美国已不能支配世界了，它不得不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特别提到美国必须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状态。
周总理十分重视这篇讲话，当即要外交部印送有关领导同志参考。总理在召集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研究接待基辛格的准备工作时，曾向到场的同志提出尼克松讲话的内容和堪萨斯城在美国的哪一地区。当时不少同志对尼克松讲话的主要内容基本上能答上来，但不知堪萨斯城在何处，只有一人全答对了，总理当场表扬了该同志。
1971年8月20日，总理向一些领导干部讲解当日的外交部声明，提到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坚持制造“两个中国”，曾找20个国家开了一个会。他问一些与会同志，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各有哪些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被问者绝大多数答不上来。
总理严肃地说：“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这样子不行啊。”接着他一一说出了这些国家的名字，并指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使在场的同志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周总理的言传身教之下，当时外交部确实形成了努力学习、重视调研、认真抓调研的好风气。不少人注意苦练基本功，力争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许多同志身边备有小本本，随时记下与自己主管国家、地区或业务有关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数字。
据许多老大使回忆说，当年回国述职休假前，都要认真准备驻在国的材料，将有关情况和数字记在小本上，以备回国总理“考试”。由于总理的严格要求和培养，我部确实出现不少熟悉情况的“活字典”，对保证我国对外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未完待续……
文字 | 《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作者 | 丛文滋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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