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家子弟到共和国大使 | 初当翻译

作者简介

卢永华 从1971年起，先后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约15年，任职至一等秘书，亲历中国与民主德国双边关系的变迁，以及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1995年至1998年任驻奥地利使馆政务参赞；1998年至2000年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2000年8月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1970年结业，到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使馆政研室，一方面担任大使、参赞外事活动口译任务，另一方面还开始学做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当时中国外交官，特别是高级外交官，包括一些大使、参赞，有很多是军人或工农干部出身，大都不懂外语，所以外事活动要给他们配备翻译。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中国外交官已完全做到了外语化，许多年轻同志甚至掌握多种外语。据说当年我国驻苏联大使，外出活动要带三四个翻译，一个俄语，一个英语，一个法语，需要哪个就上哪个，因为我们的翻译大都每人也只会一门外语。

给使馆领导当翻译，特别是给大使当翻译，就是要当忠实的“传声筒”，大使就听你的，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得。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尚处于低潮，我们将东德视为苏联的“帮凶、卫星国”，而对方则称我们为“毛主义分子”和“毛主义领导人”，相互仇视，常常恶语相加。

作者与昂纳克主席握手

每当重要场合，特别是盛大的集会，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和后来的昂纳克都要讲话，当翻译的同志就要竖起耳朵仔细听，唯恐漏掉一个字。开始时，他们在讲话中，反华言论是连篇累牍，大段大段地讲。这倒好办一些，一句听不清，还可以听后面的。可是到了后来，反华言论逐渐减少，有时往往仅仅几个字眼。这是对翻译的严峻考验。凭着多年工作经验，我们当翻译的也能大体估计出他们讲到什么地方可能出现反华字眼，例如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反华可能性极大。所以，每当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就要加倍集中精力，有时自己就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尤其是在大型集会那样的场合，人声嘈杂，扩音设备老化，更增加了难度。

每当听到他们发表了反华言论，我会附在大使耳边，轻声报告一句“他们反华了”，大使便会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并且会在离开前，向德方有关负责官员提出抗议。当年和我们一起退场的，还有我们的“铁杆朋友”阿尔巴尼亚临时代办。

但是，也有出乎意料的状况。就是说，如果到了我们估计他们可能发表反华言论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讲，我就会犯嘀咕，心里惴惴不安，担心自己是否听错了。每到这时，我会偷偷环顾左右，察看周围是否出现异样的眼神和动作，因为中国大使该退场时没有退场，周围人群肯定会有异样反应的。我注意到，在类似情况下，即美国受到攻击或批评，美国外交官是不会离开会场的。

除了陪同领导参加外事活动，返回使馆后还要立即根据当时记录或回忆整理谈话记录，重要情况要随时报告国内。由于自己年轻，记忆力强，有时双方连续交谈几个小时，回来后也能比较完整地将谈话记录整理出来。

此外，为了让使馆领导及时掌握形势变化，我们每天早上要给他们读报。说实话，读报是个相当辛苦的工作。每天早上，我们要选择几份当地主要报刊，包括东德和西德、西柏林的报刊，例如《新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和《每日镜报》等，自己先要迅速浏览一遍，将重要评论和文章做好标记，重要段落标出来，以免读报时忙乱和遗漏。记得经常参加听报的有大使、政务参赞、商务参赞和武官等。给使馆领导读完之后，我们还要将当天的国内外要闻抄在食堂黑板上，供使馆内不懂外语的同志阅读。

作者在东德古堡

在东德学习、工作的将近20年中，我经历过张海峰、宋之光、刘浦、王毓培、彭光伟、陈东、李强奋、马叙生、张大可等9位大使或临时代办，从彭大使起，我就开始给大使担任翻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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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从农家子弟到共和国大使》

作者 | 卢永华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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