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爪遗踪——出使千湖之国芬兰（上）

作者简介

陈辛仁 1954年9月至195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芬兰大使；1972年1月至1974年12月，驻伊朗首任大使；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驻荷兰大使；1978年10月至1980年12月，驻菲律宾大使；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顾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2005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芬兰于1950年10月28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互设公使馆。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兼驻芬兰公使。1954年9月3日，中芬两国同意将公使级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级外交代表。

1954年9月的一天，我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任上，忽然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到外交部报到，出任我国驻芬兰特命全权大使，携夫人同行。

根据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做好出国赴任的准备工作：阅读有关驻在国情况的文件、了解赴任时的一些外交礼宾事宜、会见驻在国驻华使节、制装等等。

周恩来总理

（网络图）

出国前，外交部通知我们，周恩来总理要同我们几位即将赴任的大使谈话。周总理刚参加了日内瓦国际会议回国不久，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一个晚上会见了我们。周总理在谈到我国的对外政策时说，为了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发展贸易和文化交流。我们不想威胁任何人，但我们也不能容忍别人对我们进行威胁和侵略。

周总理谈到争取中间立场国家和中立国家的重要性。总理说：“西欧、北欧都有公开宣布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亚洲、非洲也有在实际行动上不参加两个对立阵营的国家，对它们都应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北欧的瑞典、芬兰都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这些国家对我们是友好的，我们要支持他们坚持中立的政策，和中立国家交朋友，要争取团结国际上的中间力量，越多越好。”周总理还对外交工作和外交人员提出了要求。他的谈话，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指点，也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陈辛仁夫妇

（网络图）

我和夫人晓植于10月27日从北京动身，乘苏制伊尔-18飞机启程。芬兰驻华公使孙士敦、外交部西欧司领导黄华等赴机场送行。伊尔-18飞机只能作短途飞行，飞到蒙古乌兰巴托机场停下来上乘客，旅客吃饭，到伊尔库斯克又停下来住一宿，第二天才飞经奥姆斯克到达莫斯科。

我们于10月29日乘飞机到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芬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苏联和东欧驻芬兰的使节、我国使馆临时代办和外交官都前往机场迎接。我在候机室和这些官员及几位记者简短谈话后，便回到位于库洛萨里岛的中国大使馆，同全馆人员见面。

10月30日，我到芬兰外交部拜会礼宾司司长，又拜会了外交部部长维洛莱宁。这位外长是我几十年外交生涯中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滴酒不沾的外交部部长。除了见面的友好谈话外，我请他安排呈递国书的时间。

礼宾司司长还说他夫人要来拜会晓植，我说还是约定时间，让晓植先去拜会他夫人吧，司长很高兴。

11月4日，芬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到中国大使馆来，陪同我携全馆外交官到总统府，向巴锡基维总统呈递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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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锡基维

巴锡基维是芬兰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1920年曾任芬兰代表团团长，和苏俄谈判并签订了苏俄芬兰和平条约；1940年前后参加有关芬苏谈判和芬苏条约的签订，结束了1939年以来的芬苏战争。巴锡基维之后担任过总理、总统等最高职务。我到任那年，他已是84岁高龄。

我递交了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国书，并宣读了颂词。颂词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国际和平和友好合作的政策，并愿意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巴锡基维总统表示欢迎两国外交级别升格后首任中国大使的到来，很赞赏新中国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然后，他谈了对中国的兴趣，以及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等等。他还谈到芬兰奉行和平中立政策，谈到芬苏友好合作关系，表示愿和新中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我表示，愿意在我的任期内尽力为促进中芬友好合作而努力。

次日，我又拜会了芬兰总理吉科宁。他是一位热情而平易近人的政治家。1956年，他继巴锡基维当选为芬兰总统。吉科宁夫人曾于1953年率领芬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芬友好和相互理解的高层渠道。吉科宁总理亟盼发展中芬两国的经济、文化来往。

1953年，芬兰文化代表团访华时在鲁迅纪念馆前合影。（《中国和芬兰的故事》图）

在我国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芬兰和平中立政策的方针下，中芬关系在那几年都本着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鼓励往来的原则而正常友好地发展。

中国国旗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升起。（《中国和芬兰的故事》图）

早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举办期间，芬兰作为东道国就积极支持我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芬兰是1956年加入联合国的，从那时起，芬兰每年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6年6月，我们邀请芬兰议会代表团访华。代表团由农民党议长苏克西莱宁率领，包括芬兰6个政党的议员代表在内，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亲自会见。芬兰议会代表团回国后，发表了不少对中国友好的报告或报道。如联合党议员图尔奈作了20多次报告；另一位联合党议员维尔达宁发表了访华纪事，赞扬新中国的宗教政策；芬兰人民党议员卡尔维柯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错误；芬兰瑞典人民党议员梅纳德建议中国人大代表团于次年访芬。后来，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率团回访了芬兰。

周总理既是中国外交方针路线的制定者，又是对外交往中最广泛、最完善的实践者。在我的芬兰任期内，他除了会见过芬兰文化代表团、经济界人士外，还会见过芬兰合作社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议会代表团等。

乌尔霍·凯赫宁是芬兰议会大委员会主席，是农民党党员，他参加过芬兰文化代表团访华，但他主要考察的是中国的农业情况。他回国后写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交由我使馆转达。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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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芬兰农业家和芬兰农民党的一员，我对中国农业问题是极感兴趣的。虽然在农业政策，特别是土地所有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与我们不同的道路，但它选择的绝对是对的，而且是符合中国的条件的，这是中国增加农业生产、消除封建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灾害的最好捷径。

在我们的访问中，我也能看到（中国）对工业发展，特别是对重工业发展所给予的多么巨大的注意，这无疑是运转一国经济的动力。可是我冒昧地提请阁下注意，工业发展常常会成为唯一的目的，而使其他行业，特别是农业，由于“陶醉于工业”而被遗忘了。在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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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1955年12月写的，我们转送到国内，并建议由使馆约见凯赫宁表示感谢，总理太忙，就不必复信了。可是总理看到凯赫宁的信后，除同意我们继续与他接触外，还特地在1956年4月复信给凯赫宁。信中感谢他为增进中芬两国友好合作而作的努力，并答复说：“您以农业专家的身份，特别研究了中国农业发展计划，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改革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自然使中国人民感到荣幸。”“您关切地提到中国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前景问题，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常注意着工业和农业按比例发展的原则。”

（注：原文载于《鸿爪遗踪》，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选入本书时有删改。）

未完待续~

图文 |《中国和芬兰的故事》

作者 | 陈辛仁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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