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对外事调研的要求
作者简介
裴默农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代外交官。1950年任中国驻印度使馆二秘兼领事；历任外交部礼宾司、办公厅处长，第一亚洲司专员、副司长。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然而即使它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也不等于说人人都能身体力行。作者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常常因为调研工作是“软课题”被办案工作的“硬任务”所挤掉而深感苦恼，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没有真正认识到调研工作是硬功夫，是外事工作成败的关键。
周恩来总理历来十分重视外事调研。从1938年在武汉成立国际宣传组到解放前夕成立中央外事组，他都作了一系列加强调研的指示和具体安排。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总理就把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在部内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自兼主任。当时规定该会的研究对象是：
1 | 一般问题； |
2 | 专门问题涉及许多国家而又不属于国际司主管业务者； |
3 | 特定问题； |
4 | 我国外交政策问题。 |
总之，既须作系统研究，又要研究临时性问题。
此外，部内还出版《外事调研》和《业务研究》两种刊物。部内调研成品分为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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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外事调研，是对各国基本情况和重大国际问题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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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临时通报，是对当前国际动向和临时问题的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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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业务研究，对领事、礼宾、条约、法律、总务、人事等各种专业问题的研究。
各地区业务司和驻外使领馆也都有各自的调研课题。同时还建立四个机构：一所学校（外交学院）、一个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个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一个图书馆（事实上研究所和外交部本身各有一个图书馆）。这四个机构各有自己的研究计划和出版物。外交部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正是在周总理的指导下蓬勃开展起来的。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事调研的卓越奠基人。
周总理自己抓外事调研一丝不苟，对外交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强调外交干部要加强学习，努力钻研业务，成为熟悉情况的“活字典”。他提倡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要学一门外语，以便研究各国情况。
他要求各单位经常积累有关各国的基础材料，制成卡片，不断补充；要求外交干部学会抓材料，要抓得恰当、及时，不要多，但要有分量，要经过思考；特别要求大使们自己动手写调研报告。他说动手写东西可以使你的思想得到发展，不写成套的东西就不能在思想上有个整理的过程。他强调调研文章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要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要短而精，可以一题一分析。写文章要注意三性：阶级性、鲜明性、准确性。
• 1964年3月8日，周恩来总理出访回国途中，在飞机上阅读。
周总理每次了解情况总会仔细询问。外交部的干部到他那里去，随时都要准备接受这种“考试”，常有负责干部由于答不上来而受到批评的情况。
1971年8月20日，总理向一些领导干部讲解第二天报上发表的“关于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外交声明”，提到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坚持制造“两个中国”而找20个国家开了一个会。
他问与会同志，在亚非拉、欧洲和大洋洲各有哪些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议？被问者绝大多数答不上来。周总理严肃地说：“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样子不行啊。”接着，他一一说出这些国家的名称，并指出，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在周总理那里开这样一次会，对大家的教育有多深刻，可想而知。
而在总理主持外交工作的20多年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有一次，周总理在会上问一位司级干部某国总理的名字，这位同志说出了中文译名的姓氏。总理不满意，要他说出英文全名，这位同志答不上来。总理说：“这样不行啊！应该知道外国人的全名和外文字母的拼法，光记住一个姓，容易引起误会；外国人也和中国一样，同名的不少，同姓的就更多了。”
周总理对统计数字尤其认真仔细，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计划项目，每个文件虽经秘书核实，但他还要亲自核算一遍。他最听不得“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说：“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挥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重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外交要为国内的建设服务，要重视经济、科技调研，这是周总理的一贯思想。早在1956年，他就指示我驻西北欧国家的使节们（当时尚未同西方发达国家建交）要尽可能参观人家的工业设施，了解人家工业技术的特长，介绍给国内。
1966年，他又强调，“驻西方的外交人员要学点科学，我们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很高的科技水平，这也是两结合。在西方当大使要亲自学些东西，自己不懂，可以找一两个帮手，认真啃点东西。”他还要求驻西欧地区的使节们回国向他汇报工作时，要谈科技情况。
• 1964年1月11日，周恩来总理抵达加纳。
周总理常用“天涯何外无芳草”的诗句教育外交人员认真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期间，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一再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部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他对驻几内亚使馆一位年轻同志说：“非洲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陆，在非洲工作大有可为。你们要立足于几内亚，放眼全非洲。要热爱非洲，熟悉非洲。你知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两句诗的意思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周总理转身对陈老总和黄镇说，“可惜喽，我们有的高级干部还不懂这首诗的含义呢。”他们清楚，这是周总理不点名地批评一位老同志不愿出使非洲。
他经常教导外交人员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而要多活动、多接触、多调查研究。他说要活动，但不要什么都做，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交朋友、要调查。他还说，为了进行外交活动，首先必须学习，必须由学习进入活动。
• 1950年7月，夏衍在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1955年7月，外交部第一任亚洲司司长夏衍改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总理视夏衍为亲密的战友。夏衍到文化部上任前夕，总理找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因为文化部也有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任务，所以谈话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总理说：“外事工作，你就得从头学起，不能掉以轻心。”他谈了许多问题，其中着重讲的是“三勤”——勤学、勤业、勤交朋友。工作的范围扩大了，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懂的业务更广了，要交的朋友更多，也更复杂了。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要遵守外事纪律，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从广义上说，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不能忘记内外有别。
夏衍认为，周总理从新中国国情出发，对战后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如对战争与和平，对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政府外交与民间交往，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主动与被动，对必然与偶然等等，总是以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评估，经过审慎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的决策。
在外事接待工作中，这位老作家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批评。文化部接待的外宾，按惯例，都要事先拟好接待计划上报总理办公室，有的计划还提出希望总理接见的要求。夏衍以为周总理日理万机，不可能亲自批阅。事实上，凡涉及请示报告，周总理是无一放过的，他常常亲笔在接待计划上一条一条地批注，提出想要了解的问题；有时甚至深夜打电话，要夏衍和接待单位的负责人当面汇报。
• 1970年国庆节，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前排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6年，为了接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周总理把夏衍和阳翰笙找去面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我会见，那就得让我知道这个代表团的具体情况。你们这个计划也未免写得太简单了，团长只写了职务和年龄，过去的经历、专业，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有没有到过中国，哪一县市的人……全是空白。中国文艺界有京派、海派，日本也有关西、关东学派之分。你们随便送个报告，很轻松，你们主动，使我这个要会见他们的人就陷于被动了。”
他指着那份用红铅笔画了问号的文件说，“团员皆文化界知名人士，太笼统了。团员一共几位？是美术家还是音乐家？中日还没有建交，得不到使领馆的帮助，为什么不问问廖承志他们呢？为什么不问问西园寺公一呢？”
夏衍说，会见过周总理的外宾都说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除了他的才华和丰富经验之外，也与他在会见之前有针对性且细致入微地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他会见外宾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政治思想倾向，还会问到对方的籍贯、健康状况、家庭，乃至个人性格和兴趣。
在会见中岛的时候，廖承志也在座，他说了一句“中岛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会后，周总理就对夏衍说：“你不是也喜欢集邮吗？可以把你的集邮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送什么礼品都会更让他高兴。”
周总理不但对文化部提出上述要求，他对包括外交部的所有涉外部门也都有同样的要求，所以类似事例是多不胜举的。
• 跃进号
周总理对发生涉外的意外事件，要求采取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不允许轻率处理。1963年，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海域沉没了。当时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主张发抗议；有的说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有两次响动。
周总理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亲自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船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总理认为“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可能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他随即派海军带着潜水员到沉船现场，潜入海底勘察，终于查明真相。事实证明周总理的判断正确。
1967年6月，我驻东德使馆的一辆汽车同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我方死伤数人。当时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使馆一些同志未弄清情况就怀疑甚至断定是一起政治谋害，擅自向驻在国外交部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查明事故原委。调查组离京前，总理特别叮嘱他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调查的结果表明，那并不是一次政治谋害事件，而是一次车祸，而且主要责任在我方。
在调查研究方法中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周总理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中得到极大启发。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外事工作者必须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在重要的时刻，重温周恩来总理关于外事调研的论述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他所提倡的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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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周恩来外交学》
作者 | 裴默农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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