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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历史的时刻(下)

张庭延 外交官说事儿 2023-12-06
 

作者简介    


张庭延 曾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北京市政府外事顾问、山东大学韩国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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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意外收获

在中韩关系松动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与韩国的关系大为改善,到1990年9月为止,均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韩国当时的卢泰愚政府对此十分高兴,但同时又忧心忡忡,因为卢总统1987年就任时曾提出在其任期内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现在其任期已过了一半,而与中国的建交工作尚无大的进展。然而没过多久,机会终于来临。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预定于1991年在汉城举行,会议的议程中包括审议通过中国加入该组织的问题。韩国作为东道国,为了筹备这次会议,特别是对中国入会涉及台湾、香港问题,可谓煞费苦心。

当时中国主张,亚太经合组织是政府间的机构,台湾、香港不能加入,而绝大多数国家对此持有疑义。韩国着眼于与中国的关系,利用主办国的有利地位,在北京、台湾、香港以及会员国中周旋,终于找到了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即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台湾和香港以地区经济加入。这样既满足了中国的要求,也促成了中国外长到汉城出席会议,为韩国与中国的接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1991年11月14日上午,在汉城新罗饭店会见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主席、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

1991年11月12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汉城开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率代表团于11月11日抵达汉城。这是在中韩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第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汉城,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中国代表团原本是来参加部长级会议,完成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手续的,但外界却猜测纷纭。

钱外长一到汉城饭店,就被记者围了起来,他们单刀直入地提问道:“您第一次来汉城有何感想?”“中韩关系是不是会很快发生变化?”钱外长在乱哄哄的情况下不好回答什么问题,只能有礼貌地说:“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就匆忙地上楼进了房间。

尽管当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与韩国十分友好的西方国家的外长也已到达汉城,而且亚太经合组织一次重要的部长级会议即将开幕,但钱外长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成了汉城这个有1000多万人口城市关注的焦点。

果然,令人关注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2日下午,卢泰愚总统在集体会见前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之后,在青瓦台总统府单独会见了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卢总统表示很高兴见到钱外长,欢迎中国、台湾、香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他说,韩中两国一海之隔,鸡犬之声相闻,自古有着频繁的交往,近几十年相互隔绝是不幸的,韩国为近年来两国关系的改善感到欣慰,并希望尽快实现两国建交。

钱外长感谢总统的会见,称赞韩国对中国入会的支持,表示高兴地看到两国关系的改善,希望它能继续发展下去。电视和报纸迅速报道了这次会见消息,尽管只字未透露谈话的具体内容,消息稿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它却立刻轰动了汉城,惊动了世界。

韩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卢泰愚就任总统后,着眼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明确提出在其任期内以实现与中苏建交为目标的“北方政策”。这次卢泰愚抓住机会破例会见中国外长,反映了他急于与中国建交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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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微妙信号

1992年3月,钱其琛外长在人大会议期间照例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过去多次举行过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记者在提问各种国际问题的同时,总不忘记探询中国与韩国何时建交这个敏感问题。每当这时,钱外长总是回答:“我们不会与南朝鲜发展关系。”但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又提出同样问题时钱外长却回答说:“中国何时与南朝鲜建交,我们还没有一个时间表。”外界敏感地察觉到,中国的立场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自从钱其琛外长从汉城返回后,我们内部确实对与韩国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截至1990年,苏联与东欧国家均已承认韩国,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世界上同时与韩国和朝鲜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100多个。特别是朝鲜多年反对与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其理由是防止在世界上出现“两个朝鲜”,但1991年5月,这一立场也出现了松动,同年9月1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接受朝鲜和韩国分别为联合国会员国。不承认韩国的存在,在世界上已无容身之地。

从韩国来看,卢泰愚总统目光长远,对华态度真诚,但其任期只剩下一年,如不抓紧,可能失去机会。而且与韩国建交,有利于牵制日本、孤立台湾、稳定周边,对我国的四化建设和外交全局有利。这些表明,与韩国建交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机不可失,不容再拖。在这样的情况下,钱其琛外长通过人大期间的记者招待会发出了一个微妙的信息,接着我们就开始了繁忙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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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从天而降

正当我们寻找与韩国接触的机会时,一个良好的机遇不期而至。1992年4月15日,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5届年会在北京召开,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率团前来参加。

会议期间,经过与韩方协商,安排了一场不为外界所知的活动。钱其琛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外务长官,双方除讨论了年会有关问题外,还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双方继续进行秘密接触事宜达成了协议。虽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但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准备和积累后,条件一旦成熟,办起来则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

根据两国外长协议,双方很快任命了大使级谈判代表,开始了在北京和汉城的秘密接触,实际上是建交谈判的开始。我们本来内部预计,尽管卢泰愚政府对华友好,急于与我国建交,但台湾在韩国已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在政界和社会上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韩国不会轻易把台湾丢掉,因此至少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在卢泰愚任期内谈下来。

谈判初期,确实像我们估计的一样,韩方提出要与台湾保持半官方关系等条件,与我们讨价还价,进行周旋。我方严正陈述原则立场,驳回对方无理要求。这样双方相持了一段,韩方看我毫无松动之意,又担心拖延时日,经请示总统,放弃了原来的要求,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接受我要其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的要求。于是双方只进行了三次会谈,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达成了建交协议,比我方原来的预想快了许多。

双方副外长于7月29日在北京草签了建交公报,并商定8月24日由两国外长在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公报。韩方还提出一个要求,即卢泰愚总统希望两国建交后尽快访华,我国政府满足了韩方的要求,双方商定安排在9月下旬。至此,建交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只待签署建交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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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朝通报

在调整对韩政策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向朝方及时通报情况,争取理解和支持。由于50年代初那场战争的关系,我们在朝鲜半岛始终支持朝方,不承认南朝鲜,并拒绝与其来往。因此,我国调整对韩政策,朝方难以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正因为如此,我们放慢了调整速度,每走一步都及时向朝方通报,争取其理解,努力把对中朝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特别是到建交阶段,我国领导人直接出面做工作,取得了朝方的谅解。中朝关系是经受过历史考验的,在我国调整对韩政策问题上,我方诚恳向其通报,争取支持朝方从大局出发,予以理解,使两国关系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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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气急败坏

中韩建交谈判,由于双方严格保密,台湾一直没有察觉。但到8月中旬,原定在汉城召开韩台部长级经贸委员会会议,韩方几次推迟,又讲不出可信的理由,使台湾驻汉城“使馆”一下子警觉起来。到8月20日以后,建交日期临近,汉城需做准备,露出蛛丝马迹,各方传言增多,台湾终察觉大事不好。

为了避免被动,气急败坏的台湾当局抢先一步,于8月23日宣布与韩国断交,台湾驻汉城“使馆”举行仪式,降下台旗。台湾“大使”还找到韩国外务部,指责韩国“忘恩负义”,提出了抗议。其后,台湾在撤馆前又大动干戈,砸了设备、揭了地毯、毁了房屋、断了水电,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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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历史时刻

久已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并肩走进大厅,坐在铺着墨绿色绒毯的长桌前,正式签署中韩建交公报。

· 1992年8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北京签署中韩建交联合公报。

很早就等候在这里的上百名中外记者举起照相机和摄像机,争相记录下这一珍贵的镜头,两国电视台则破例向世界现场转播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韩两国自此跨越了四十多年互不承认、互不交往的历史,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顺利。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全面发展。历史证明,中韩跨越历史走到一起来,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朝鲜半岛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历史也证明,中国着眼于现实和未来,迈出坚定的一步,是何等富有远见。中韩建交签字的庄重场面,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End-

文字 | 《中外建交秘闻》 

作者 | 张庭延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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