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服饰：从不断探索到彰显文化自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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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加李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公共外交教研室专职教师，国际形象顾问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2016.1-2018.1）客座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门的时候说“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复兴的精神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繁荣发展的精神武器，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脊梁。

外交服饰是外交工作中微观又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已经超越简单的穿衣保暖与审美，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身份辨识、自我表达、认同构建等。国家领导人与外交官身上的服饰是一种语言、符号，更是一种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审美格调、民族传统与文化内涵。

现代外交中存在一套国际着装规范，并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接受与践行，这套规范具有全球性特点。不可忽视的是，每一国的服饰都会受到本国宗教、文化、习俗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色。外交服饰是反映一国国际化程度与民族特色生动而直观的符号，也是研究一国文化自信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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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服饰中的国际规范

外交服饰是指外交领域的人员在外交场合穿着的服饰。外交领域的人员传统上主要指外交官，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交通技术的日新月异，各国国家领导人活跃于外交舞台，首脑外交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国家领导人与配偶的服饰也成为外交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服饰不如外交仪式那么宏大，但其可视性、直观性非常吸引人的眼球。服饰既是一种共享的语言，可以呈现身份、体现尊重、融入群体，又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显性视觉符号，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共享性语言与差异性文化的代表，外交服饰既有国际性也有文化性。

外交服饰的国际性是指当今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与服饰相关的国际着装规范，它主要源于欧美国家的外交实践。这套国际着装规范并未以国际条文的形式出现，而是经过几百年发展逐渐为外交领域成员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共享。具体表现为：这个领域的人员在不同场合应该穿着不同的服饰以及大致的表现形式。场合主要分为公务性与社交性两种外交场合。

公务性外交场合是指外交会谈、会见、会议、谈判、签约等涉及外交工作实务的场合，男性应穿着被视为全球性工作服的西装，以呈现统一性特征；女性则穿着类似的公务套装。而在社交性外交场合，如宴会、婚礼、加冕、递交国书等具有礼仪性质的场合，应穿着礼服。这类场合又有隆重与一般之别，皇室大婚、国宴等被视为隆重程度最高的社交场合，应穿着大礼服，男性通常穿着燕尾服或者塔士多礼服；女士们应长裙曳地，朱环玉翠，礼服裙的长度与场合正式程度呈正比，长至脚面的礼服裙是展示正式度与呈现雍容华贵风范的重要标志；对于非西方人士，穿着民族特色的服饰亦是得体的。

在外交实践活动中，着装规范的提示有时以“着装要求（Dress Code）”的形式出现于邀请函中，后面会标注不同的要求，如白领结礼服（White tie）、黑领结礼服（Black Tie）、民族服装（National Dress）或成套西装（Business suit）等。

国宴是隆重程度最高的社交外交场合，应着礼服。

规范的着装是以双方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尊重，避免有人因着装异样陷入尴尬的境地、在心理上被排除在特定的圈子之外，同时也有助于促成活动的顺利进行。如果着装不符合场合规范，如服饰的隆重程度欠缺或者不能用公认的着装形式表达尊重，则可能会导致服饰不对等、无法被理解，甚至引发外交风波等问题。

200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新西兰，作为东道主的新西兰女总理海伦·克拉克在款待女王的国宴上，未穿着礼服，仅以极为随便的普通上衣、休闲长裤搭配普通挎包出席，引发英国方面不满。

新西兰女总理海伦·卡拉克穿着普通服装出席国宴

2017年5月，刚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的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按照本民族的盛装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头戴羽毛、几乎裸露身体的民族盛装，因与其他参会人员的着装截然不同而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尴尬，引发公众的关注与讨论。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代表并非不重视活动、不尊重他人，但却是以本部落而不是按照公务性外交场合的国际规范着装，从而引发了关注与热议，可见遵循国际着装规范的重要性。

外交领域这套国际着装规范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历史根源主要源于西方，具有显著的西方文化特点。现代外交发端于欧洲，最初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大都出身贵族家庭，他们在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上乐意保持欧洲文化传统和社交礼仪；他们之间存在一套特定的群体共享的历史传承符号和意义体系，这不仅包括那些明确说出口的话语，也懂得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外交领域的着装规范，作为外交规范的组成部分，以西方文化为基础，是欧美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共享的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由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的交往，逐渐变成系统的、深度互渗的、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外交领域的着装规范借由欧美国家的强大实力向全球扩展，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具有国际性特点，其实质是西方强势文化全球扩张的结果，也是西方文明世界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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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与中国外交服饰文化比对

外交服饰的国际性并不能掩盖它的文化性。服饰的文化性是指不同国家因政治、经济、宗教、伦理、文化的不同，以及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生活习性、心理品格、审美情趣的迥异，服饰亦存在差异。如果说外交服饰的国际性突出地表现在区分场合，以及目前外交界基本认同的公务性外交场合穿着西装；那么，外交服饰的文化性则主要表现在社交性外交场合，由于这类场合更加强调服饰的礼仪性、审美性，各国都有自身关注的重点，这背后正是文化差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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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服饰关注点及背后的文化

欧美国家的服饰，总体而言，较为关注服饰的外在形式，并延伸出强调人体美与立体版型的特点。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外交服饰之中。对人体美的崇尚表现在突出人体的性感与比例之美。欧美国家的很多女性在规格较高的外交社交场合往往喜爱穿着突出与强调人体美的服装，不忌讳表现身体的美感；最隆重的国宴，女性身着袒胸露背的服饰不会被认为是不文明的，相反是场合隆重程度最高的体现。服饰还要能表现身体各部分之间的适当比例，通过服饰塑造身体的黄金分割以达到令人愉悦的观感。

西班牙王后莱蒂齐亚国宴着装

2019年2月17日，西班牙王后莱蒂齐亚· 奥尔蒂斯· 罗卡索拉在马德里出席款待秘鲁总统马丁·比斯卡拉夫妇的国宴时，身穿一款较为经典的紫色无肩带袒胸落地礼服裙，搭配皇冠、绶带、钻石耳环与手链，呈现出华丽而性感的风范。莱蒂齐亚王后的这套服饰还展现了良好的身材比例，礼服裙上身紧窄，吊钟形裙撑的使用使裙型从腰部最细处逐渐往下膨大，腰部的“收”与下身的“放”形成了对比，勾勒出女性曼妙的身姿；而被落地长裙遮挡的高跟鞋很好地优化了上下身比例，展现了身体各部分之间的对称与恰当，令人赏心悦目。此外，下身的吊钟形裙撑与上身的紧身胸衣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了细腰丰臀的立体感。

重视立体造型在男装中也有充分体现，1914年以前，大多数国家的外交与领事人员有专门的外交制服。外交制服遵循19世纪的宫廷时尚，通常包括一件立领燕尾服、马裤或长裤、金色刺绣及一把剑和一顶两边饰有羽毛的帽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国家放弃了外交制服。后来，燕尾服成为社交场合正式度最高的男士服装，在全球着装轻便化的趋势之下，无尾塔式多礼服逐渐成为外交社交场合的新宠。公务性外交场合则由西装主导。不管是外交制服、燕尾服、塔式多礼服还是西装，都展现了较为明显的挺括度与立体感。

外交制服

欧美国家的服饰反映了西方的价值与文化，通过服饰展现人体美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首先看对人体美的重视，西方服饰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服饰应该为展示与炫耀人的身体服务。西方一直存在欣赏与展示人体美的传统，古希腊的奴隶社会时期就十分重视人体美的研究，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在崇尚人体美的思想指导下，西方服饰最富有魅力的表现形式是服装与身体“遮与露”关系的辩证，通过对人体曲线的表现与身体某些部位的裸露，最大限度地发挥服饰与身体的吸引力。此外，人体美还表现在身体各部位之间的对称比例。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生成的始基，提出“美是和谐与比例”，并发现了“黄金分割”的法则。服饰成了塑造黄金分割、完善人体美的工具。

西方人特别注重立体造型的观点则受到西方文化中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西方文化是善于表现矛盾、冲突的明喻文化，二元对立思维强调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离，人与服饰是一种对立、对抗的关系，服饰用来塑造最美形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衣服无论挂在衣橱里还是穿在人身上都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保持着相对静止的三维空间以及立体几何效果，服饰呈现出一种如同雕塑与建筑般的空间感，因此，西式服装也有“软雕塑”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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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饰关注点及背后的文化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服饰大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从历史发展来看“易代必易服”，尽管经历了种种变化，但仍可以找出一以贯之的规律。相较而言，中国古人较为注重服饰的精神内涵，并延伸出重寓意与重含蓄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外交服饰中都有所体现。

先看重寓意。中国古人对待服饰的态度是“重意轻形”，往往通过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配饰等来象征和表达特定的内涵，寄寓某种政治、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中山装的政治内涵经常被人乐道，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中山装在一段时期内被国际上公认为中国的“国服”。中山装从诞生之初就包含浓厚的政治含义，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单排五粒胸扣表示“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分立的宪法学说；三粒袖扣代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背部不接缝，表示“天下一统”。可见，中山装承载着深厚的政治意蕴。服饰的寓意还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服饰中的图案绝非仅仅为了审美，往往还包含着象征意义。

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在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各国领导人穿上东道国提供的传统服装已成为惯例。中国为各国领导人设计的服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包含了海水江崖纹图案，海水江崖纹是中国传统纹样，纹样主要由山石、海潮组成，是古人尊崇自然的体现，山与水的组合在古代寓意“江山”，寄意福山寿海、山川昌茂、国土永固。作为APEC领导服装上的图案，海水江崖纹还传达了21个经济体山水相依、守望相助的美好寓意。

2014年，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各国领导人穿上了“新中装”。

重含蓄是指古人的审美观重视中和、中正的含蓄美。这种观念讲求一种东方式的矜持，往往将人体进行严密的包掩，不轻易显露体形和肌肤。外交舞台上的中国女性，不论是历代国家领导人夫人还是女性外交官，她们的服饰都是以展现女性的含蓄端庄为美，即使在隆重社交场合也不会以展示人体美、强调性感为导向。

中国服饰重视寓意，包含深厚的文化渊源。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服饰不仅是遮羞保暖的工具，也是礼治的组成部分，服饰是古人维护礼治、构建秩序、完善人格的手段，也是表达中国人的秩序观、宇宙观与道德观的载体。

先看秩序观，《周易·系辞》指出：“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把服饰和天下治理联系起来。《左传·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装的华美与其背后所体现的礼仪制度，构成了“华夏”。天子见其服而知贵贱，服装的质地、款式、纹饰、颜色、配饰等的使用，均按照身份等级区分，形成了“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局面，服饰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服务。

服饰还是反映中国人宇宙观和道德观的载体。服饰在人与天地的关系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致力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在道德伦理上，强调自省修身，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服饰礼乐观。随着时代的发展，等级性已经作为传统文化的糟粕受到抛弃，人与人之间倡导平等与相互尊重，服饰不再为维持等级制服务。但对和谐秩序的追求、对自然的尊崇与热爱、对服饰陶冶情操的认可，作为传统文化保留了下来并体现在外交服饰之中。不了解中国服饰注重精神内涵的特点，不关注服饰背后的寓意，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服饰及背后的文化。

含蓄审美观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前所述，以礼治国使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礼”的规制，个人着装必须合乎“礼”的规范。女性在公开场合穿着薄、透、露的服装是不合礼仪的，也被视为是不美、不雅和不得体的。

此外，含蓄审美也与中华文化崇尚中庸的价值观相关。《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即为节制、不偏不倚、不极端。这种克制、隐忍、内敛表现为含蓄的特性，延伸出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含蓄、典雅的服饰观，强调在内在的心性美、品格美的基础上传达神韵与飘逸之美。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导向影响之下，古代中国服饰造型总是倾向遮蔽身体，重点表现庄重、含蓄之美。

未完待续~

图文 | 艺术设计研究

作者 | 周加李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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