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元首首次互访的记忆

作者简介

徐贻聪 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曾获得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著有《结缘拉丁美洲》《我与卡斯特罗》《轻走天下》《雅园拾趣》《余温犹存》《加勒比绿鳄·古巴》等书。

1993年9月至1995年12月，我曾担任过我国驻古巴大使职务两年许。其间，非常荣幸地经历了我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古巴的访问和卡斯特罗主席对我国的访问，都是国家元首对对方的首次访问，意义重大，记忆犹新。

江主席对古巴的“短暂访问”

我是于1993年9月，因为不太适应高海拔地势，从海拔高度超过2800米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直接被调往海拔高度仅几米的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到任后，得以很快向古巴外交部长罗瓦伊纳和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马查多（国家主席卡斯特罗从不出面接受外国大使的国书，都由几位副主席轮流主持接受仪式），递交了国书的副本和正本，等于立即可以开始行使大使的使命。

此前，我曾经在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行将毕业之时，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推荐，1963年3月在外交部报到后旋即进入古巴驻华使馆，担任前三位大使的中文翻译，长达8年之久。回到外交部部内机关开始，负责的又一直是与古巴相关的事务，可以说对古巴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

当年10月，也就是我抵任后仅仅一个月，即接到国内的通知：“江泽民主席拟于11月21日至22日对古巴进行短暂访问”，指示我与古巴政府进行协商。这个电文令我十分兴奋，也感到任务重大。我当时正在古巴的外省访问，随即请使馆的政务参赞帮我约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拉赫（相当于我国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国务院的秘书长，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高于副总理，与我已建立有初步的工作关系），同时立即驱车赶回首都。

次日上午，我如约进入拉赫设在“革命宫”的办公室，向他进行通报，并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见。拉赫当即表示将立即把这个消息呈报给卡斯特罗主席，同时言道，虽然不知道卡斯特罗总司令会如何考虑，但古巴政府非常感谢中国方面的良好意愿和重要决定。当天下午，拉赫就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第二天再去他的办公室，有好消息相告。

见面后，拉赫没有来得及寒暄，便高兴地告诉我，总司令听说江主席要访问古巴很为兴奋，不仅要我们给以欢迎，还要求我们一切按照中方的意见办，给以全方位的配合。

经过双方紧锣密鼓地准备，江泽民主席于1993年11月21日下午5时，至22日中午1时，对古巴进行了时称的“短暂访问”，被古巴多年不忘，因为是那一年访问古巴的唯一外国重要领导人，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间，卡斯特罗主席以多种方式，迎送、授勋、欢迎招待会、大小范围的会谈、到中国大使馆迎接并陪同在古巴革命广场向国家独立之父何塞·马蒂纪念碑敬献花圈，与江主席一起度过了9个多小时，打破了古巴对待外国访问者的所有常规。

1993年，在哈瓦那陪同江主席会见卡斯特罗主席。

在卡斯特罗与江主席在一起的全部时段里，我都有幸在侧，还得以向古巴的礼宾部门传达卡斯特罗主席关于前往我国使馆迎接江主席并陪同敬献花圈的安排，被认为是“空前绝后”。

那次访问之前，我曾向古巴外交部提出拜访卡斯特罗主席的要求，在讨论江主席去访的安排中，我再次以“有助访问”为由，向古巴外交部催询。10月25日晚上，在由外交部礼宾司长杨鹤熊及中央办公厅保卫局局长由喜贵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哈瓦那的那天，卡斯特罗主席办公室直接给我打去电话，告诉我卡斯特罗总司令决定晚上十点在革命宫接见我。我喜出望外，先遣组也感到非常高兴。

我从招待先遣组的古巴风味餐馆，径直驱车赶往革命宫，卡斯特罗主席已在电梯口等待我，搂着我的肩膀走向他的办公室，并问我，“你不是在陪江主席访问我国的先遣组在吃晚饭吗，吃饱了没有？”他的谈话方式，使得我首次见他的局促感顿时被化解，情绪马上正常起来。那天我们两人谈了4个多小时，几次被他挽留，回答了他关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改革开放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诸多问题，好像给他留下了深刻、可信的印象，成为我们作为好朋友的良好基础。

江主席访问的时间虽短，但影响和内涵都很大、很丰富，我也被古巴方面进一步看重，对我后来的工作确实大有裨益。

送走江主席的专机后，卡斯特罗站在机场大楼前，与前往送行的外国使节滔滔不绝地谈及访问的许多内容和细节，等于是向使节们的亲自、直接通报。谈到的许多关于中国事情的年份、数字，都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中介绍给他的。在近一个小时的“独白”中，他不时地看向于我，似乎在验证他引用的准确度。他的惊人记忆力，确实令我吃惊不已。

江主席那次访问古巴，是从美国的西雅图直接飞过来的，途中未来得及吃什么东西。抵达哈瓦那后，就立即在卡斯特罗主席的陪同下参加多项活动。卡斯特罗的欢迎招待会内容少有的丰富，但几乎没有时间动箸。在小范围会谈中途，他示意我给他找点饼干。我立即请服务人员给他送去一盘，他很高兴地点头表达谢意，但却让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

卡斯特罗主席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是卡斯特罗主席通过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行的大会，向百余万古巴人民征集意见后采取的决策，群众基础非常之厚。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建交20多年里，两国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对对方进行过访问。我在古巴赴任之前，有关领导曾明确地指示我，相机推动卡斯特罗来我国一趟，但不要勉强。我将此任务牢牢地记在了心底。

经过我国政府的多方工作，当然也有使馆的参与，1995年11月30日至12月8日，卡斯特罗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对我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足迹遍布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广州，其座机从广州的白云机场起飞前往越南首都河内，结束了在我国时间不算短的逗留，加深了对我国的了解，扩展了古中友谊，对两国关系明显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推动。我在李鹏总理的安排下，得以全程参加了那次访问。

1995年9月下旬，我接到国内的通知，指令我于10月中旬离任回国。当年使馆的庆祝国庆招待会，也是我的辞行活动之一，卡斯特罗主席等古巴方面的人士以及驻古使节等数百人出席为我送行；其后，10月6日，在我的生日那天，卡斯特罗主席在革命宫正式设宴为我饯行；我还接受了古巴外交部、对外友协和古中友协联名为我举行的授勋仪式，准备启程回国，结束任期。

10月8日，我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访问摩洛哥、加拿大、墨西哥和秘鲁途中，特别绕道古巴在哈瓦那机场停留一小时，与卡斯特罗主席晤面。我有幸在场，听到了他对卡斯特罗的访华邀请和希望尽早在北京见面的期待，也听到了卡斯特罗主席愉快地接受邀请的回复。当晚，李鹏总理委托外交部拉美司长从利马给我打来电话，指示我延期回国，同古方具体商定卡斯特罗的访华日期并参加访问的接待，确实让我喜出望外。在与古方商定访问的细节、并向卡斯特罗直接汇报了即将往访的地点、项目情况后，我于11月27日回到北京，受命准备迎接卡斯特罗主席的到来。

11月30日，我与中国政府陪同团长、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首都机场迎接了卡斯特罗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并参加了其后他在中国的全部行程。

1995年12月，作者（右一）陪同卡斯特罗参观故宫。

在那次访问期间，他不仅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会谈、会见了我国其他主要领导同志，还特别要求拜谒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行军礼、献花篮，态度特别虔诚、诚挚。据我了解，卡斯特罗非常敬重毛主席，在山区打游击期间，曾将毛主席的一些军事著作油印发给指战员，从中学习战术战法。1993年12月26日，他还曾亲自出席劳尔·卡斯特罗组织的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向在场的古中人员谈及毛主席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肯定中国人民不忘逝去领袖的高贵品格。

卡斯特罗还对中方关于邓小平同志因为年迈和身体原因、已不会见外国人士的说明表示了理解。

江泽民主席专程去往深圳，陪同卡斯特罗主席在那里的部分访问，予以特殊的礼遇，回应了卡斯特罗主席在其访问古巴期间亲自给予的特别陪同。

卡斯特罗特别青睐中国的“桂花陈酒”，在钓鱼台国宾馆就餐时，也向服务员索要，但由于此酒并不有名，服务员都没有见过，向我询问。我告诉他们情况后，建议他们到附近的小商店里去寻找，果然找到，并在每餐都予以供应，卡斯特罗非常高兴和满意。据此，我建议礼宾部门在专机上和后面去往的地方也予以配备，使得他每餐都能品尝到中国的这一不是很知名的产品。他每次端起酒杯，都会向我示意，表示满意。

我记得，在广东省委领导同志于深圳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卡斯特罗主动向在场的中古双方人员逐条谈及他对江泽民主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的理解，全面、深刻、清晰，令中方人员倍感惊讶，还有愧疚之色。

1995年12月，作者在广州白云机场送别卡斯特罗。

12月8日上午，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卡斯特罗圆满结束了他的首次访华，表示满意和高兴。

遗憾的是，由于他的贴身警卫不懂操作，在广州的最后一晚没有管控好房间里的空调，使得他受了点凉，晨起稍有感冒，让我颇为担心。好在据后来了解并无大碍，没有影响到他后面在其他国家的访问。

我随同陈锦华主任，向他告别，也结束了我在古巴的任职。卡斯特罗紧紧地拥抱了我，深情地对我说，希望我不要忘记古巴，一定要找机会再去。

（注：本文发表于2023年5月15日出版的《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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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老徐札记

作者 | 徐贻聪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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