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驻外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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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康 曾任中国驻智利大使、中国驻墨西哥大使、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

1967年中，外交部领导通知我，要我去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常驻的机会，虽然要与已身怀六甲的爱人分开一段时间，但还是感到高兴，因为学外语的需要到国外去锻炼一番。

可是没想到，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去竟5年半没有回国机会，与我学同一种语言（西班牙语）的爱人也未能如我们原先期望的那样调至智利工作，等到1972年10月，我结束任期回到国内在机场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他已是5岁多的活泼可爱的小家伙了。

但是，这次驻外工作的经历为我整个外交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殊类型的外交据点

20世纪60年代，除古巴外，我国与拉美其他国家均未建立外交关系，只有一些民间往来和少量的进出口贸易。

• 1956年，智利前副总统佩雷德加尔访华，与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共祝中智关系发展。图源：《出使拉美三国感怀》 

1956年6月，智利前副总统佩德雷加尔来华作私人访问。来华前，智利总统托他到中国看看建立两国贸易机构的可能性。访问期间，他与我进出口公司签署了硝石和茶叶易货合同，这为两国贸易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1961年，中国进出口公司在智利设立了商业新闻办公室，实际上只有新华社记者一个人。考虑到其活动范围和影响有局限性，经与智方商量，国内决定在智设立一个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周恩来总理对此事非常重视，批示在智设立商务代表处，“必须注意各项手续，不要草率大意。人选方面，也要慎重选择，宁缺毋滥。”

国内给“商代处”提出了“长期立足，稳步前进，积极争取进一步打开局面”的方针，要求“通过贸易和友好活动，巩固这一据点，为进一步发展中智关系、开展拉丁美洲工作做好准备”。

• 1965年3月，新中国派出人员赴智利建立第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机构——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原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等6人下飞机后正大步迈出机场。右起：林平，黄志良、刘长恒（副代表）、张萍（刘的夫人，会计）、刘静言、张廷福（厨师）。

经过4个月的紧张准备，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的林平同志作为“商代处”代表，率副代表及翻译等人员于1965年4月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正式设立商务代表处。这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外交据点，因为中智协议规定商代处是民间的商务机构，不享有外交特权，人员限制为4人，而且智方要求“商代处”只能从事与贸易有关的活动。

• 中国驻智“商代处”所在的LAS CONDES区区政府大楼。图源：《出使拉美三国感怀》 

“商代处”没有使馆工作的各种方便条件，却有使馆遇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首先是同国内联系的困难，只能靠每天收听国内广播了解国内信息。台湾伪“使馆”又严密监视，干扰破坏“商代处”的活动。但“商代处”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勤奋工作，广交朋友，为1970年阿连德政府决定与我国建交准备了有利条件，最终胜利地完成了光荣使命。

受到外交官素质的全面训练

我抵达“商代处”后，曾与老同学黄志良夫妇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他们奉调回国。后来国内外贸部派来了另一位翻译杨子仪同志。这样，“商代处”就由林代表、我们两位翻译及厨师唐长根同志4个人一直坚持到中智两国建交、中国在智利设立使馆。

• 1966年新中国在南美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上，林平代表与智利前副总统佩特雷加尔及几位智利参议员交谈。

林平代表是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政治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对我这个下级既严格要求，又细心关怀。我患眼疾期间，情绪低落，他亲自陪我上街散心。可以说我是在他的指导下才一步步走进了新中国外交队伍的。

首先，由于人手少，要求我不仅仅当好林代表的翻译，而且要担负起“商代处”的办公室事务、对外联络交友、贸易事务、形势调研等工作，甚至办公住宅的清洁卫生也要由我们自己动手。我们晚上活动经常到深夜才结束，但第二天一早6点必定都已起床打扫卫生。老林以身作则，也拿起笤帚参加打扫。

智利有条约定俗成的规定——“各人自扫门前雪”，各家前门的人行道要由各家自己打扫。我们说，你一个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门打扫街道有失身份。于是我们作了分工，门外的打扫由我们两个翻译负责，老林负责院内卫生，而厨师则在准备我们早餐的同时，还要打扫会客室和餐厅的卫生。

我边打扫人行道，边收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早餐后又要以最快的速度翻阅各报刊的要闻，因为9点需为老林读报，这样他10点就可以开始必要的对外活动。晚上如果老林宴请智利朋友，我既当翻译，又当服务员，负责撤换盘子和上菜。晚餐后，如请朋友看电影，则我边翻译，边当放映员。工作的繁重程度可能要大大超过一般的驻外使领馆。

“商代处”的工作要求促使我较快地成为一个多面手。举办一个大型招待会，从确定邀请人员名单、印制送发请柬到落实会场的布置、食品的选购及服务员的聘请，后来基本上由我一人操作。

在“商代处”工作的一大收获，是学会了如何在对外交涉中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对。1968年2月，智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约见老林，责问他是否参加了智中文协的活动，一再强调“商代处”的活动不能超越纯粹商务性的范围。但老林能据理力争，不接受这位主任拟加于“商代处”的约束。他反复阐明，智利朋友邀请他参加一些对中国友好的活动，他无论作为“商代处”的负责人，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拒绝参加，但我们的原则是只参加友好活动，绝不会参加与智利内政有关的活动。对方听后也只能连连点头，表示“当然可以”。

我耳濡目染，也慢慢知道遇到问题应如何处理了。老林也大胆放手让我独自处理了不少有关事务，使我得到很大锻炼。

我来“商代处”工作前，一直从事口头和文字翻译工作，从未有过外事调研的训练。但“商代处”需要就智利形势、拉美地区重大事件及智利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及时向国内报告，提出我们的看法，供国内参考。因为我是外交部派出的唯一一个懂当地语言的干部，这项任务也就义不容辞地落到我的头上。

开始时我压力很大，不知从何着手，写出来的报告既不精确又无观点，曾很苦恼。后来，在老林帮助下，我逐渐掌握了在大量信息中如何去伪存真、识别本质、看到发展趋势，并以简洁的文字写成报告，这为我以后从事调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代处”为中智建交作出贡献

1970年，智利举行大选，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老林去他家祝贺时，他表示就任总统后一定要落实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诺言。将在新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阿尔梅达还征询在何处谈判合适。

获悉这一情况后，老林立即向国内外交部报告。国内得此消息后极为重视，周总理即指示作好充分准备，由两国驻法国大使在巴黎进行建交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因阿尔梅达经常阅读“商代处”定期向他提供的“北京周报”，熟悉中国事务的他亲自拟定的建交公报文本基本上符合我们的要求，周总理看后指示“可以一字不改”。

于是，中智两国于1970年12月15日宣布正式建交。“商代处”工作也随之结束，转为中国驻智利大使馆。

• 1971年，林平出任中国首任驻智大使，向智利总统递交国书。

林平同志奉调回国后不久，又以中国首任驻智利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重返智利。国内决定我继续留智参加建馆工作，一年多后才与厨师唐长根同志一起乘坐法航飞机回国。当飞机飞离时，我通过舷窗看着这座美丽的城市慢慢从视线中消失，不禁思绪万千。我终于可以回到祖国，看到五年未见的亲人了！这段在智利工作的经历令人难忘。

-End-

文字 | 《出使拉美三国感怀》 

作者 | 黄士康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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