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外医疗队——亮丽的国家名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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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禄 1945年生于山西永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在国防部外事局（外办）服役十数年，期间曾三次赴非洲工作；1985年转业到外交部信使队，1997年任信使队副队长；2000年任中国驻卢旺达使馆政务参赞；2005年退休。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欧洲时报》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多篇随笔；《中文的风光》收入《中国记者看世界丛书》；《信使这一行》较早且比较系统地向外界介绍了信使工作的酸甜苦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予以摘播，多家报刊给予转载；著有《法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合著）、《质量管理》（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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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中国援外医疗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几十年来，成千上万名医疗队员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用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中非友谊的赞歌。国内外主流媒体对此多有报导。
本文所记述的内容大多属“下脚料”，虽为碎片，但也闪现出一缕弱光，聊备一格吧！
“丈母娘”
晚饭后，赵大夫和同伴常外出散步。每当路过邻近的军营时，大伙都会笑着要赵大夫看看丈母娘去。这几乎成了医疗队员繁忙而寂寞时光的一个消遣节目。
几个月前，一位老太太因肚子痛得直不起腰、说不出话、全身大汗淋漓，而来医院就诊。接诊的赵大夫根据痛疼部位和临床症状判断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如不马上手术，患者会有生命危险。经内、外科会诊后，由赵大夫实施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几天后老太太就出院了。
谁也没有料想到后面发生的故事。患者是驻地军区司令的妈妈。不久后，司令带着几个卫兵来医院，一是感谢中国医生的救母亲生命之恩，二是邀请医生们去他家里做客。
医疗队内部商议后决定赴约。当时考虑，尽管医院与军区为邻，但来往很少，借此机会联络一下感情，对今后的工作和安全都有好处。赵大夫无疑是重点受邀佳宾之一。
聚会过程中，司令说了许多感谢中国医生、赞扬中国援助的话，然后话头一转：”赵大夫如此年轻（老外一般判断不出中国人的年龄），医术如此精妙，实在是难得。你结婚没有，把我的二夫人送你如何？”说着问二夫人愿意不。二夫人很高兴地答应说非常好。经翻译完后，全场大笑不已。
赵连忙摆手称不行不行。赵解释说很爱自己的妻女，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等。司令笑笑，那只好作罢，欢迎中国医生常来家里做客。医生离开时，司令的妈妈和大家握手告别。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人多信奉伊斯兰教，有一个成年男子最多可取四妻的习俗。这可能是源于伊斯兰教历史上面临的战争环境，男人死亡率高，遗孀孤儿多，有能力的男人有责任养育那些孤儿寡母，后来渐渐演变成一夫多妻了。现当下，城市中多数伊教徒都奉行一夫一妻制。
语言关
中国医疗队医生都是百里挑一的尖子，业务水平绝对过硬。唯一影响工作的是语言。当地患者多为下层人士，英语、法语都不灵。尽管医疗队员出国前都经过一段语言强化培训，但与患者交流仍有许多困难。
一位外方的联络官曾问我：“中国医生不懂语言，如何看病？他们每天如何应付成百上千的患者？”我当时愣了一下，略加思索告诉他说：“中国医生看病讲究望、闻、问、切，问只是诊断手段之一，加上其它手段，比如化验、X光等，大体可以确诊。”对方点头称是。
我的一位同窗曾任医疗队队长，他也认为语言是个难关，培训时学的句子到时候说不出来啊！
但中国医生有办法，干中学，学中干，向外方医护人员学，记不住句子就记单词。他做手术时就是蹦单词，因为长期配合，外方护士一听便心领神会了。比如，一次遇宫外孕急诊，他对护士说出“紧急、出血、手术”三个单词，对方立刻明白要做何准备并马上与妇产科大夫联系（妇科手术多与外科大夫合作是医疗队的习惯作法）。
有的老队员会把长期积累的词汇集中成册或者编成顺口溜，半土半洋，虽是土办法，但非常使用。比如痛，后缀可加上多种身体器官名词，如头、肚子、胸等，尽管不符合词语构成和语法标准，但对方能明白。
有一位妇科主任，两年下来竟学会了当地语言，专业语汇、日常用语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书写有一定难度外，专业交流、对外交涉都无大碍。她二度援外时就是队里的翻译兼医生，翻译是主业了。她的办法就是随时随地学、记，敢开口，不怕出错。我曾开玩笑说她把我们的饭碗抢了。她很谦虚，称重要交涉仍请经商处的翻译出面。
现在的医疗队员今非昔比，都有一定的外语基础，英语四级六级者大有人在。但前辈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大学学的是俄语，加之年龄偏大，要过语言关就有一定难度。
队员下机后，一看无人接机，便通过航空公司打电话给中国使馆。电话那头回答让他们稍等一下，会派人协助安排住宿事宜。来人到后，第一句话就是“女士先生们辛苦了，欢迎来到自由世界！”随后便同航空公司人员一起带中国医生去往饭店。
此时，队员们还以为是巴马科呢，但还是有人提出疑问，为何不称“同志”而称“先生女士”呢？到饭店后经比画加蹦单词，向饭店人员了解，方知没有到达巴马科。
大伙紧张得一夜未眠，一大早便被吆喝起来再登机了。在登机口，昨晚来机场的“使馆”人员也来了，说“希望你们留下来”，看无人理会他，突然冒出一句“国内正在批周公（指周总理）吗？”队员中有人骂了一句“滚蛋”，来人悻悻而去。
当时我国尚未与科建交，来人是台湾驻科的所谓使馆人员。
病故事件
在国外工作最怕生病，更怕遇到有人病故的事情。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就遇到处理医疗队医生病故的令人痛心的事。
赛音贺希格是中国援卢旺达医疗队的妇科大夫，这次是二下非洲。赛人高马大、体格健壮，医术精湛，手术动作非常精细，经他接生的婴儿和医治的妇女视他为天使，家属无论老幼见到他都亲切叫他爸爸。就这样一位天使级的医生，却突罹大面积心肌梗死，经救治无效而撤手人寰。
过去遇到此类事大多就地埋葬，真正践行毛主席倡导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国际主义精神。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郊外有一座中国死难者陵园，埋有十名为中卢友好事业献身的中国专家。每年清明节使馆都组织人员前往扫墓。但赛的家属要求把赛的骨灰带回国安葬。
使馆遇到前所未有的棘手难题。卢没有火葬场，更遑论火葬设施。经多方寻求，最后从印度驻卢旺达名誉领事处得到答案：把整理遗容后的死者放到一张铁床上，下面架上柴火、浇上柴油，点火烧一小时即可。赛的妻女没有提出疑义，也不到现场。点火前，使馆有关人员集体向赛默哀后离去等候。
在处理赛音贺希格丧事过程中，使馆及时向卢方予以通报。我受委托，与卢外交部礼宾司交涉。我与礼宾司长很熟，向他介绍了赛的相关情况，称赛的女儿在伦敦留学，父亲离世不仅给其带来心理上的创伤与痛苦，在经济上无疑也带来不小的困难。礼宾司长转答哀悼后表示，将向上级汇报并希望能给予病故大夫的家属一定的补贴，以示卢方的关爱之情。
我们对卢方能否给予补贴并不抱太大希望。卢的经济很困难，外汇更紧张。对此，我方非常理解。出乎预料，两天后司长电告我，卢方答应给予赛的家属一万美元补贴并再度向其家属致哀。一万美元支票可在伦敦一家银行兑现，但要个人负担一定的手续费。
对卢方出于两国友好关系考虑和人道主义的关爱举动，赛的妻女深为感动，使馆也向卢方表达诚挚的谢意。
赛音贺希格的突然离世令人悲痛，令人惋惜。其原因可能很复杂，难道是高原气候所致，水土不服？但赛是第二次来卢啊！也可能是劳累过度。妇产科是医院最忙的科室之一，看不完的病人，做不尽的手术。赛等经常是每天24小时待命，深更半夜一有急诊便立马上台。
保护好自己方能完成治病救人的使命啊！
防病抗病
毛主席论述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医生事业的本质也是如此，先要保护好自已，方能救死扶伤，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援外的医生面临的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新的环境：当地缺医少药，病患众多，传染病多，工作量大、危险程度高。
出国前，领导会反复告诫队员一定要保护好自已，家人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老队员也会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传授给后任医生。即使如此，面对着职业暴露风险，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驻多哥卡拉医疗队队长外科主任卫亚希大夫，在回国数日前遇到了烦心事。他在做最后一台大手术时，患者的血溅到眼晴中。手术正值关健阶段，中途不可能停下来，他示意护士简单擦拭后继续手术直至刀口封合完毕。术后他立即用大量的自来水冲洗。但对艾滋病的恐惧一直萦绕心头。患者抽血化验艾滋病毒需要一周才能出结果。这七天，真长如一年啊！一周后，化验结果出来了，阴性！他才如释重负。
对医生健康胁威最大的传染病是疟疾，俗称“打摆子”——“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上坐”。
但除此之外，非洲的疟疾还有其特点，很像我们的感冒，除发烧外还可能出现拉肚子、脸上起疹子等症状。联合国相关研究表明，疟疾影响了非洲社会的发展。屠呦呦之所以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皆因她发明的青蒿素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疟疾患者。
在青蒿素发明之前，医疗队员一是采取物理防护，尽可能地减少身体外露部分；二是服用奎宁类药物提前预防。但传播该病的非洲按蚊很是狡猾，专叮肤色浅的人，你跑到哪儿它跟到哪儿，防不胜防。根据资料显示，非洲疟疾的传播强度是亚洲地区平均9倍，以往的抗疟药都不灵了。
曾发生过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一位从非洲某国回来的人员发烧住院，国内大夫采取多种手段，病人仍高烧不退，且发烧反反复复。家属建议按疟疾治疗，但因化验不出疟原虫存在，主治医生不敢冒然用奎宁。结局是不幸的，患者去世了。难道能因此责备医院吗？此后，但凡从非洲回国人员都自带一周的治疗疟疾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研究，中国医疗队提炼出一整套治疗包括感冒、腹泻、疟疾的做法：如遇发烧，不管是否检查出疟原虫，先打吊针并与吃药同时进行，吊针生理盐水中加注奎宁和极少量激素类。有效性屡试不爽。
- 未完待续 -
文字 | 郭天禄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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