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外医疗队——亮丽的国家名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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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禄 1945年生于山西永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在国防部外事局(外办)服役十数年,期间曾三次赴非洲工作;1985年转业到外交部信使队,1997年任信使队副队长;2000年任中国驻卢旺达使馆政务参赞;2005年退休。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欧洲时报》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多篇随笔;《中文的风光》收入《中国记者看世界丛书》;《信使这一行》较早且比较系统地向外界介绍了信使工作的酸甜苦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予以摘播,多家报刊给予转载;著有《法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合著)、《质量管理》(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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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外医疗队——亮丽的国家名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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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
在多年的援外中,中国医疗队涌现出许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医生。他们以自已独特的方式闪现着别具一格的耀人风采。
我接触到过两位这样的有心人。
01
一位是年过半百的民主人士,据说曾在政府内任副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队人员的资格很老,业务上能力都非常强,许多人是大医院的院长、主任级别。这位老者在工作上深受患者和合作方的赞誉。同时他总能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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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地人的头发是卷曲的?
为什么黑人对药物如此敏感?
为什么黑人的阑尾比较长?
为什么黑人运动员能称雄田径赛场?
这些人们司空见惯而不加思索的现象在这位老医生眼中都是问题。他从医学角度研究起非洲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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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的头发横剖面在显微镜下呈三角形,三角形较圆形容易卷曲。
当地人对抗生素类药物非常敏感,打一针即可很快消炎,说明人家没有群体耐药性问题。
非洲人的阑尾长约12厘米左右,中国人大多是7厘米左右。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尽管研究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但非洲人进化速度要慢于其他地方的人,许多国家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的。
非洲人的骨盆大,股骨头活动范围比中国人大许多,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非洲人多出世界级田径运动员的缘由。
这些观察可能比较片面,结论可能经不起推敲,但他提出问题的勇气却是难能可贵的。在国外生活相对单调的情景下,多提出问题、多思考问题,多少也可活跃一下生活气氛,缓解人们的思乡之情。
02
另一位医生刘春甫,中西医结合诊治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在卢旺达2年工作期间,诊治患者达12616人,被患者誉为“耶稣医生”。
刘春甫医生(中)与治愈的卢旺达瘫痪患者(左)合影
他在义诊期间,向当地医者了解本地人的一些治病土办法,利用业余时间踏访寻询当地的植物药材。他发现当地不少草药同国内的类似药材形态差不多,用嘴尝尝味道略有差异。可惜受语言限制,当地人并不知道草药的英文名字。刘大夫只能拍照留存图像,无能力试验其疗效。他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如能再度返卢工作,相信他在这方面会有更大的收获,对缓解当地缺医少药的现状定会有一定的帮助。
刘学习方面很是有心。他在为犯人治病过程中结交了对方的医生,向其了解地方病、流行病方面的内容。当卢发现流脑病流行时,他立即向领导报告,使馆请示国内火速调运一批疫苗,为在卢工作的中国人和相关人员及时注射流脑疫苗。
为犯人治病可能十分罕见。对此,刘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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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身着迷彩服、手持冲锋枪的军人,押着两名身着军装的人进了诊室,称患者可能是坐骨神经痛。经仔细检查,确诊后施以针灸电刺治疗。
整个治疗过程中,四名军人一直盯着刘。刘说,插着针、通着电,犯人跑不了。看守者说,怕他们劫持大夫,接着又补充说他们尊敬中国医生。
此事之后,刘与监狱的大夫成了朋友,对方邀请刘到其宿舍小坐并遥视犯人活动情况。
刘医生写了不少的回忆文章,记录下在卢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包括医生在内的援外专家,大多都有条件和能力这样做,可惜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像刘春甫大夫那样留下宝贵的文字资料,实在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
团结战斗
一位在非工作多年的老队员告诉新队员说,非洲生活条件艰苦、工作条件落后,又远离祖国亲人,要想比较愉快地完成两年的援外任务,队内团结十分重要。不然,两年就很难熬了。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非时提出中国政府援非八项原则。第八项内容是“中国援外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其实中国医疗队人员的工作生活待遇与对方同等人员的待遇是天壤之别。对方医生候诊病人多为富裕阶层,诊室是个套间,分候诊与诊治两部分。医生气定神闲,看得很慢,一个上午也就是几个预约的病人。中国医生的诊室人满为患,一个上午少说也有几十个病人。为何?对方医生只管对疾病下诊断,药品由病人自购。中国医生开的处方则用国内提供的药品。
医疗队的吃住行条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已是一人一间卧室,早期则是集体宿舍,多是两人一间卧室,洗漱、厕所都是公用的。当时没有空调,只能靠电扇整夜吹着。食品品种很少,当地的猪肉难买而且膻味很大,蔬菜也就是生菜、洋葱那么几种。停电、停水司空见惯,故驻地多配有发电机和蓄水桶。
工作之余的主要活动是种菜。为改善伙食,队员每人都分有一块菜地。国内带的菜种初种下去长势不错,味道也好,第二茬之后味道就变了。
此外,多数队员还要分担队里的一些杂务,比如会计、出纳、采购、应急、安全、卫生等。
援外生活说复杂也复杂,因为要同不同人员打交道。即使队内大家吃住在一起,由于生活习惯不同、爱好动静不一,“勺子碰锅沿”的事也常见。说单调也很单调,业余文化生活几乎静止,每晚靠听收音机了解国内信息。后来配有电视,但仅有中央4台一个频道。驻地周围有一个电影院,经常上映李小龙的武打片,队员路过时只能看看电影广告,偶尔可听到里面的打杀声。
现在的通信手段很多。但在建队初期,与国内亲人联系主要靠每月一次国内信使送来的书信,得到家人的消息则是两个月前的音讯。每月收寄信是队内一件格外重大的事项,收到信的兴高采烈,没有收到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生怕家中出现变故。
毛塔医疗队的一个医疗队分点距首都努瓦克肖特近千公里,中间要穿过几百公里的大沙漠。一次航班因故取消,队内决定派人驱车前往使馆取送信件。路上准备很充分,车辆保养很到位,人员吃的喝的也是备得十分充足。岂料路上汽车抛锚了,可能是天热的缘故,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一辆车过往。烈日如火,周围安静得只有沙子在冒烟。
听说此路上曾发生过一出悲剧:一对外国夫妇携孩子驾车外出,路上车子出故障,夫妇把水和食物留给孩子,自己则葬身于沙丘旁边。
天佑医疗队员,两小时后有一辆车路过,在对方帮助下汽车修好重新上路,两车一前一后相互照应驶往目的地。此后,队内再也不敢冒险陆路取送信件了。
如今,医疗队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已今非昔比。住,一人一间,电视等物品配备齐全;吃,国内定期运来生活必须品;行,车辆已配属多部;医,防疟疾有多种多样的药品供选择。
然而,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大有大的难处,现在条件好了,好也有好的难处。人的思想变化很大,收入分配也分三六九等,一切行动听指挥往往遇到挑战。比如,小地方医院来的就很难管理大城市医院来的。再如,相对单调的援外生活,年轻人适应起来也有一定难度。
授人以渔
中国医疗队员在援外工作中,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既治病救人,也注重培养对方的医护人员,这是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最大特色。中国医生一直把对方医护视为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遇到问题注重倾听对方的意见和主张,理解对方的苦衷和困难。
援卢旺达医疗队赵尚军医生,除了日常的诊疗工作外,他教会了当地医生许多医疗操作:
当地的医务人员无菌观念差,他手把手地教他们无菌操作技术,日常工作中时刻提醒,医院的感染率明显降低。
当地骨折患者通过手法复位打完石膏后,不拍片确认复位情况,两周后再复查X光片,有好大一部分患者复位不佳,需重新进行手法复位及石膏固定,严重影响骨折愈合时间。赵大夫为当地医生制定骨折复位操作流程,纠正了原有的不当操作。
当地只有皮牵引技术,没有骨牵引技术,他把这项技术教授给当地医生。当地医院没有普通绷带,只有弹力绷带,打石膏时也用弹力绷带,有许多患者因弹力绷带又厚又硬卡破皮肤,出现皮肤破溃。医疗队的同事们工作之余用大卷纱布做成普通绷带。用这个绷带固定完石膏后,皮肤破溃的现象没有再出现过。
一位很可爱的7岁女孩,诊断为右侧肱骨外科颈骨折,对位不佳,需手术治疗,但手术创伤大,而且费用高昂,孩子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当地医生束手无策,只得求助赵尚军医生。赵大夫选择保守治疗,可当地医院没有肱骨外展支架,但畸形愈合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太残忍了。赵大夫利用现有的压肠板混合石膏制作了特殊的外展支架,为患儿手法复位并石膏固定。四周后复查,患儿骨痂形成,骨折对位、对线良好,拆除固定架后,右臂活动自如。
像这样“无奈的发明”还有很多。“只是一些点点滴滴的东西,不值得一提。我就是觉得不能白来一趟,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只能从小事做起,努力改变他们的现状。”赵大夫如是说。
我在马里工作期间也碰到过一次车祸伤员的临机处置。一大腿骨折者送院后,要做固定手术,需要先从膝眼上穿一钢条,然后用绳子拉住钢条做牵引。当时医院没有相关器材,大夫让人先找出一段钢筋消毒处理后穿过膝盖。没有牵引砣,只好从院子里借用几块砖头作砣。对方医生被这种因地制宜的办法惊呆了。中方医生事后向对方解释,碰到此类紧急情况,先救命再考虑其他。
另外,在急救现场,面对一片伤者,先观察那些没有反应的伤者并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那些哭爹喊娘的伤者大都是外伤。对方直点头称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几十年来,中国医疗队员用自己的精湛医术和仁者爱心,急朋友之所急,想朋友之所想,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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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郭天禄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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