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飞机上的浮想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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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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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3日，作者（左一）最后一次出席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常驻代表咨询会议。从镜头上看，作者若有所思。

1992年1月13日，我以惜别的心情，最后一次出席了常驻代表会议。会上，联合国机构的执行秘书宣布我将离任，并按惯例对我四年来的工作说了几句肯定的话。一位在这个机构中任职的同事，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在会上的活动全部制成录像，配上“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送我留念。

作者离任前，驻曼谷各国际机构的华人同仁举行了欢送会。会上，同仁代表向作者（中）赠送了“友谊天长地久”的纪念铜牌。

中午，新到任的巴基斯坦大使，尚未呈递国书，破例为我举行送别午餐会。中国大使、与会的全体常驻代表和联合国机构的高级官员出席。前后，中国大使和当地国际机构的华人同仁也分别举行欢送晚宴。

外派在曼谷国际机构工作的我国专家和工作人员同我常驻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这是他们和家属到外地游览时同代表处人员的合影。

国内派赴当地工作的国际职员，除组织了一次远游之外，还深情地送了我一件特殊的礼物——四颗珍贵的、真正的同仁堂“安宫牛黄丸”，但希望我不需用它，嘱我远行时随身携带，如脑梗塞复发，可服用急救。袍泽之谊，令人感动。

作者常以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代表的身份出席曼谷的各类多边外交会议。离任前不久，泰国总理川立派出席亚太经社会常驻代表咨询会议，同作者握手。

中国派出的、在当地国际机构中任职的国际职员有近20人，其中约有半数为中、高级官员。代表处负责对他们进行内部管理。有时事务琐碎，不胜其烦，但我没有把他们视为“累赘”，而把他们看作是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也予我尊重。

在我离任前一年，即有部分同志酝酿，拟向外交部联名写信，请求挽留我在当地多干一段时间，但两次都被有经验的老同志所劝阻。鉴于其他使馆也曾有过类似事情，结果对当事人适得其反，老同志提出不要“帮倒忙”。此事终于被阻止，然而在我心中却激起了浪花。同志们政治上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也心领了。

那晚，使馆的院子里灯火辉煌。一场外事活动正在进行。第二天，作者将离去，告别42年的外交生涯。

离馆的那一天，使馆领导和早起晨操的同志们来到楼前相送。大家依依惜别，千叮万嘱。汽车开动了，驶过了熟悉的停车棚，那部我平时使用的小车似乎也在向我告别。绕过了领事部前的几棵面包果树，每天傍晚散步时总要看一看面包果是否又长大了，最后，汽车驶出了边门，离开了生活四年半的使馆大院。我回头看了看这经常出入的门口，只感到逝者如斯，第一次进这大门的情景，恍如隔日。也不知有朝一日旧地重游时，它是否还是原样？

上了飞机，第一件大事便是找到自己的座位。穿过人数不多但与普通乘客无缘的公务舱时，我一眼便看见了后座上的某老板。一年多前，国内的越剧团来访。有一晚，是他陪我走上舞台，代表使馆向演员们祝贺、献花并一同照相的。我手里拿着经济舱的票，此时此地与他招呼，诸多不便，就咬了咬牙，快步走了过去。接着，迎着瞪着大眼看着我的众旅客，我从经济舱的入口处，走过了41排，才抵达这次飞行的机位——呜呼，最后一排！

作为驻泰王国大使馆的参赞，作者有机会参与我使馆的许多双边外交活动。图为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妮克公主来馆参加活动时同作者夫妇的合影。

这好像对我预示着，一种陌生的、然而不可回避的生活正向我迅速靠近。实际上，此前我已意识到，凡有过一官半职的干部，离退后都要经历从官到民，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的痛苦的思想和生活等的转变。如今我正处于离职和走上新生活的交叉点上，情况也是如此。

早餐之后，我起来走动，在前面的座位上，找了两三位旅客聊天。他们都是我潮州同乡，方言相通，一见如故。我深为他们兴高采烈、回家团聚的情绪所打动。是啊，我的妻儿也盼着我赶在这春节前的末班飞机回国。一种相对悠闲、自由、平静的新生活正向我招手。我岂能拒绝它？这时飞机正飞越云贵高原。机翼下，浮云朵朵，在褐色的大地上留下块块阴影。透过凝滞的云朵看去，地面上的崇山峻岭就宛如微风吹拂下的涟漪水波，茫茫一片。我忽然想起尊敬的前外长陈老总的诗句：“应知天地宽，到处有风云；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

的确，登高才能望远。如果站在谷底，就会把生活中的崎岖，看成是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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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潮头戏水三十年》

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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