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奈达宫的悲歌（中）

作者简介

（滑动查看更多）

黄志良 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1980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1985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1989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1991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音频

本文音频

本文内容

周总理的关心和担忧

1970年，阿连德竞选总统时的海报。

阿连德是由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激进党等四个左派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是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智利前驻美大使托米奇和右翼保守派民族党候选人、年已74岁的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三派势力的角逐非常激烈。10月大选的结果是：阿连德得票36%，亚历山德里为35%，托米奇为28%。由于得票最多的前两人均未超过半数，根据宪法，由议会在他们两人中间投票推选出总统。

1973年，阿连德在议会选举中投票。

此时，基民党提出，以未来的人民团结政府遵守“宪法保证条例”作为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阿连德的条件。按照“条例”精神规定：阿连德政府执政后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必须尊重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原有体制、等级制度，不得建立同国家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武装组织。阿连德接受了“宪法保证条例”，基民党遂于10月24日的议会投票中支持了阿连德。

施耐德

同时，又由于不久前发生了支持选举、同情阿连德的陆军司令施奈德将军惨遭枪杀事件，这也促使不少原来持中间立场的议员转而同情阿连德，投了他的支持票。这样，阿连德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智利总统。

上任后的阿连德

阿连德当选后即宣称：“智利将以争取议会多数代替暴力革命，智利有必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的革命道路，多党制的道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曾经预见到这条道路，只是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

阿连德总统提出的“第二模式”，即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平地完成社会主义变革的模式，能否行得通？智利的革命道路究竟如何走？这在当时成了世界上普遍关注的一个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周总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极为关心。那个时期，他在会见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客人时，总要同他们探讨智利问题，并十分注意了解阿连德政府施政纲领的实行情况。

据我所知，周总理关于智利问题同外宾有过多次重要谈话，其中有两次我在场当翻译。

1971年6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胡利奥·谢雷尔的采访。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周总理回答了谢雷尔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从中国革命和国内情况谈到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从墨西哥历史谈到拉美现状，从古巴革命谈到智利道路。

记者问总理如何看待阿连德总统通过和平手段上台执政。周总理首先表示对阿连德当选总统执政和中智建交深感欣慰，并给予很高评价，但同时指出，如同阿连德总统自己所说，取得了政府并不等于取得政权。总理认为，通过选举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过渡的。他说：“我们不相信议会道路，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用议会政治选举把外国侵略势力赶走，实现民族完全独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总理向记者仔细分析了两轮选举的经过后指出，“阿连德总统的当选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接着又说：“现在阿连德政府是一个民主政权。一个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支持是不可能的。你们拉丁美洲稍微有点进步倾向的政府被推翻的例子不胜枚举。”

智利军队

墨西哥记者立即提出，智利的军队不同于其他的拉美国家，智利军人从不干政。

总理摇了摇头说：“如果智利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而且如果智利当局现在不注意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当然，我们希望智利军队的官兵都是爱国的。”总理最后笑了笑说。

《至上报》社长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华回国，所以采访一结束，他就很快把这篇重要的访谈记录稿整理了出来，交给我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司立即组织一批笔译人员，把西班牙文的记录稿再译成中文，当晚11时，把译出的中文记录稿送总理审阅。凌晨5时，总理办公室退回记录稿。我看到了总理的亲笔批复：“谢雷尔先生的记录稿整理得很好，同意发表。”此刻，我为自己顺利完成口译任务而舒了口气。同时，一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又是工作通宵达旦，心里很不平静。

出乎我意外的是，谢雷尔这篇采访记刊登在多家拉美国家的主要报纸上，不仅引起了强烈反响，还差点惹出一场外交风波。原来，《至上报》在刊登周总理的谈话时，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除了对周总理赞扬一番之外，特意表明，他们不能苟同他关于议会道路和评论阿连德当选的一些观点。

智利最大的日报《信使报》全文转载了谢雷尔文章中有关周总理对智利问题的看法。智利政府对此表示有所不快，指示其驻华大使委婉地向我外交部提出，并要求澄清。最初，美大司办案同志给我打了个招呼，可能要让我受点“委屈”，为了不影响两国友好关系，拟以“有关段落的措辞翻译不确”搪塞一下。这本是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常用的一种借口。后来，司领导考虑到谈话记录是总理亲自审阅的，况且总理的立论正确，用词恰当，不应推诿，决定对智方的要求拖而不答。之后，随着智利国内局势演变，对方也不再提此事了。事隔两年，智利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至上报》旧事重提，又专门写了一篇社论，承认他们在智利问题上判断错误，指出事实证明“周恩来是对的”。

周总理另一次比较集中、深刻地讨论智利革命道路问题，是1972年3月会见并宴请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那次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那天，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气氛异常严肃，陪见人员也比往常多。有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等。会见于下午6时开始，交谈一小时后，总理设宴款待客人，饭后宾主接着长谈到零点30分。

话题首先集中在阿连德总统要立即在智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周总理高度赞许阿连德总统的革命热忱，但明确指出，革命要分阶段。当前，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还不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必须要通过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跳过去”。他说，混淆了两个阶段的任务，就容易混淆两个不同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结果会使有“左”倾情绪的人感到不满足，而思想偏右的人就害怕，而不参加。这样就把我们自己反而孤立起来。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强调，马列主义要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指出苏联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即便是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古巴革命的经验，“都不要照抄”。

在智利客人说到在革命现阶段“中立中产阶级”的问题时，总理说，这个口号值得商榷。他指出，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产阶级就应该予以联合，不应该中立”。总理举出荣毅仁的例子，解释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说，中国共产党连“末代皇帝”都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

在谈到外资国有化问题时，总理指出，应当“区别对待”，先没收美资的，其他的暂时不收归国有。这样可以避免它们同美国联合起来进行破坏。做法上“要分步骤”，可以逐年没收，也可以分股，例如国家51%，外资49%。此外，还要注意利用外资企业中的技术人员。

周总理花了很多时间同客人讨论军队问题。他向客人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武装革命斗争的历程。在讲到平江起义时，指了指在坐的彭绍辉副总长说：“他就是参加平江起义的。”总理又突然转身问我：“你知道平江起义吗？”熟悉总理习惯的人都知道，他经常会在同外宾谈话时“考问”陪见人员和翻译。我答道：“是湖南农民起义。”总理指出：“不只是农民起义，也有革命军人参加，而且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接着，他扼要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军人同工农武装结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过。总理强调说：“军队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为了说明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武装也至关重要，他向客人讲述了1924年广州发生的“商团事件”，指出革命力量就是依靠工农武装和黄埔军校中的进步军人镇压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动的商团武装，才保住了革命政权。

针对智利朋友们普遍相信“智利军队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说法，总理指出，世界在变化，拉美在变化，“智利不会原封不动”，“好的传统到了一定时候也会起变化”。总理谈到了1922年陈炯明叛乱事件，提醒说：“不仅是外国的侵略势力，就是本国的保守势力也要利用军队。在这种进步与保守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军队不会不受影响的。”他又以刚发生不久的玻利维亚军事政变为例，进一步向智利领导人指出：“从这个教训就得出，智利要准备两手，就不能不考虑怎么能够使武装部队站在进步方面。”他请这位执政党总书记转告阿连德总统，“武装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要做军队的工作”。

周总理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是运用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智利实际情况进行的透彻分析，智利客人听得频频颔首，一再表示受到很大启示。我们这些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感到深受教益。可惜的是，阿连德总统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未能充分重视。不久，智利果然发生了不幸事件。大家回首重温周总理的这些真知灼见，不胜感慨系之。

未完待续~

文字 |《足迹》

作者 | 黄志良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