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叶圣陶：托起巴金、丁玲、戴望舒、茅盾等文坛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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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秉臣。江苏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62年，叶圣陶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中央主席。
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脍炙人口，而他推荐和奖掖文化新人之举也曾在当时的文坛传为佳话。
1927年5月，叶圣陶因郑振铎之托出任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小说月报》主编。他尽心贯彻《小说月报》“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主张，在他的扶植下，巴金、丁玲、戴望舒、茅盾等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光华灿烂的明星，迅速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升腾而起，光照史册。
推出巴金处女作1927年1月，青年巴金只身来到法国巴黎，在景色优美、诗意盎然的塞纳河畔开始了他新的探索。然而，远离祖国亲人，置身陌生的国度，原本就十分苦闷的巴金更加忧郁和寂寞，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沉重地敲击在他的心头。
为了抒发排解心中难耐的苦闷和悲哀，巴金不自觉地拿起了文学的笔，断断续续地开始记录这些年来自己的思想、信念和不时变化的情绪，记录这些年来自己从巴黎到里昂、马赛的苦苦思考和艰难探索。
1928年8月，他将这断断续续记录的文字连缀起来，取名为《灭亡》，寄回给上海的朋友、开明书店的经理索非，希望能用自己翻译高德曼《近代戏剧论》的稿酬自费出版。
巴金的书稿被正在索非那里的叶圣陶看见了，他读后异常兴奋，当即决定从1929年1月号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还为之写了“预告”：“这是一个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并预言巴金，“将来当有更热烈的评赞的机会。”
于是，几乎是在巴金从法国返回祖国的同时，他的处女作《灭亡》在1929年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正式连载了。巴金从未想过自己的处女作能够在当时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销量超过万份的大型文学杂志发表。对于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支持和鼓励更为切实有力？
《灭亡》的发表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远远超过了当时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化小说，它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灭亡》的发表，把年轻的巴金推上了文坛。从此，巴金开始逐渐步入他文学创作的丰收季节，辉煌时代。
半个多世纪后的1987年7月，巴金在致《十月》编辑部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说：“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巴金还说：“五十多年来，叶圣陶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难得的一位好编辑！……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也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头条，给不知名的丁玲1927年，经受了“五四”洗礼的丁玲从湖南来到北京，没有职业。秋天，她写出了自己平生第一篇小说《梦柯》，投寄给《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从一大堆来稿中慧眼独具地发现了这篇自投稿，当即以头条位置发表在当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8卷第12号上。
此前，报刊上没有出现过丁玲这个姓名。在决定刊发《梦柯》之前，叶圣陶给丁玲写信，督促她认真地写，写好了就给他寄去。丁玲读信后便立即投入《沙菲女士的日记》创作，只用了个把月，便把稿子寄给了叶圣陶先生。
这样，在《梦柯》面世刚满两个月，1928年2月，丁玲的第二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又被刊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的头条，排在陈望道译文和茅盾的连载小说《动摇》之前。这部作品的发表，好似在当时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大家都为这位女作家的天才所震惊。
《沙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上海的编辑们四处探问这位刚刚在报刊杂志上露面的新人丁玲的情况，叶圣陶的《小说月报》编辑室里，这样的询问信件也络绎不绝。叶圣陶只能以微笑作答，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对这位作者一无所知。
1928年3月初，丁玲和胡也频离开北京去杭州，途经上海时，特地去看望从未谋面的叶圣陶。当时，34岁的叶圣陶寓居在虹口景云里，那是一条普通的石库门弄堂。一见丁玲是个青年女子，不善辞令的叶圣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谆谆叮咛：“继续写吧，认真地写。”
在叶圣陶的鼓励下，丁玲又写出了《暑假中》和《阿毛姑娘》，也相继刊发在《小说月报》的头条。四发四中，开创了《小说月报》创办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
叶圣陶在收到《阿毛姑娘》的稿子后，便给尚在杭州的丁玲写信说：“把这篇小说加在一起，4篇作品可以出一本短篇小说集了。”并问她是否愿意交给由章锡琛主持，他也在其中工作的开明书店出版？丁玲自然十二分的愿意。于是，便题名为《在黑暗中》，由开明书店于1928年10月出版。
自此，丁玲在文坛上声誉鹊起，被誉为“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
1979年5月26日下午，丁玲经历了在北大荒劳改、在京郊坐监、在长治“遣送”等重重磨难之后，突然敲响了北京东四八条七十一号叶宅的大门。85岁的叶圣陶和75岁的丁玲蓦然聚首，执手相视，竟无语凝噎。好一会，丁玲才幽默中带着几许辛酸地说：“当初，要不是您发表了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了……”
举荐“雨巷诗人”戴望舒自1922年开始新诗创作。当时的新诗坛上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戴望舒对这种倾向心生反感。于是，他和杜衡等朋友开始共同追求新诗的韵律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可“吟”的东西。除了押韵，甚至还讲究平仄声。
当时，在震旦大学学习的戴望舒通过法文直接阅读了魏尔仑、波特莱尔等人的作品，对他的诗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戴望舒把法国象征派诗艺引进到自己创作中来，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融汇在一起进行新诗创作，他的诗消解了新诗的神秘难懂，表现出一种可意会的迷蒙的美。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也可看作是他早期创作的一个峰峦，是诗人在诗风转换中绽放出来的奇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戴望舒和刘呐鸥一起蛰居在施蛰存家的一间小厢房里。三人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外，大部分时间用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创作。就在这时，戴望舒写出了新诗《雨巷》，把读者带进了细雨凄迷中的孤独忧伤和打破寂寞的渴望之中。
1928年，戴望舒把已经写成了约一年的《雨巷》寄给了《小说月报》，叶圣陶不无惊喜地发现戴望舒把象征派诗歌的音乐特点融化在了中国诗里，创造出中国新诗的一个新品种。叶圣陶立即给戴望舒回信，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并让他把手头的其他诗作也寄去。
当即，叶圣陶便在《小说月报》第19卷第8号上发表了戴望舒的包括《雨巷》、《夕阳下》在内的《诗六首》。《雨巷》问世后，戴望舒被誉为“雨巷诗人”，名满文坛。此后，尽管戴望舒的诗风多有变易，优秀的诗作不断涌现，但戴望舒的名字却始终和“雨巷诗人”的称呼十分自然地连接在一起。
为“茅盾”定名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从牯岭回到上海，秘密地住在景云里11号甲的三楼上。因遭通缉，他足不出户达10个月之久，对外则说是去了日本。隐居下来的沈雁冰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
他以自己过去大半年的生活为题材，写了平生第一部小说《幻灭》。这篇小说从9月初动笔，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前半部，打算先给住在隔壁的叶圣陶看一看，便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
叶圣陶看了《幻灭》的前半部手稿后，第二天便来找他，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准备登在9月份的杂志上，今天就发稿。沈雁冰吃惊地说，小说还没写完呢！叶圣陶说，不妨事，9月号的杂志再有十天就要出版了，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先登一半，还有一半登在10月号里。沈雁冰只好同意了。
叶圣陶又说，百家姓里没有姓矛的，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有人来查问原作者，就麻烦了。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茅姓甚多，不会引起注意。沈雁冰也同意了。茅盾就此成了沈雁冰的笔名，而且比他的本名更为人熟知。他的创作生涯也就这样从景云里开始了。
继《幻灭》后，茅盾又接连写了《动摇》和《追求》，并相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两年后，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合并成为一个长篇，取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
虽说茅盾早在“五四”前夕便已有多篇论文面世，他的翻译和编辑业绩及其在文学社团的活动，都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硕果，但茅盾作为小说家名扬海内外乃至名垂青史，却是从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编发了他的小说《幻灭》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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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施蛰存的小说《绢子姑娘》，沈从文的小说《在私塾中》等6个短篇小说以及王统照、鲁彦、废名等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熊佛西的戏剧，冯雪峰的理论、翻译等，都是在这段时间经叶圣陶之手，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
在两年的时间里，叶圣陶共编了24期《小说月报》，直到1931年底《小说月报》停刊，他才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工作。
编稿之余，叶圣陶还在景云里创作了长篇小说《倪焕之》。《倪焕之》一问世就瞩目于文坛，曾印行13版，还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来源：《东方剑》，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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