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日四十五年：宿敌还是亲邻？（上）
2017.9.29
回望中日四十五年：宿敌还是亲邻？（上）
许多中国民众对日本——这个地理上的近邻，拥有着最为复杂难言的感情，一方面是曾经的侵略战争，在经年累月的复述中早已成为中国人心口上的“朱砂痣”；但另一方面，现代日本的文明、技艺、文化却又实打实地吸引着中国人的脚步与目光，“精致、人性化”，这些在日本产品上附着的标签，堪称新时代中国人的“白月光”。
对
维观
天下
话
时值中日恢复邦交45周年之际，维观天下采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听他谈一谈中日的历史与未来。在他看来，中日在45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的中日关系存在着难以消除的结构性矛盾，但总体而言是较为稳定的一对东亚双边关系。
梁云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维观天下：9月29日是中日恢复邦交45周年纪念日，在你看来，中日关系在这45周年中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梁云祥：根据我自己的了解，这45年，也就是从1972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不同阶段，当然可以再更进一步细化，但从大方向来说是这样。
第一个阶段是1972年到1992年，这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1992年差不多到2008年左右，这是一个阶段；2008年以后到现在，这是第三个阶段，大体上可以这么划分。
维观天下：为什么这么划分，节点停在哪个地方呢？
梁云祥：基本上来说，从1972年到1992年中日有广泛共同利益，所谓广泛共同利益就是说中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那时候是冷战时期，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东西方对峙，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包括和日本、美国、欧洲，当时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日本在面对共同的安全上的威胁，这是最大的共同利益。
另外，双方经济互补，那时候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中国经济很落后，日本经济很发达，从1972年以后日本大规模的援助中国，包括是资金的援助，技术的援助，总体而言，那段时间双方经济上互有需要，日本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的能源，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还有各种援助，尤其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是对中国援助最大的国家。
这段时间其他问题处理得都相对比较好，包括现在成了问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在当时都不是问题，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有，但因为有更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些就被掩盖了，这二十年中日关系应该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政治关系非常好，中日双方的首脑都要互访，甚至还有若干次的访问，中日民间的国民感情也很不错，文化交流也很频繁，这些都奠定了这二十年里中日关系的基本状态，就是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但是从1992年到2008年又是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问题，根源就在于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中国对日本再没有那种神秘感了，以前觉得它很发达，但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日本的经济反而被认为是泡沫经济，一个是发展快，一个是相对慢，中日之间的差距在迅速缩小。
为什么到2008年又是一个节点？2008年中国突然觉得要超越日本？2008年开始，中国发展势头非常好，GDP几乎连续每年超过一个发达国家，最早是意大利、加拿大，然后英国、法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与西方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突然有了种成为一个大国的感觉，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觉得中国一下子就开始变得傲慢。
日本从2008年开始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因为它觉得中国比它还富有，加之它国内经济越来越不好，所以在2008年ODA停止了，所以说为什么把它选为节点，就是有很多标志性的事件。
从1992年到2008年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冷战结束，共同的安全威胁不存在了，反而是从90年代开始中日之间发生了很多安全上的互相不信任，比如说中国的核试验，日本一直很反对，日本认为我给你援助，你怎么还发展核武器，所以它每次都抗议。
此外还有台海危机，日本又跟着美国强化日美同盟，中国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90年代后期的时候江访问日本，提到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在前面二十年已经比较淡化了，但是后来又提起，所以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越来越大，中国认为日本反省不够，日本认为中国是在不停的敲打人，拿历史作为一张牌。
这和前二十年完全不一样，前二十年双方都显得很大度，但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双方都显得好像很小器，中国老指责日本说你反省得不好，日本说你有完没完了，总之现在越来越成了一个大问题。
包括钓鱼岛问题也比过去要激化，而且还出现了很多事，比如说教科书问题、东海问题。2008年以后到现在，摩擦进一步增加，原因就是中国越来越追求大国化。在日本看起来，过去日本并不怕中国，或者援助中国，或者同情中国，但是2008年以后，中国很快就超越日本，而且超越的速度特别快，2010年第一次超越它，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多。另外，中国确实在2008年以后的外交变为追求强国、大国，而不是过去的韬光养晦。
维观天下：中国外交更加强调积极有为。
梁云祥：现在成了积极有为，就是因为中国突然觉得自己真的比过去强大了。中国过去基本上不太愿意参加多边活动，因为多边活动中，中国不是主要国家，和西方国家坐在一块的时候，中国没有太强自信，总害怕他国算计我们。但是2008以后，尤其是习大大上台之后，中国不但积极地参加多边活动，还主办了很多多边活动，国际会议很多。
维观天下：2017年中国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同时还承办了金砖国家峰会…
梁云祥：对，相比其他大国还要多。中国人越来越自信并乐于召开这些活动。那么相比较而言，日本就相对好像在衰落，它的经济也不是特别景气，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好像也不如中国。
而且它认为中国采取了一种进攻的态势，比如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很多问题上。所以日本也就差不多从这个时候开始，比如2010年就开始有撞船事件，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不管哪个党上台都会这样，2012年的时候是民主党，并不是现在的自民党和安倍。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就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问题的意思就是中日没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因为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双方的国家目标发展有所冲突，国民感情恶化。
以前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现在这个大背景都变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就成了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以前没有问题的领域现在也出了问题。比如像南海问题，东海油气田摩擦问题，而钓鱼岛和历史问题是旧问题，但以前双方都冷处理，尽可能把它压下去，现在则是没事儿还要找事儿，何况还真有事儿，对吧。现在这些问题闹大了以后就出现一些危机，尤其是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双方甚至要升级为武力冲突，到了这种程度。
事实上，2012年到2014年是最紧张的，中国在2013年11月份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防空识别区和日本也是有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几乎所有的交往都断绝了，高层就更不要说了，甚至民间的旅行社都不让去。
维观天下：当时中国民间也有很严重反日情绪。
梁云祥：对对对，中国当时有反日游行，中日关系一下恶化的好像比1972年以前还要差，所以这是一个转折。但是现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尽管2008年以后，中日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所有问题都被放大，两国的国民感情很差，政治关系也很差，但是中日两个大国，只要不打仗，不真正的冲突，关系最终还得缓和。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两国首脑在北京召开APEC首脑会议的时候举行会晤，转折并不是说两国的根本矛盾已经解决，刚才提到的问题仍然存在，但由于冲突的代价太大，所以双方就有了四点共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台阶，彼此总得有个台阶可下吧，四点共识作为原则没什么错，但它又把这些矛盾很暧昧的，不是很明确地指出来，总之就是在各自解释的基础上，彼此都觉得有个台阶可下了，所以就见了。
从那以后到现在为止，中日之间虽然根本矛盾还没有解决，但是双方有所克制，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稳定，也正在改善的过程中，而且日本毕竟是法治国家，中国和它打交道基本上还是可以有预期的，所以只要中国愿意稳定，相对来说容易稳定，它不像和朝鲜这样的非法治国家，你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好与坏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中日关系这两年来反而是相对最稳定的，所以我们在圈里的人经常在开玩笑说这两三年以来，中日关系是东亚国际关系中最好的一对双边关系。
维观天下：似乎是最平静的。
梁云祥：对，虽然感情不是特别好，但是它有预期，可以说是最稳定的一对关系，即使坏也知道哪里有问题，尤其是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45周年，2018年是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中日双方都致力于稳定，至少从经济关系上来说，中国和日本很密切，如果完全断绝往来，实际上对中国没有好处，对日本同样如此。
日本也需要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双方在这一点上还是有所克制的，尤其日本方面表示不管是什么情况，中日首脑尽可能要见面，甚至他们一直在追求实现首脑的互访，当然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中国太多地受制于国内民族主义感情，如果日本方面没有明显的让步，中国不愿意让他们来，中国也不愿意去，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
维观天下：你刚才谈到中日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矛盾，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宏观上来看似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那您认为个人因素在这里占的比例大吗？比如说像安倍这样的一个人的上台。
梁云祥：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变化了，当然也影响到了中国和日本的国内政治，也影响到彼此的国家关系，在冷战时期，因为苏联的存在，中美、中日存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其他方面就可以相互忍让，但90年代苏联不存在了。
维观天下：相互间共同的敌人没有了。
梁云祥：此外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TAM事件，TAM事件导致中国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突然就转坏了。
同时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变化，即所谓的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过去像安倍这种主张比较右的政治家，在日本国内虽然存在，但是不能像现在这么畅行无阻。
90年代以后日本左派（如社会党）的势力急剧削弱，这个当然和国际环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低潮有关，像安倍这样政治倾向的政治家们在日本得到更多的支持，他们上台之后就做一些中国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强化日美同盟，强化安保。
反过来也一样，中国现在基本上是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凝聚国民，尤其现在提的中国梦、振兴中华，在中国人看起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饱受殖民侵略者欺凌，中国领导人为了增加统治的合法性，总想找到一个凝聚国民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所以现在提出中国梦，我们可以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强大，更富有。
但是对周边国家来说，尤其是在历史上和中国有过摩擦的日本来说，它很怕中国强大后对日本不利，很多人看到的是反日游行，网络上攻击日本，甚至是中日必有一战等诸如此类的论调，因此日本现在更多地是防范中国，中日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安全上的不信任是最根本的矛盾。
中日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因此在技术上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最近在谈判的海空联络机制，这并不意味着有所让步，只是说“我不让步，是你错了，但是我为了不出事故，我们可以谈判，技术上谈没有问题。”
维观天下：你如何看待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举措呢？
梁云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无疑是反对的，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在近代以来，一直就不是特别相互信任，除了那二十年关系好的时候，中国尤其不愿看到日本军事上的增长，安倍上台后利用钓鱼岛危机不断地去渲染中国的威胁，日本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安倍的主张，所以他才能够在国会通过。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日本要增加军费，要更多地去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它的自卫队更多的可以不受法律制约地派到国外，或者去配合美军，甚至可以参与作战，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不愿意看到的，日美同盟的强化，日本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中国来说都是障碍，中国干什么都不方便，当然就不高兴。
可是日本的理由是什么呢？日本认为中国发展起来后，力量增长极快，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在增长；再一个，它认为中国对日本不友好，日本认为安保法是防备性质的，日本和平政策不变，和平宪法精神不变，但过去是消极意义上的和平，现在是追求积极和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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