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青年眼中的“文革”原来是这样！
开
篇之前首要的问题是：六十年代西方的青年们，读什么？
如果要列一个畅销书单，你可能会见到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著作、阿尔都塞和保罗·古德曼的作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黑塞的《悉达多》、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以及，毛主席的《红宝书》。
是的，《红宝书》。
西方青年，尤其是左派青年们，在游行示威中高举《红宝书》呼喊着毛主席语录，是那个年代一道绝妙的风景。
所以这其中暗含着深刻的黑色幽默：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新中国代表着神圣口号的《红宝书》，何以在西方的社会语境中被转喻成了饱含自由与理想主义气息的一整套革命标识？
对于普通的西方世界人民来说，中国一直面目模糊。
18世纪的欧洲曾掀起过一场“中国热”，那时中国正值清朝，康乾盛世盛名远扬，大清国力达至顶峰，西方世界对中国既崇拜又神往。从马可·波罗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伟大而神秘东方古国的形象，几乎定格。
但是等到十九世纪，历经“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欧洲终于自觉有底气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马嘎尼在乾隆面前单膝下跪半个世纪之后，列国却发现大清已完。
整部近代史，中国丢不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那个东方神秘的原乡，变成了落后愚昧的农耕弱国，马可·波罗笔下的忽必烈，畸变成了漫画家笔下的傅满洲，天朝上国的形象被彻底颠覆。
然而西方人民真的了解中国吗？
如果说“二战”之后常凯申同志的败退宝岛，延安的在野党摇身一变成为共产主义阵营又一执政党还算可预见的渐进式失败的话，那《东方红》中出的那个毛泽东带领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短短两年便击败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则令铁幕两边都感到惊讶。
只是和苏联老大哥的蜜月期也是短暂的。
苏共二十大之后，南斯拉夫独立于共产主义阵营之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与“修正主义”同时出现在了北京的官方口径——毛主席的意见——中。而从“三反五反”到“赶英超美”、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新中国政治路线和政策方针的转变之曲折离奇，且不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看不懂，六十年代之后一会儿经历“百花齐放”，一会儿经历“引蛇出洞”的中国人民也看不懂。
“文革”中的老外红卫兵
不过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二把手火化时候连真名都没敢写，开国元帅一个个被扣上帽子挂上牌子遭痛打挨批斗，千万红卫兵乘着专列从全国各地汇集天安门等待“四个伟大”和林副统帅检阅的时候，一个大致的形象终于定型了：
姓社，但不属于苏联阵营；革命，但却以“文化”之名。
而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健全的影像资料，甚至没有客观的文本资料的时代，在中国政府的封闭之下全靠有限的媒体报道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又吊诡地丰富成了这番面貌：
文化上的彻底的革命；
敢于批判国家领导人；
革命得到了领袖支持；
学生们不读书闹革命。
以往分析六十年代各种反叛运动的成因时提到的缘由：保守僵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压抑人性的官僚体制和经济制度；沦为人才流水线工厂的高等学府；被异化的青年人……等等，和“文革”展现出的种种“表象”居然一一对应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不正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打破西方社会桎梏的光荣革命吗？
于是青年学生们蓦地发现，他们将要对西方社会做出的反抗，在神州大地已经被“实现”了。而且实现得如此彻底（千万红卫兵、红小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实现得如此光明正大（毛主席连续撰文钦点），而且实现得如此振奋人心（部分党和国家领导被打倒），而且实现得如此大胆（烧书毁像破坏文化），而且——
——而且还有纲领性文件：《红宝书》。
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以及红卫兵高举红宝书的形象，从此代替了旧时中国在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刻板印象，成了左且平等公正的、激进且进步的、伟大且革命的，并可以为之一用的信仰标识和符号。
所以在六十年代的各种运动中可以看到“文革”——青年眼中的“文革”——奇异又顺理成章的全套嫁接。
比如，“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中高举的毛主席头像
“五月风暴”前后，“毛派”，是一支颇为重要的极左力量。由于“二战”后西方世界的“黄金三十年”发展，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战后法国左翼力量中，传统的共产党力量——法共——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纲领，而是采取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席位已达到渐进改革的温和路线。换句话说，马克思理论中革命的工人阶级已经被同化了。
青年学生扛起了所谓“革命”的大旗。他们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高等学府中接受教育的学生成为了新一代被剥削的阶级，“心智生产力”、“脑力劳动”等词被提出，成为学生们反叛的依据。
而既然共产党成为了左派中的“保守派”，那自然要在第三世界中寻求更富有革命性的理论。
“托派”（托洛茨基分子）是其一；切·格瓦拉的“城市游击战”和古巴革命是其二；胡志明和“越共”的革命实践是其三，然后就是“毛派”。
“文革”在“五月风暴”中起到的催化作用无法量化，但“3M”（马克思、马尔库塞以及毛泽东）和《红宝书》却实实在在提供了某种指引。毛主席头像、红卫兵的肖像、大字报和“文革”时期特有的宣传海报，成为青年心向往之的“文革”的具象。中国，成为了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而“文革”，则满足了所有可能的想象。
后来，在法共和全国总工会与政府达成和协议、学生组织偃旗息鼓、大部分左翼小党派停止示威游行之后，“毛派”成为了战斗到最后的少数几支左翼力量中的一支。
其实抛开政治不谈，戈达尔那部《中国姑娘》里，演员们身穿红卫兵服装的形象就不知迷倒了多少了年轻人。头戴列宁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你能相信吗？在六十年代的法国成为了一种时尚。
还比如，嬉皮士。
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利社区，在LSD还不违法、迷幻摇滚刚兴起、吉米·亨德里克斯在蒙特利尔音乐节烧了吉他、金门公园举行了“人类大集会”的那几年，完全就是一个大杂烩。
印度教和古代婆罗门教、西藏密宗、日本禅宗、墨西哥死亡崇拜、加勒比各国的诸多神秘主义、占星术、星相学、中世纪密仪，还有大麻、迷幻药、群交和同性之爱，全集中在社区里，应有尽有。当然也包括毛主席袖章、头像和《红宝书》。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小红书拿在手上，磕药远目当中想象大洋彼岸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不时来一句“The socialist system will eventually replace the capitalist system;this is an objective law independent of man's will.”这就叫“嬉皮”，这就是“嬉皮士精神”。
所以在嬉皮士眼中，“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美好远景，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嬉皮生活，也是一种能产生共鸣的想象中的场域。当你环顾四周发现女朋友就在草坪上和好哥们做爱，金斯堡在远处高台裸体念诗，蒂莫西·莱利正在分发LSD，你会以为在旧金山金门公园方圆十里之内，就是反主流文化的天堂。而在“文革”的中国，红小将武斗文斗一起上的彼岸，随便哪里都是天堂。
那有没有可能，西方的青年真正来到了中国，见识了“文革”和“红太阳”？
有的，黑人兄弟。
罗伯特·威廉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主席展示英文版红宝书
流亡的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早在1963年就受到过毛泽东接见，在他之前的杜波依斯在1959年便访问过中国。
亚非拉解放运动、世界革命、黑人反抗美帝的斗争，显然也甚合毛主席的心意。罗伯特·威廉访华后，主席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不久，主席又一次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种族斗争。
黑人领袖和中国领导人的这种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黑豹党，成立于1966年的黑人武装团体，非常推崇毛泽东，据说人手一本《红宝书》。创始人休伊·牛顿曾说：
“当我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而阅读了四卷本的毛泽东著作后，我的转变就完成了……切•格瓦拉和毛泽东是人民战争的“老手”，他们找到了解放人民的成功策略。”
1964年以后，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开始失效，而随着1965年初马尔科姆·X的遇刺，暴力革命开始在黑人民权运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斗争中心向第三世界转移的论断，以及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等思想，既契合了黑人群体在当时种族隔离环境下对自身的定位，指出的革命道路更让黑豹党的领导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他们眼中，毛主席和“文革”指明的道路，就是建立黑人乌托邦的必由之路。
然而无论怎么看，所有这一切，恐怕都是一场误读。西方青年眼中的“文革”和现实的“文革”，作为想象中的真理的《红宝书》和必须作为真理的《红宝书》之间，横亘的不仅是文化差异和解读上的相对性，更是此间残酷现实与彼方乌托邦幻想之间道不尽的唏嘘和讽刺。
不过再一次回到最初的问题，这种转喻带来的误读，其结果如何呢？如今回首，“帝国主义”的青年们借此实现得、扭转的、改变的，远比那十年中任何一位佩戴红袖章、背诵红宝书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做的都多。
我们，又究竟得到了什么？
有点敏感，不过还好。
还好，六十年代留给了西方青年们以自由和革命的想象，而我们剩下的，好像唯有某种动荡不安的现实。
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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