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日本《政界往来》对中国政治的评论

2017-11-16 红旗杂志

【激流网按】目前社会的各种乱象大家有目共睹，本网也提供了很多实例。为了给读者展现一个有益于社会大多数的‘另类’图景，我们刊登1976年日本《政界往来》月刊发表的日本“中国研究所”常务理事岩村三千夫的文章，题为《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文革十周年，始终贯穿着路线斗争》（思考题：为什么产生尖锐的路线之争？今天的现实对此有何启示？），文章涉及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摘要如下：

中国发动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今年满十周年了。十年来文革的过程，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免于掉进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好例子，可举出下列三点：

第一、文革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改革。在漫长的整个封建时代，中国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当官的。这一为期甚久的传统，在进入近代以至在文革以前，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教育的目的仍在于培养尖子：不是官员，就是工程师以至党的干部。只要不改变这一倾向，教育越普及，中国就越会产生新的对立阶级。所以“十六条”在关于改革上层建筑方面特别重视教育的改革。

文革首先以学生为尖兵，让学生学习工农，站在大批判的前列，使学生通过斗争，亲自体会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接班人。毛泽东在看到这些学生的成长以后，又于一九六八年末对旧学校出来的学生发出到农村、工厂、矿山和边疆去的号召，鼓励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与此同时，还改革了招生制度。中学毕业生一律到生产现场劳动二、三年之后，再由所在单位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制度的改革，显然是打破分数主义和向上爬主义的有力手段。加之，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原则上仍回到原生产单位，这样一来，大学与生产单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了崭新的局面，再也不能把上大学作为发迹和逃避劳动去当干部的手段了。这从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观点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一教育改革刚刚迈出第一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在生产岗位呆了三年，一上大学马上学数学、物理等，进步可能较慢。但是，由于大学的教育经常与社会直接结合，有可能收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不到的教育效果。而且，个别缺陷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纠正。重要的是，只有这种教育才能使社会不受尖子统治，防止社会主义改变颜色。这样的改革迄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仅从这一件事看，也可以理解文革是一种规模多么大的改革。

第二、文革完成的第二件大事，是使以中共党员为中心的干部同一般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文革以前，干部中间残留着相当根深蒂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倾向。这种倾向在文革中受到各方面的冲击。群众消除了害怕干部的情绪，许多干部也能自觉地经常倾听群众的呼声。

中国各地设立了名叫“五·七干部学校”的干部再教育机构，在那里一面从事体力劳动，一面学习怎样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我曾经访问过陕西省和广东省的干部学校，听取学员们的意见。他们都对自我教育的成果感到自豪。

此外，各级政权机关原则上都由老、中、青组成。这是中共十大所规定的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是一个打破论资排辈的方针。文革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打破旧官僚主义、党员优先主义和论资排辈，充实了社会主义的民主。

第三、文革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成果是，农业和工业都得到顺利发展。文革期间，中国废除了对生产好的工人发奖金的所谓物质刺激的做法。废除以后，生产仍顺利上升，这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必要搞物质刺激。这是文革理论的胜利。以一九六四年为一百计算，一九七四年的农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五十一，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一百九十。农业生产到一九七五年为止连续十四年获得丰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在同一期间，苏联却几次大歉收。毫无疑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以上只不过列举了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但是，仅从这些例子也可看出其成果多么大。另外，中国八亿群众通过文革所进行的斗争，不是像日本有人说的那种“权力之争”，而是规模远为巨大的、具有本质性的路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