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兼运：宁波到底凭什么？

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GDP前十城市的排行榜出炉，前10强基本不变，而第11-15强之间的城市格局出现了变化。在今年第一季度的GDP数据之中，宁波赶超天津，成为全国第11强。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确实有闪光点。

2014年，当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人们发现运河南端终点并非杭州，而是宁波。在杭州与宁波之间，存在着一段被称为“浙东运河”的古老河道——一段运河通向大海的旅程。

千里之河与万里海波相连，来自中华帝国的物产，陶瓷、丝绸、茶叶，告别浙东山水间的欸乃橹声，扬帆出海。宁波的“成长”历程，见证了充满智慧的运河时代。

海畔升明州

说到宁波，就想到那座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翻开阁中泛黄的典籍，寻找散落在万卷藏书中的线索，让时光倒流。

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六年，江南东道采访史齐浣奏请朝廷增加一个州级建制，名曰明州，即为宁波的前身。

《新唐书》曾专为齐浣立传，其为官，开渠凿河，颇多才干，曾开凿瓜洲运河，解人迂道之苦，舟溺之危，而对于宁波，他则是一位慧眼识珠的伯乐。

▲ 天一阁。

齐浣到江南道后发现，原属越州（今绍兴）的鄮县是块宝地，作为丝织品及海产的集散地，蕴藏着地区发展和人口扩张的巨大潜力，于是上奏“析越州鄮县置明州”，使当时的宁波脱离了西面绍兴，拥有自己的建制和历史。

明州的“明”字也有来历。宁波因东部面海而成良港，如果向西看，这座城市还有一座靠山——四明山，它是浙东名山，还是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九洞天。

齐浣为鄮县升了级，令原来县治小溪（今鄞江镇）成为州府，位置即在四明山出山口的地方，“因山氏州”，故称明州。

▲ 四明山。

1997年，在宁波市中心公园路一带，发掘出大片黄褐色的夯土地面，竟是一段唐代地坪，顺藤摸瓜，又理出一段唐城墙，被确认为唐代“明州子城”的城墙。唐子城的发现地，为什么距离府治——小溪有20公里之遥？

小溪经过开元年间几十年的发展，暴露出一些先天缺陷——如“地势卑隘”、腹地有限，局限了明州的发展。

唐长庆元年（821），州治迁至今宁波三江口，即考古发现的子城所在。

依山面海的宁波，还有第三重地利“三江口”：以余姚江、奉化江汇为甬江而入海，恰如一个小写的y字，交汇处即为三江口。

▲ 宁波三江口。摄影/杨侠

宁波城市的中心，三江汇聚，不仅壮观，也具有特别的地理意义。上图中，左下方的余姚江、右方的奉化江汇合成甬江，滔滔而去，流入东海。其中，余姚江为甬江干流，其上游接浙东运河，可通杭州。作为河海联运的节点，三江口是最早的宁波港的港埠，商船往来如织，百业云集，造就出一片繁华的都市盛景。

奉化江和余姚江都发源于四明山，按说，甬江即便汇聚两江之流，也不过是一条区域性河流。

实际上，甬江的地位高得多，因为它的干流余姚江“混血”的血统：余姚江不仅是一条普通的天然江河，也是重要的“运河”河道，历史上曾修建有许多堰坝，高度“渠化”，最终被纳为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宁波鼓楼又称海曙楼，它的基础是唐代明州子城的南城门，留下宁波置州、立城的印记。几经损毁，几度重建，现存的楼阁木构为清咸丰年间所修。摄影/小虞

不过，浙东运河并不是一开始就连到宁波，其前身是始建于春秋越国时期的山阴故水道，起自绍兴的东门，全长仅约五十里。

修建之初，主要为将都城会稽与周边的粮食及冶金基地连接在一起。秦汉时，句章（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镇西南）成为重要的水军基地，通往余姚江的航线日益重要。

《汉书》记载，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王余善反叛自立，汉武帝派遣大军从句章出发，“浮海从东方往”——这支水师就是循余姚江、甬江入海的。浙东运河也勾通至余姚江。

对早期的浙东运河而言，绍兴才是真正的中心城市，无论是作为越国的首都，还是“会稽一熟，三吴不饥”的江南粮仓，重要性都远在宁波之上。

▲ 宁波三江口一带出土了大量与河海贸易相关的考古遗址，图为永丰库遗址，它历宋、元、明三朝，作为大型衙署仓库，是管理罚没贸易物资的场所。摄影/常鸣

直到唐宋时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宁波作为优良海港的优势渐显，转而通过浙东运河将曾经的“上级”变成自己的经济腹地。

南宋时期，浙东运河的疏浚与贯通甚至一度关乎朝廷命脉，沿线还有专门的军队负责管理。

从帝国边陲的军事基地，到通江达海的航运中心，明州城如何在三江口畔完成命运的“蝶变”，成为内河航运与海洋航运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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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口夜景。

契机来自越州的青瓷，来自湖杭的丝绸织品，商品纷纷云集，至此出海。

在明州子城遗址的地层中，曾发掘出一批罕见的蓝釉陶片，它们来自遥远的国度波斯，可见，“明州”在当时已是世界级港口。

余姚江南岸靠近唐代子城的一段江岸，曾是海运码头最密集之处，在此曾发现庞大的引桥式码头遗址，出土了荷叶盏托、瓜棱执壶等越窑精品。

这些来自越州的青瓷，大概刚从运河上的货船卸下，还未来得及装上远洋货船，便意外掉落在江水淤泥中，如今重见天日，成为宁波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再现了中晚唐时期三江口作为河海交汇处航运、商贸中心的繁荣图景。

▲ 宁波博物馆复原的古代海丝贸易的场景。摄影/李俊生

三江口密集的航运贸易与交流往来，促使明州成为一座全新的城市。9世纪末，建成不足百年的子城不敷使用，明州刺史黄晟主持修建罗城，将子城外的部分商业街道纳入城墙中。

在三江口东面，商店、作坊和住宅区也因航运而生，成为不受城墙约束的市街。与仍然延续坊市制的长安、洛阳们相比，这突破坊墙乃至城墙限制的南方城市，显然有更开放、更自由的清新气息。

河海两全的巨城

唐代即已涌现出开放市街的三江口东岸，在清代时建起一座粉墙黛瓦的会馆——从外面看，似乎只是一组传统的浙东风格建筑，只有宫门上方精致的石雕透露出不凡的气度——这座会馆，记录了宁波“河海兼运”的航运史。

道光年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有大臣提议，“漕粮海运”可节约运输成本，同时还有助于维持海上力量。

加之黄河改道导致运河北段淤塞，宁波迅速成为重要口岸，来自江南腹地的漕粮，经由浙东运河运至宁波，再由海路北上。

道光三十年，慈溪、鄞县（今宁波鄞州区）等地的北号船帮共同倡议，建一座新会馆，取“海不扬波庆兮安澜”之意，命名为“庆安会馆”，供奉海上保护神妈祖。历时三年乃成，地方志书中记载其“辉煌煊赫，为一邑建筑冠”。

▲ 庆安会馆。供图/东方IC

浙东一带追求极致的许多工艺传统在此登峰造极。大殿前方四根青石檐柱，成为工匠们炫技的舞台，高浮雕的龙、凤盘旋环绕，营造出一种神圣祥和的气氛。工匠们见缝插针，还将砖雕、木雕的技艺布满这座殿堂。

大殿前后有两座到座戏台，是当年船商船工祭祀天后时的演戏之处，即便在没有演出或典礼的平日，这些固定于木雕上的戏剧场景，仍在为妈祖献上无声的演出。

来自福建的船员，早在宋代就将妈祖信仰传入宁波，并在子城外修建了一座天妃宫。宁波也成为妈祖信仰“发扬光大”的重要基地：

北宋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从明州出使高丽，途中遭遇风暴，祈祷妈祖后顺利返回明州，徽宗因此册封妈祖为“顺济夫人”，开创此后数百年间妈祖受历代皇帝褒封之先河。

路允迪乘坐的“神舟”，正是明州制造，曾引得高丽人“倾国欢呼”。这时的明州造船业，在技术水平和吨位上都跃居全国第一。

▲ 宁波天后宫。

1979年，在城东码头出土的一艘宋代古船，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减摇舭龙骨技术，可极大缓解航行中的颠簸，比西方领先了7个世纪，是“浙船”的杰出代表。

“河海兼运”带来的不仅有机遇，也有巨大的挑战。原本作为运河末端的余姚江，因地近东海，容易受到海潮涨落的影响，通航条件不很理想。

于是在宋代又兴修了近乎平行的运河河段，取代丈亭以东的余姚江自然段，以消除海潮对航运的负面影响。

自然江河与人工运河并行的“复线设计”，成为浙东运河最显著的特征，可谓“天工人巧，各居其半”，浙东运河真正进入黄金时代。

河运与海运的更替转换，也绝非在三江口附近换一个码头、换一艘船这么简单。

▲ 余姚夜景。

地处三江口的明州，修建起颇为复杂的水利设施，城市内部河道要以水闸与外部的自然河道相隔——一方面，防止海潮倒灌带来的土地盐卤化。另一方面，要保证满足市民饮水、灌溉的需要。何时开闸放水才能平衡水旱，成为困扰明州发展的水利难题。

南宋宝祐四年（1256），沿海制置使吴潜在城内的月湖中设置“水则碑”，其上刻有一个“平”字。当月湖水上涨淹没“平”字时，则开闸放水；如水位低于“平”字的下横，则关闸蓄水。

水则碑将漫长历史中的水利实践，以简单、具象的方式总结固定下来，成为河海交汇处的智慧结晶。

三足鼎立的拼图

如果说，三江口西岸的宁波老城，象征着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东岸自中晚唐至清末的发展历程，更像是一部蓬勃自发的经济史，那么北岸的这片“留白”，要等到充满动荡的近代，才补上属于自己的拼图。

其实，在庆安会馆落成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窥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已开始深刻影响东方生活的方方面面。

1844年，宁波成为中国最早开埠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三江口以北尚未有大规模建设的江北区域，逐渐为西方世界所看重，成为五方杂处的“外滩”。

▲ 宁波“老外滩”。

来自各国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云集于此，留下许多领事馆、海关、教堂建筑。

在宁波外滩，最醒目的就是三江口那座哥特风格的天主教堂。1872年，法国传教士苏凤文在江北建起圣母七苦堂（今称江北天主教堂），11年后，他墓碑就安置在教堂的圣坛一侧。

苏凤文去世后，另一位法国主教赵保禄来到宁波，在此传教长达42年，兴建教会学校、医院及修道院，教堂前方那座高约30米的哥特式钟楼，也在其任上完工。

赵保禄是宁波城市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而在他的生命中，宁波也成为难以忘怀之地——1926年，赵保禄在法国离世，其亲属依据其遗愿，将灵柩运回宁波，安葬在教堂一侧。

▲ 宁波天主教堂。

近代以来，大运河受到政治、经济、交通等多领域的变革，重要性大大减退。尽管有学者认为，浙东运河是大运河各段中“出现问题最少、运行最稳定的一段运河”，但仍无法在时代剧变中独善其身。

这段通往大海的运河也重新走向封闭。这一倒退在更早的康乾盛世中可看到端倪——康熙、乾隆几下江南，都曾泛舟浙东运河，至绍兴祭禹陵、游兰亭，却从未踏足临近大海的宁波城。

乾隆年间的《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绘制的也是绍兴府经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似乎忘记了宁波才是浙东运河乃至大运河的真正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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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浙东运河图。

这长久淡漠的海洋意识，最终要到运河淤塞、漕粮海运时才被偶然提起，那时，帝国赖以生存的传统路径，不得已在坚船利炮下走向穷途末路。

在这一近代化过程中，三江口仍是不同人群、不同力量探索方向的“路口”。1854年，庆安会馆的商团为护卫海上商船，购置引进中国人经营的第一艘轮船“宝顺轮”，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木帆船时代迎来尾声。

而在三江口的西岸，江厦街上钱行林立，宁波钱商遍布中国，在古老的滨江庙内，建立起钱庄同业组织公所，后屡经迁移，成为今日战船街旁的钱业会馆。它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钱庄业历史文化建筑，河海交汇而来的财富，影响着当时大半个中国。

▲ 钱业会馆。摄影/李琼

在面对来自以江北为象征的近代文明冲击时，在宁波城内外，无论是传统航运业还是新兴金融业，都未曾放弃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与运河沿线绝大多数以传统行业为支柱的城市不同，兼具运河与大海之利的宁波，始终没有放弃“通江达海”这个历史标签。如今，三江口不复当年帆桅林立的场面，古城墙外的码头群也已变成城市中心的绿地公园。

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宁波港是世界第一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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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港。

2013年，宁波港的吞吐量超过上海，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2022年，宁波港更是以12.6亿吨的吞吐量，连续14年排在全球第一的位置。

在三江口的故事背后，一个古国应如何更新与进步，是从不过时的话题。

来源：《中华遗产》2022年7期《中国大运河》

撰文  |  楼学

编辑  | zq

供图  |  图虫创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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