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国家安全部11日消息，澳大利亚籍人员成蕾当日在服刑期满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成蕾原系中国境内媒体聘用人员，于2020年5月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攀拉，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
情报战，绝非现代战争的发明。明清两朝，隐秘斗争就一直悄无声息地进行，而对手，就是曾将中国视为“乌托邦”的西方世界。
16、17世纪的中国，在当时欧洲人眼中，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开明专制、能吏治邦、国富兵强……堪称“人间天堂”。显然，这让英国人很不舒服，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还在“吃醋”：“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他们根本不需要从外国购买一文钱的东西”。为摸清中国人的真实需求，平衡对华贸易，西方第一批情报员——传教士上路了。现在就来看看双方“情报战”的几个回合。公元1575年的一天，马丁·德·拉达准备出发前往中国，作为传教团团长，他被西班牙驻墨西哥总督拉维扎列斯叫到跟前：“你们要努力了解该国人民的品质、风俗习惯以及做什么买卖。并要知道他们是否言而有信，说话是否诚实，从我们这里可运什么商品到那里，从那里又能运什么来，以至对双方贸易都有利。”最后，拉维扎列斯还不忘补充一句：“尚有能够发现和打听到的有关该国的其他事情和秘密，你们要写一份详尽的报告。”
这段话被收录于1616年出版的《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并证明了传教士到中国的初衷——搜集情报，以利于西方贸易。
▲ 这幅画大约绘制于1900年前后，形象地描绘了满清高层与天主教的关系——看似牵手，实则各怀心思，而中西间的情报较量，也由此拉开帷幕。供图／芳华
马丁同年6月出使中国，11月回到马尼拉，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的幅员、地理位置、行政规划、军事武器、人口、赋税、物产、农耕、交通、建筑、服饰、饮食、信仰与节日、学术与司法管理甚至还有古代历史。一百多年后，当一位传记作者看到这份报告以及马丁后来出版的两部著作——《出使福建记》与《记大明的中国事情》时，提笔写下了那一刻的心情：
“他毫无准备地踏上该帝国的土地，既不懂该民族的语言，也没有老练的译员帮助他得到有关这样一个古老和精明民族的知识。尽管有这些困难，修士马丁对中国的描述是那样详尽，以致我们对他怎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获得那么多的情报感到惊奇。”▲ 以传教为名，雇佣几个熟悉地理环境的中国劳力，一路跋山涉水，考察沿途风土人情、地质地貌，甚至军事设施，这是早期传教士刺探中国情报的标准套路。168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被路易十四派往中国，任务是测量所经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收集科学资料。第二年，这批人顺利进宫，不仅给康熙帝带去了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向皇帝系统讲授了几何学、算数乃至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白晋不久便成为康熙的“粉丝”，还写了本专著《康熙帝传》，他说：“皇上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已感到最大的乐趣，因此，他每天都和我们度过两三个小时……”1690年1月26日，康熙帝要求他介绍俄国使团来华的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皇帝发现地图上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东北一带过于粗疏，就决定让传教士采用西方的测量技术，绘制一张中国地图。1708年底，白晋奉命带队从长城测起，对各门各堡乃至附近的城寨、山谷、水流一一进行测绘。次年又拓展至晋、陕、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带。历时九年，最终于1718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的绘制。▲ 影视剧剧照。
如果说带着西方先进自然科学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们是“糖衣炮弹”的话，那么明、清帝国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则可以说是无意、或有心地成功舔掉了“糖衣”，拆掉了“炮弹”的引信。毕竟传教士们“无私”的传教行为，就连明末草莽英雄张献忠都懂得——“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更何况是老于权谋的满清皇帝。
他们除了以高官厚禄对传教士进行招揽，用其所长之外，还有意隔绝其与外界的联系。传教士白晋当年抵华时，康熙要求他们首先学习9个月的满语，之后必须用满语和自己交流，这是别有用心的。▲ 南怀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1660年到北京参与汤若望修订历法工作，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华法籍耶稣会士的满文素养很高，对汉语则茫然无知。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长期误认满语是中国通用语的西方，直到19世纪才惊觉自己被一个“小语种”折腾不浅。耶稣会成员搜集情报不遗余力，而与之接触的中国高层也“很狡猾”。与传教士的“不靠谱”相比，官方使领馆在搜集情报上更容易施展拳脚。使领馆在外交和情报领域兼具双重优势，这一点，18世纪初的欧洲列强已经隐约意识到了，他们于是萌生出与清帝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念头。第一个做出尝试的，是沙俄。
1720年11月29日，伊兹玛伊洛夫来到北京，他此行的头衔是沙俄帝国近卫军上尉兼访华使团领队。他曾经是彼得大帝长年安插在丹麦军队的卧底，完成情报刺探的任务后，又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北欧一带继续活动。在情报界和外交圈，伊兹玛伊洛夫堪称是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他麾下更云集了沙俄对华情报领域的各路精英：既有与耶稣会交情颇深的语言学家、工程师——瑞典人劳伦特·郎克，也有来自商务部的代表尼古拉·克里斯蒂奇。
▲ 图中描绘的人物是从蒙古草原出发前往北京的商贩，一方面经商，一方面替朝廷收集有关沙俄的情报。访华团此行任务，除了要求清政府特许在北京兴建东正教教堂以及增加在华俄商会社之外，重中之重是希望康熙皇帝能与沙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时的康熙已经67岁了，身体状况虽不复当年，但政治手腕却老而弥辣。对于沙俄窥测中国东北及在中亚与准噶尔部叛军暗通款曲之事，他并非闭目塞聪。康熙帝清楚地掌握了沙俄与准噶尔部叛军之间的密谋，将外交政策及时调整为“联俄遏准”。1720年，伊兹玛伊洛夫使团抵达北京时，正值皇十四子胤祯远征青海、驱逐准噶尔分裂势力的关键时刻。老谋深算的康熙皇帝随即自编自导了一出精彩的“群英会”。▲ 康熙皇帝。
老臣图理琛精通满、蒙、汉、俄多国文字，在康熙授意下，他通知伊兹玛伊洛夫：现有一支装备着“火炮百尊”的“大将军王远征军”，正向准噶尔部核心区域逼近，清军已在准噶尔拿下了几座大城，对方的请罪使团也已到了北京。往后中俄商团不必再绕道西伯利亚，可直接在新疆、中亚地区互市。俄国使团如果有意，可参加即将举行的受降大典。
“让我们参加受降大典，岂不是会令准噶尔部产生‘中俄联手’的误解？”伊兹玛伊洛夫第一时间识破了清政府的谋略，孰知却又一头掉进了康熙编织的第二重陷阱。伊兹玛伊洛夫将“准噶尔部已穷途末路”的错误情报传回沙俄。于是，1721年9月，彼得大帝在面对准噶尔使团提出“准俄结盟”的要求时嗤之以鼻。奄奄一息的准噶尔部，哪有资本跟沙俄结为盟友？▲ 康熙二十四年清军击败沙俄军队时使用的沙俄地形图。就这样，伊兹玛伊洛夫毫不知情地充当了康熙离间沙俄和准噶尔部关系的一枚关键棋子。这一回合，满清帝国似乎又占据了上风。当沙俄使团提出要设立教堂、增加在华俄商会社时，康熙满口答应。原因很简单——东正教堂在北京早就存在了，中俄通商也并非一日。北京、黑龙江、库伦三地在18世纪初就开放口岸与沙俄互市，清帝国强大的商品输出能力和完整的产业链，就连自诩“世界工厂”的英国都毫无还手之力，何况是物产贫瘠的沙俄。中俄互市实际上成了清帝国主导的国际贸易舞台，大批贩运茶盐的山西商人通过对俄贸易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780年乾隆皇帝离开北京城，御驾亲征准噶尔的场景。
对于这些要求，康熙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更乐成其事。中俄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将成为未来制约莫斯科在东亚野心的一种手段——日后乾隆帝一举平定准噶尔部，正是通过暂停互市，令沙俄被迫放弃了从中干涉的企图。
通常，清朝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是固步自封，只知弓马骑射，其实满人之所以能成功入关，并在东亚大陆维持长治久安的环境，与商业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早与满清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是晋商。明末，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经营贸易。他们为满清提供粮食、火药和铁器，并将京畿情报一同奉上。清兵入关后，晋商范永斗、王登库等八人被编入内务府，封为“皇商”。八大皇商在康熙时期受命打理沙俄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在他们的引领下，无数来自三晋地区的商人前赴后继涌向西北边陲，甚至将商站、茶庄一路开设到托木斯克、莫斯科。沙俄帝国的风土人情乃至军情政略，便通过这些商贾往来传递到清帝国的中枢。而后乾隆依靠晋商、理藩院织起的情报网络，摸清沙俄的底牌，又利用女沙皇被法国间谍洗脑、卷入欧洲“七年战争”的漩涡之机，一举平定困扰西北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准噶尔之乱。这些正确决策自然不是什么“天纵圣断”，背后真正的推力，是满清帝国情报网络的支持。与晋商一样，广东十三行行商，其实也同样默默地收集着西方世界的情报。“广东十三行”商贾们在多年的国际贸易中积累了大量有关欧洲各国的情报。比如由于谙熟欧洲政府背景和东印度公司贸易规则，以潘振承为首的广东行商，大胆地在收取少量预付款后便全额发货，并对退回的废茶如数赔偿。他们准确了解西方国家的需求，能瞅准时机组织货源用于出口。遗憾的是，这些情报也只对他们的生意有用。
▲ 这幅纸本水彩画收藏于雷纳美术和考古博物馆，描绘的是18世纪初广州十三行的中国商人向法国人出售茶叶、法商在监视中国销售商过秤的场景。
1832年，一艘属于十三行贸易伙伴东印度公司名下，名叫“阿美士德号”的英国“商船”从澳门出发，目的地“据说”是日本。这次航行不是为了牟利。随船装载的毛呢、羽纱、棉花、西洋布等货物，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假象。船上的三个重要人物——船长礼士、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英籍职员胡夏米、德籍传教士甲利，各有分工：船长专门测量河道和海湾、绘制航海图；甲利利用传教、治病，在商船靠岸后收买人心，而胡夏米的任务则是借机刺探情报。1832年3月底，阿美士德号到达粤闽边境的南澳岛。胡夏米在写给东印度公司关于南澳军事情况的报告中这样描述：
“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人5237名，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外形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都比我们在广州见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
▲ 南澳岛炮台。
紧接着，他们于4月2日抵达厦门，每天分若干小队，到城内及附近乡镇四处查探。6月20日至7月8日，这些人又出现在上海。他们仔细观察了吴淞口炮台，发现这座炮台虽然体量庞大，但炮弹质料极坏，且与炮口口径不合，和射击目标比起来，炮手本人更容易丧命。至于兵营的情况，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胡夏米在报告上说：“我们看到墙上挂着箭，但没有发现弓，据士兵告诉我们，弓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胡夏米甚至还参观了驻守吴淞的五百多名清军的阅兵仪式。“中国军官对待我们非常客气，容许我们查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枪一般说来也很脏，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说完这些，胡夏米得出结论：“我们只要有五十个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清朝军队。”▲ 纪录影片《大上海》：英国图书馆馆藏的《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书》。
如今回头再看与“阿美士德号”有关的这些档案，依旧令人脊背发冷。东印度公司在情报刺探上的天赋，显然让利玛窦们望尘莫及。这一点，表明了西方谍报系统的进步，而中国呢？承平日久的大清王朝，连驻守一方的军官都忘记了祖宗当年对洋人“侦探中国底蕴”的警示。东南沿海的军情武备，竟在一艘西方“商船”面前肆意敞开。国家安全岂能不危如累卵？
从迷梦中苏醒，是道光皇帝这一代了。只可惜，此时中西方的力量对比，已成反转之势。
1834年8月，英国舰队因贸易摩擦以炮火压制虎门炮台，这次武装冲突爆发前后，鸦片已成为泛滥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毒瘤。中英两国正常贸易额萎缩，鸦片走私却水涨船高。这引发了清政府的忧虑，道光派林则徐前往广东操办禁烟。之所以选择林则徐，除了道光对林本人才干的欣赏外，很大程度上缘于林则徐对西方情报的重视。1839年三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抵达广州，他第一时间召集乡绅、士子，以茶馆座谈的形式收集各类情报。通过这种深入群众的“观风试”，很快掌握了广东地区鸦片走私的情况。
当然，对英国的许多具体情报，清政府依旧存在不少盲点和误区，为此，林则徐召集大批懂得英文的广东本地才俊加入自己的幕僚，翻译收集到的各类外国侨报和杂志，甚至不惜以治疗疝气为名拜访美国医生伯驾，劳烦对方代为翻译《万国公法》。在获知英国政府同样严禁鸦片的情况后，林则徐开始合围英国商馆，勒令对方交出鸦片。而恰在此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赶到了广州。▲ 清末茶馆内的景象，19世纪时出版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
义律1834年来华，历任秘书、第三商务监督、第二商务监督，也算是个“中国通”。他本人其实反对鸦片贸易，但职责所在，要求他必须对英国商人的利益负责。在林则徐一再严令英商交出鸦片的情况下，义律宣布所有英商的损失将由英国政府承担，“禁烟”运动遂由商贸纠纷升级为外交事件。
林则徐和义律都存在严重的战略误判。林则徐虽有心搜集英国情报，却苦于渠道有限，只能浮于表面，而自身的眼界和判断力，也使他并不真正了解对手的武装力量。此前英国水手与广东当地土著械斗时胜少败多，让他认定了英国军队不善陆战，理由竟是“洋兵腿直，且身上缠布（绑腿）”。而义律也低估了清帝国禁烟的决心，以为上缴的鸦片不过是暂时查扣，日后可通过外交手段要回。直到1839年6月虎门销烟，11月中英舰队正式爆发冲突，两国政府才发现事态已没了转圜的余地。
1842年的中国，已在鸦片战争的硝烟里挣扎了两个年头，奉命对英作战的两江总督牛鉴，询问同僚：“白夷能驱大船行海，大抵需要多少头牛拉？”官居一品的封疆大吏如此“知彼”，战争的结局已然注定。
▲ 虎门销烟。
林则徐在虎门硝烟后不久便遭遇革职和流放，临行前，他将自己在广东所获得的西方情报交给好友魏源，后来成就了《海国图志》一书。可惜的是，在清帝国官僚阶层固化的思维和西方突飞猛进的变化面前，这本书并不是中国的救命稻草……图文来源：
《中华遗产》2014年04期
《天朝上国：赢了开头 输了结尾》
撰文 | 赵恺 供图 | 吴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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