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今人扮演的明末闺塾师。只见她一袭素色长衣端庄儒雅，与身后的“万世师表”牌匾相得益彰。 供图／四序国风美学 模特／羽雁明清时期，富庶繁华的江南地区涌现出一批才女，她们巡游各地，为达官贵人家中的妻妾女儿教书授课，又以售卖字画诗文补贴家用，甚至扛起养家的重担，她们就是“闺塾师”。
女子无才便是德？说说罢了
浙江山阴人王端淑的人生转折，发生在她25岁那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或许，她更愿意称作明隆武二年。在此之前，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千金小姐——父亲官至礼部侍郎，母亲姚氏是位才女，自己又嫁与文士丁圣肇为妻，并随丈夫赴衢州任职。可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甲申之变（李自成攻入明都北京，明清易代），却如泥石流般，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挟裹而去。1646年，王端淑夫妇千辛万苦逃难回乡，迎接他们的却是两大噩耗——清兵占领绍兴，父亲弃家入山，抱着“不食周黍”的决心，谷尽食绝而亡，姐姐王静淑出家为尼。为了抵制清朝统治，丈夫丁圣肇辞去官职，但也因此断了经济来源。夫妻二人只能靠亲友资助惨淡度日。困顿之中，王端淑想到一条谋生之路——以才兑财。▲ 在传统中国画中，女子读书的形象直到晚明才出现。图为明《隐居十六观》图册中的一页，画家陈洪绶描绘了一位飘逸出尘的女子，她悠然捧卷，神情专注。
王端淑自幼随兄弟一起读书，又受母亲姚氏熏陶，很早便开始文学创如今，父母多年的教养，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可兄弟们却纷纷出来刁难：女子谋生，有失体面，败坏家风！为此，王端淑作诗回应：“上衣不敝身，朝食不及夕。”小妹家早已家徒四壁、难以为继，为了生存，只能“舌耕暂生为，聊握班生笔”，以教书和写作为生。这虽是无奈的选择，可“诸兄阿弟幸无虑，当年崇嘏名最著”。以女扮男装入后蜀为官的黄崇嘏（gǔ），不也做出了一番事业、青史留名吗？这份凌云壮志，令兄弟们面红耳赤、纷纷退去。
王端淑的信心，来自天赋的才华和豪情，也来自对“市场行情”的准确判断。中国历史上，中晚明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时代——商品经济蒸蒸日上，城市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人们的思维空前活跃。这一切，带来了出版业的兴旺发达，藏书成为风尚。以家庭为依托的藏书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使得许多书香门第的女性，有机会饱览群书。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发现，一个女人的才华，是可以兑换成资源、利益甚至财富。
▲ 图为《宣文君授经图》，是明代画家陈洪绶为姑母祝寿所作。画中年迈的宣文君正讲授《周礼》。画家将他的姑母比作宣文君般博学知礼。
早在宋元时期，随着科举制的日渐成熟，母亲的作用日益显现。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是儿子最好的启蒙老师，能增加其日后科场扬名的几率。到了明清时，人们更是体会到，饱读诗书的闺秀，既可成为一名优秀的母亲，也堪当“闺中良友”，提升婚姻质量。于是女子博学，成为婚姻市场上的一种优势，更成为家族联姻时的文化资本。江南等地的名门望族，纷纷重视起女儿的教育，甚至还要聘请专门的老师来教。明传奇《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清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都有自己的家庭教师。也有的家族，会聘请塾师为包括女儿在内的一族子弟进行启蒙。可如此一来，却又带来了一个问题——男女之防。▲ 图为清《燕寝怡情》中的一幅：男子画扇，与妻妾共赏。书画文学之事，是明清文人夫妻的闺房之乐，这也成为贵族女子受教育的原因之一。清代的一本塾规类读物《训学良规》中专门谈到：“塾中有女弟子，男子有过，概不责臀。虽幼童不得与之嬉戏。如女子已十载，外师未过五十者，不宜教之。”有女孩子在，教育男孩子也不方便了，旧时塾师善用的“打屁神技”无法施展。若是男教师，还得和女学生拉开巨大的年龄差距，大到可以做祖父，以确保他不会对女学生有非分之想。
男教师教女学生束缚如此之多，女老师的优势，自然就显现出来了。于是从明末清初到清中晚期，以传道授业为生的女教师群体，应运而生了，时人称作“闺塾师”。王端淑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份职业。
你是良家妇女吗？
比起王端淑，同为闺塾师的好友黄媛介，面临的局面更加难堪。由于长年奔波在外，她甚至被怀疑并非良家妇女。按照传统标准，黄媛介的出身无可挑剔：江南嘉兴望族秀水黄氏之女，夫君是自幼定亲的文士杨世功。甲申国变前后，由于丈夫缺乏谋生技能，黄媛介不得不挑起养家重担，以闺塾师为业，并卖字画以补生计。这样的谋生缘由，本无可非议。只是黄媛介的行为，令时人有些迷惑，她把大量时间，花在“混圈子”上，甚至比教书时间还要多。而这种交游，引来了无数闲言碎语。
▲ 明清之际，常熟私家藏书风气兴盛，钱谦益又是常熟藏书流派的代表，曾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古籍，图为古籍中的绛云楼。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一座名为绛云楼的藏书楼，在江苏常熟红豆山庄落成。据说，这里的藏书堪比皇宫内府，珍藏着许多罕见的宋元珍本。而这样一座在江南都堪称翘楚的藏书楼，是文坛领袖钱谦益为爱妾柳如是所造。
柳如是，原江南名妓（明末秦淮八艳之一），美色动天下，诗才学问乃女中翘楚，更有女丈夫之气，曾以男装主动拜访结识东林党领袖、文坛盟主钱谦益。年过半百的钱谦益为之倾倒不已，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正室之礼迎娶。有学者推测，大约是在绛云楼落成的这年冬天，黄媛介因才华受到了钱氏夫妇的青睐，成为绛云楼的座上宾。两位才女相逢恨晚，不仅一起谈诗论画，还迅速成为闺中密友。▲ 图为今人模仿的明代女子雅集。明清时期的闺塾师即常常参加这样的雅集，以提升知名度，从而增加受聘的机会。供图／四序国风美学和从良名妓走得如此之近，自然惹得物议纷纷。面对质疑，黄媛介心中滋味可想而知。可她与柳如是的友情并未受到影响，两位奇女子才华相当，又是同乡，惺惺相惜乃人之常情，不过，若细品她们交往的细节，还能发现另外的一面。
在赠别柳如是的诗中，黄媛介曾坦然写道，“黄金不惜为幽人”，感谢了柳夫人的慷慨解囊。可见黄媛介陪伴柳如是，是有经济回报的。此外，钱谦益也为黄媛介的诗集一再作序，对其才华和人品推崇备至。来自东林党领袖、文坛盟主的褒奖，对于黄媛介名气的提升，帮助非常大。名气，对黄媛介至关重要。这并非她天生爱名，而是因为名气的大小，直接决定着职业前途，影响着一家生计。
在那个女子无法正常求职的时代，能否获得闺塾师的工作，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名气。名气能增加受聘的几率、薪酬，也能提升诗画创作产生的额外收益，甚至获得更多爱才之士的提携赞助。所以这些深闺中的女性必须走出去，想尽一切办法，结交名流，经营名声。黄媛介的“混圈”成绩斐然：她不仅交往大量才女名媛，就连不少才子，比如写《圆圆曲》的吴梅村、市井诗人张岱、戏曲大家李渔，都是她的蓝颜知己。
▲ 影视剧中的家塾。
不过，若说到“混圈”和闺塾师的直接关系，王端淑更加典型。1656年，王端淑离开家乡后，最初的“求职路”并不顺利。半年后，她在萧山遇到了吴夫人，一切才有了转机。吴夫人是太平县丞卞琳的妻子，工书善画、喜好诗词，更兼爱才惜才，在她身边聚集起了众多才媛，一起结社雅集、品诗作画。王端淑与吴夫人结识后，成为吴家的座上宾，并由此结识了黄媛介、王玉隐等众多才女。在才女们的结社唱和中，王端淑才惊四座，名气随之暴涨。随之而来的，是达官贵人、文士名流争相聘请，甚至连顺治皇帝都邀请王端淑为后妃公主授课。只是王家向来忠于故明，面对当朝天子的邀请，王端淑委婉地拒绝了。交游和名气，对于闺塾师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但四处交游、抛头露面的生活，却与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理想完全背离，这正是黄媛介“良家”身份饱受质疑的根源。王端淑虽然相对幸运，也须得小心维护自己的名声。名声，对于一名闺塾师同样重要。从事这个职业的另一个前提，即是良家身份。因为其所面向的主要客户群体，是达官贵人、名门望族家中的闺中女儿。为了维护名声，黄媛介选择为自己说话：“予产自清门，归于秦士。”“虽衣食取资于翰墨，而声影未出于衡门。”除了自辩，欣赏她们的文人，也会为其发声。有意思的是，为了证明闺塾师从业的正当性，文人们往往要强调她们有多么的穷困潦倒、家徒四壁，是“被迫营业”的。▲ 图为清《曹大家授书图》局部。曹大家即汉代才女班昭，只见她案前执笔，正在教孩子们写字。明清时期，班昭是闺塾师群体的偶像。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老师是份稳定工作？
清道光壬午年（1822年），上海观察署龚家。国子监生段骧前来看望妹妹段驯和她的女儿龚自璋。自璋拿出新近的诗稿，请舅舅指点一二。段骧一看，“其言有章，佳丽可诵”，竟比往日进益了不少，便问何故。原来，龚自璋最近拜了一个名叫归懋仪的女教师，所习诗作正出自她的指导。段骧感到不解，父亲段玉裁是知名学者，妹妹段驯自己就是个才女，她的儿子龚自珍也是当世奇才，这样一家人，还需要到外面去聘女教师？“夫人，才媛也。”面对哥哥的质疑，段驯像小“粉丝”一样，对归懋仪的才华、品德极力赞美。好奇的段骧找来归懋仪的诗作，一读之下，竟完全被折服。此后，段骧也成了归懋仪的一枚“迷弟”，主动结交，还为她的诗集作序。让段家和龚家人都佩服的归懋仪，也出自名门望族——常熟虞山归氏，她的夫家则是另一个书香门第——上海李氏。不过，丈夫李学璜虽有诗才，但科场失意，终生仅有秀才功名。自从公公李心耕卸任岳阳知府后，全家失去经济来源。颇有才情的归懋仪，承担起了养家重担，又走上了许许多多前辈的老路——做一名闺塾师。▲ 两个扇面作品，分别出自明末两位闺塾师之手。
自从明末清初登场亮相后，到了18世纪前后，闺塾师逐渐成为常见职业。归懋仪才名远播，交游广泛，门下很快聚集起众多弟子。女塾师如何授课？她们自己和别人都很少谈到这一点。而我们从归懋仪和其他女教师留下的只言片语中，却可略窥其风采。归懋仪有一首《女生徒以扇头蟋蟀索题为题二绝》，讲到好学的女学生主动索题，老师欣然作诗：“秋阴蟋蟀斗新凉，花下安排小战场。只有欢愉无警备，风流较胜半闲堂。闲调蟋蟀坐芳丛，单薄罗衣怯晚风。莫向个中争胜负，卿卿都是可怜虫。”
诗中所说的半闲堂，是南宋奸臣贾似道的别墅，据说他当权之时，常在半闲堂和妓女们玩蟋蟀取乐。归懋仪用此典，是要警示学生不要沉迷于游戏之乐，可谓寓道德的引导于诗作的教习之中。
有时，学生也会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质疑。在清代女性诗词集《名媛诗话》中，女学生张倩与她的女老师焦右文讨论诗作中的性别问题。老师的观点是：“男子诗中用女儿字最雅，至女子诗用男儿字，便不成话矣。”言下之意，闺秀诗要雅致，若用男性化的字词，便会破坏诗的韵致。张倩却不以为然：“夫子不闻花蕊夫人之‘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乎？”结果，“师喟然称许”，为学生独立的见解而赞叹。
从这留下的零星记录中，后人可管窥闺塾师教学的部分特点：授课内容十分重视诗词教育，讲学方式灵活，不乏师徒唱和、切磋讨论这样的自由教学环节。此外，女师受到了和男师一样的尊敬。在上海龚家中，归懋仪是学生的“师”，是学生之母口中的“夫人”。张倩称焦右文为“夫子”。此外，也有尊称女教师为“先生”之类的。
不过，女教师虽然受到雇主一家的尊重，甚至可能与他们结下终生的友谊，但任教这项工作却极其不稳定。雇主中有大半是官员，一旦他们升迁或者任职地点调动，授课活动就可能中断。或者因雇主搬家、女儿出阁，甚至雇主一时的喜好、心情和需求，都可能导致闺塾师“失业”。
▲ 图为清《十三女弟子楼湖请业图》（局部），绘制的是女子诗会雅集的场景。今天的教师即使不是个铁饭碗，也是份相对稳定、体面的职业，可那时的女教师，即使名气大如黄媛介、归懋仪，也常常面临“下岗”问题，终生难以摆脱贫困的阴影。
为维持收入，女教师们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流动性遂成为闺塾师的又一大职业特征。上海龚家的时光，仅是归懋仪闺塾师生涯中的短暂一幕。她很快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归懋仪的足迹遍及南京、上海、杭州、嘉兴等许多地方。在浪漫的文人眼中，她的生活是这样的：“扁舟缟袂，出没烟霭间，倚桨吟诗，有绝尘之致。”可在她自己笔下，水上的旅途却充满着危险：“绝险风波是此行，果然身世一毛轻。舻枝划破湖心月，梦断犹惊戛玉声。”古代社会交通不便，服务业也不发达。对于孤身上路的女性来说，危险系数相当高。更何况许多闺塾师出自江南，行旅多走水路，这使得旅途多有不测风云。黄媛介在最后一次赴京为师的旅途中，随行的儿子不幸溺亡，第二年，女儿又因不适应京城生活而夭折。这位伤心欲绝的母亲，愤懑南归，不久之后便在归途中凄凉逝去。天涯羁旅，朝不保夕。在这孤独而漂泊的身影背后，整个杏坛和文坛的格局，被悄然搅动。▲ 图为清《双女撑舟》。明清时期，闺塾师多出自江南一带，女教师往往走水路往各处就馆。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了理想「被迫营业」
道光十七年（1837年），30岁的钱塘姑娘沈善宝离杭入京。她，未婚，却野心勃勃，一心只想搞事业。和归懋仪早年平顺的生活不同，沈善宝虽出自江南望族，却在26岁前，就经历了父母亡故，弟妹早逝。在不幸的人生开局中，她没有顾影自怜，而是靠着售卖诗画养家糊口、资助兄弟读书，甚至凭一己之力，安葬了8位亲人。和许多才女前辈一样，沈善宝在以文学谋生的过程中，广泛交游，在江南诗坛声名渐起。在29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后，她确定了自己的下一个征程——北京。▲ 江南才女沈善宝曾编撰《名媛诗话》，书中收录多位曾做过闺塾师的女诗人作品。图为《名媛诗话》书影。
凭借着惊人的才华和社交能力，沈善宝在帝都很快打开局面。她广泛结交京圈才媛，甚至连出身满洲镶蓝旗的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也成为其闺中密友。同时，她还保持着与江南诗友的往来，沟通了“江南圈”和“京圈”两大文化重地。在搞事业之余，她的终身大事也顺带解决了：在热心女前辈的介绍下，嫁与进士出身的安徽人武凌云为继室。与武凌云结为夫妇后，困扰沈善宝多年的经济问题，彻底得到解决。她终于可以不再以文学为谋生手段。沉下心来后，她做了两件事：一是搜集闺秀诗友之作，编纂《名媛诗话》；一是招收女弟子。与许许多多杰出的前辈一样，沈善宝依旧行走在创作、交游、教书、出版这条路上，但又与她们不一样——她广泛招收女弟子，是在经济条件好转之后。据考，慕名做沈善宝女弟子的有百余人。有人虽未拜入门下，只要上门求教，沈善宝也不吝指导。闺塾师事业，不仅是一种养家谋生的手段，也可以成为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了。与之相伴的，是这类职业女性的地位不断提升。大约在清朝建立后不久，一种以汉代才女班昭为主角的雕版画像，开始流行。画中的班昭年轻美丽，手持书卷，完全是一副才女形象。
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女性大儒，与明清闺塾师的形象重叠了。而这个挑战儒家传统的女性职业，也因为对儒家道德和诗词文学的传播，在现实社会中日益赢得尊敬。
图文来源：《中华遗产》202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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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撰文： 张哲 编辑： 方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