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自从给老家安装了摄像头，我后悔了

“   

       这种真实的陪伴，是多少个摄像头都无法替代的。

”

文 | 姚华松

随着各种网络覆盖城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农村老家安装摄像头，主要目的是可以实时观察与监控留守老人的身体状况，万一发现不对劲的，我们可以及时应对。不像从前，子女们对老人的状况知晓得并不多，因为不少老人的心态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子女担心。

这不，国庆假期返穗后，我第一时间购买了两个摄像头，寄回家里，联系上门安装。安装完毕，我高兴极了，甚至有点兴奋，我可以随时随地看到老家的情况：爸妈在干什么，午餐有几个菜，晚餐我爸有没有喝一点酒，鸡有没有进堂屋里拉屎，鸟有没有偷吃谷子，野猫有没有进我家的鸡窝，我都尽收眼底。

每当爸妈经过的时候，我就会找个相对安静地地儿隔着摄像头和他们聊上几句，我真实感受到了高科技产品对于满足我乡愁的重要作用，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让在广东广州的我和在湖北黄冈的爸妈实现了无缝连接，极大便利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但没过几天，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摄像头一定程度干扰了爸妈的正常生活。从前，我妈早上起床后都会在院子里梳半小时的头，穿着也相对随意；现在，妈妈不太会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院子里，衣着也相对正式一些。

上述不经意的改变，背后反映了摄像头的初始功能——监视，摄像头成为一种技术控制手段与工具，监控了我爸妈的任何行为，他们的日常都被记录在摄像头里，他们的举手投足与喜怒哀乐，都在我和弟弟的眼皮底下。他们不得不改变他们习惯了一辈子的行为习惯，适当修正他们熟悉了一辈子的生活方式。有了摄像头后，爸妈反而变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自在了。让年逾古稀的人活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自在，显然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技术对老年人的异化，对老年人的行为的建构与形塑过程。

摄像头让妈经常失望，因为她“想象”的希望几近破灭。自从安装了摄像头，我妈出现在院子里就会习惯性抬头张望摄像头，甚至在摄像头下逗留很长一段时间，她看看，然后走走，再看看，再走走，我妈一天中会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她大概会想：“此刻，我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二儿媳、三个孙子和孙女在看我吗？你们会突然和我说话吗？你们如果说话了，我不在，那多不好啊。所以我得候着你们，直到你们和我说话。”

其结果是，我妈一直等，一直候，我们一直没发声，一直没与她互动，因为我们都各忙各的事。换言之，摄像头给了她一种假想与期盼——她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却无法兑现她的假想与期盼。长久的无望期盼，无疑会增加妈妈的失落感与剥夺感。

事实是我们想要摄像头，而不是父母想要。试问，作为子女的我们，真实地陪伴了他们多少呢？我们没空，我们忙事业，于是我们选择了安装摄像头，但这是权宜之计，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做不到陪伴父母和照顾家里。表面上，安装摄像头是一种行孝之举，但却真实地折射出长久以来我们没有办法行孝、没有办法侍奉父母的事实。

也就是说，摄像头很大程度满足了我们标榜与维系作为“孝子”的身份需求，却反证了长久以来我们难以尽孝的事实。

甚至还可能存在一种观点：“我已经安装了摄像头，对家里的情况一目了然了，我用不着那么频繁地回家了。”

很显然，这种观点龌龊且危险。

在我们与年迈父母的关系里，钱（寄钱回家）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实打实和面对面地高质量陪伴，给她们更多精神慰藉，消除她们的孤独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一年中真正陪伴了他们多少天呢？和妈妈饭后牵手散步了多少次呢？和爸爸酒后漆足长谈了多少回呢？恐怕少之又少。这种真实的陪伴，是多少个摄像头都无法替代的。（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编辑｜沈彬

排版｜甘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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