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48：第十五章 翰林学士
第十五章 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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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满天下的作家，现在成了朝廷高官、天子近臣，可以想象会在士林引起多么巨大的反响。书生们争相模仿苏轼的风格作文，以至后来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是说熟读苏轼文章，自然不愁做官，否则就只有落第吃菜叶了。
他的几个学生已经成为声名远播的学者，这时候也纷纷来到京城做官，其中秦观的职位来自苏轼的推荐。自元丰元年（1078）结识秦观，苏轼就鼓励秦观参加科考，可是秦少游两次应考均名落孙山。在黄州时苏轼几次给秦观写信，劝他不要灰心。他已经成为一个农夫，仍然要求别人留意功名。苏轼从不放过任何奖掖后进的机会，在金陵拜见王安石时，向王安石极力推荐秦观的才学，王安石称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两大文坛前辈的赞赏和期许，让秦观下决心再度赴京应试，终于在元丰八年进士及第。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推荐秦观任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
巧合的是，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在这期间担任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等职。这些职位很低，充其量是九品官，大概相当于皇家出版社的编辑一类，但这种岗位非饱学之士不能承当，因此仕途往往看好。唐代刘晏自幼天资聪颖，七岁就被唐玄宗授为秘书省正字，后来官至宰相。他的事迹进入了《三字经》：“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
那些供职馆阁的学者官，无权无钱，但是受人尊敬，一般尊称为“学士”。这几人同出苏门，一时间“四学士”声名大噪。自嘉佑年间欧阳修、王安石等同在京师以后，如今东京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文学中心。
现在苏东坡就像一个明星，连他自己设计的帽子款式都被称为“子瞻帽”，引得人们效仿。服饰是文化的重要元素，服饰的风格走向，最能反映某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四十年前，工农商学无不崇尚军帽，那一顶极其普通的的确良帽子，不要说由此发生无数盗窃案，甚至引发过骇人听闻的命案，这自然是源于社会上对军官身份的艳羡。苏轼的帽子，是一种高筒短檐帽，配以宽衣博带，大袖飘飘，果然风度翩翩。超凡脱俗。对这种时尚，有人作对联说：伏其几而袭其裳，岂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
苏轼陪同哲宗看戏，一群优伶争相自夸文章高明。一个优人说：“我的文章，汝辈不可及也。”
众优说，何也？
那个优伶说：“你不见我头上戴着子瞻帽吗？”
哲宗看了笑出声来，忍不住频繁转头看苏轼头上，可惜这时候他戴的是官帽。
翰林学士这种岗位，属于典型的不定时工作制，忙的时候白天黑夜连轴转，闲的时候整日没事。他有时候在学士院闲坐发呆，任凭大脑信马由缰，一次显然是心驰神往黄州风物，忽命左右取纸笔，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1]”两句，大字、小楷、行书、草书，凡七八纸，掷笔叹息：“好！好！”，将字付与手下书吏，任由一帮人抢夺收藏。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因为它准确地道出了艺术创作的情境生发问题。汤显祖的《牡丹亭》，写到侍女春香追忆杜丽娘，结果作者自己躲到柴房痛哭失声。陈忠实写《白鹿原》，鹿三在黑暗中怒杀儿媳小娥，忍不住潸然泪下。艺术创作首先要感动自己，才会感动别人。书法以文字为创作内容，赵朴初写《心经》，弘一法师录《金刚经》，顺理成章。如果大家都一本一本地抄《心经》，流水线作业，总觉得这时候文字只是符号，不再有任何生命气息。
[1] 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苏轼给人作书，喜欢抄录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诗文。他从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兴之所至，写完随手送人，但若是旁人索要，他经常予以拒绝。大概是他懒得背负笔债，绝不是自负盛名端架子——带着完成作业的心态，那种创作不但失去了应有的乐趣，反倒成为负担。他还喜欢酒后作书，曾经说：“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指出也”。这是宋人尚意书风与东坡个性的绝佳注脚，酒后微醺，信笔为之，少了左顾右盼的羁绊，往往有意外之喜。可惜的是，翻遍现存的苏轼墨迹与刻本，这类风格的作品并不多见，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种心手相应的天成之作，在艺术家的一生，也是极为少见的。
苏轼 李白诗仙卷
此书正是不计工拙，心手相应的杰作
殿前都指挥使姚麟，虽然是个武人，但却是个有眼光的收藏家。他非常喜欢苏字，但苦于无缘与苏轼结交。他的朋友韩宗儒，是韩维的侄子，经常与苏轼往来。姚麟于是找韩宗儒说：“你如果给我找一纸苏子瞻的墨迹，我就送给你十几斤羊肉。”
韩宗儒性饕餮，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吃货，于是满口应承。他的办法是给苏轼写信，苏轼肯定有回函，于是隔三差五就有羊肉吃了。这事后来被黄庭坚知道了，他跟苏轼开玩笑说：
“从前王羲之喜欢鹅，经常手书小楷《黄庭经》，拿来同道士换一群白鹅，人称‘换鹅书’。现在韩宗儒用学士的字跟姚麟换羊肉，可称为‘二丈书为换羊书’了。”
苏轼大笑。一天在学士院，公务繁忙，韩宗儒又有信来，苏轼无暇回函。韩宗儒等得心焦，又写了好几封信，遣人在门外催促回信。苏轼又好气又好笑，告诉仆人说：“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同上
北宋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周边的西夏、辽、高丽都在学习汉文化。苏轼兄弟的诗文甚至在辽国享有盛誉。元祐四年，苏辙出使辽国祝贺辽主生辰。辽人每每问子由，大苏学士安否？
朝廷派往辽国的使节张舜民曾经读到辽人在驿馆的墙壁上题写的苏诗，甚至在当地发现了苏轼的诗集，名为《大苏小集》，里面收录了苏轼的几十首诗，按照今天的说法，属于盗版无疑。不过这书名起的真是高明，今日学者动辄出全集、选集，再不见“小集”。张舜民兴致勃勃地买回一本，在后面题道：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
宋与辽多年和平，经常互派使臣。恰逢辽使来到京城，朝廷命苏轼全程接待陪同。派翰林学士这种工作，再合适不过，因为这种礼节性的走访，完全是文化交流。在宴席上，辽使端杯向苏轼敬酒：“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1]。”这是苏轼的诗句，吟其诗敬其人，恭敬到无以复加。
苏轼大惊，他想不到辽使如此精通汉学，后来回忆说：“虏亦喜吾诗，可怪也。”
辽使显然是个诗文行家，他立即给苏轼出了一个难题：“在我大辽，旧有一对，无人能对出下联。三光日月星，请学士赐教”。
苏轼应声答道：“我能对而君不能对，这代表不了大国体面，权当游戏罢了。四诗风雅颂，应是天生妙对。”《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雅又有大雅、小雅，因此亦称“四诗”。
辽使大为钦服，苏轼继续说：“还有一对，四德元亨利”。
元亨利贞被认为是《易经》中的乾卦“四德”，辽使方要反驳，苏轼继续说：“我们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也应知道，最后那个字是仁宗皇帝庙讳。”宋仁宗名赵祯，臣下要避讳，省去此字，极具巧思。
[1] 苏轼《闻乔太傅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
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兄弟相称，就是说宋是老大，辽是小弟，兄长每年“赏赐”小弟一些银子。这个世界不只是用长矛说话，更多的时候需要文官耍嘴皮子。北宋中期，正是英才荟萃的年代，这种人物一抓一大把，他们在一起经常戏谑，留下了独特的士林风景。
苏轼跟中书舍人刘颁吹嘘，说自己和弟弟苏辙年少时生活简朴，在准备科考的时期，每天也只吃三白饭，味道极美，几乎不相信世间再有山珍海味。
刘颁很奇怪，问什么是三白。
苏轼说，一撮盐、一盘白萝卜、一碗饭，是为三白。
过了几天，刘颁差人送来请柬，请他吃皛饭。苏轼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特色佳肴，欣然前往。却见桌上只摆了一撮盐、一盘白萝卜、两碗白米饭，才知道自己上当了。没办法，吃吧。临别时，苏轼说：“明日请你吃毳饭，请赏光。”刘颁明知其中必定有诈，可是仍然耐不住好奇心，意欲一探究竟。到了苏轼府邸，请上座，上好茶，两人谈天说地，极是投机。不知不觉已过晌午，可苏轼仍然不张罗开饭，只好开口请求品尝“毳饭”，苏轼回曰少待。如是者三，直待刘颁饥肠辘辘，才彬彬有礼地将其引至餐厅，却见餐桌空空如也。苏轼说：“菜也毛（没有），饭也毛，盐也毛，是为三毳，不必客气，请，请！”
他有时候玩笑开的有点过。给事中顾临字子敦，一如其名，是个敦实的胖子，外号顾屠。一次顾子敦凭几假寐，苏轼在案上写四个大字：顾屠肉案。又抓出一把铜钱掷于案上，顾子敦惊觉，苏轼说：“且快片批四两来”，同行皆大笑。
元祐二年，朝廷任顾子敦为河北都转运使，苏轼作诗送行：
我友顾子敦，躯胆两俊伟。
便便十围腹，不但贮书史。
容君数百人，一笑万事已。
十年卧江海，了不见愠喜。
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
......
——《送顾子敦奉使河朔》
诗中便便十围腹、容君数百人、磨刀向猪羊等句，似都有讥诮老友肥胖之意，顾临读后不太高兴。待临行日，众多好友送至长亭古道，苏轼又写了一首诗：
君为江南英，面作河朔伟。
人间一好汉，谁似张长史。
上书苦留君，言拙辄报已。
置之勿复道，出处俱可喜。
......
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
——诸公饯子敦轼以病不往复次前韵
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我是跟你开玩笑呢，别介意。其实朝廷在任命下达前，苏轼会同李常、孙觉等人曾经上言，说他“资性方正，学有根本，慷慨中立，无所回挠，宜留置左右”，希望将顾子敦留在朝廷，最终没能成行。
也许苏轼的性格真的不适合官场，官场中的人们习惯于勤勉、谨慎、低调，就像刚进贾府的林黛玉一样，处处加小心，生怕说走了嘴得罪人。苏轼没那么多心机，也拒绝活的那么累，这使他的品格具有了很多现代气息。这是苏轼留给后人的最大财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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