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46：第十五章 翰林学士

第十五章  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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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到达京城。自从熙宁四年出京，已经过去了14年，恍如隔世。朝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他开始官运亨通。

礼部郎中，是主管祭祀、礼仪、贡举等事务的官员，从六品，职位不高。仅仅十天以后，改迁起居舍人。与礼部郎中一样，这是一个从六品官，但地位却是大大不同。身在朝廷，壁垒森严，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未必获得皇帝召见。即使是皇帝想了解下情，想找一些生面孔聊聊，那也不是随便找谁都行，否则执政大臣会说皇上擅听擅见。起居舍人却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与起居郎一同负责编修皇帝起居注，皇帝日常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将来撰修国史的基本资料。

唐代宰相褚遂良就曾任起居郎。他有随时记录皇帝言行的职责，皇帝却没有过问起居注的权力。也就是说，皇帝的起居注，对皇帝都是保密的绝密档案。有一次唐太宗忍不住问褚遂良都记了些啥，褚遂良说，自古没有听说过君王可以随便看起居注的。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褚遂良不让步，回答说，臣载笔天下，不敢不记。这时，黄门侍郎刘洎插话说：“即使褚大人不记，天下亦皆记之。”这无疑是告诉皇帝，起居注可以篡改，可历史是篡改不了的。自负千古圣君的唐太宗后来仍然厚着脸皮过问起居注，给后世君王留下了效仿的借口。所以说破坏一项制度极其容易，可是再想重建，可就难上加难了。

苏轼连续上了两道表章，推辞这一职务，没有获得批准，只好上任。实际上这一职务早就该是他的，早在治平二年（1065），宋英宗就提议苏轼同修起居注，宰相韩琦认为年轻干部需要历练，遂作罢。如今将近二十年后，干这点活，自然是众望所归。

三个月后，苏轼升任中书舍人。这是一个四品官，主要负责起草皇帝诏命，凡是任免百官、发布政令等事务，都由中书舍人负责起草，称为“外制”。如发现决议有失当处，可以提请皇帝重新考虑，这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朝廷选人用人、大政方针的议定等核心事务。中书舍人一般兼任知制诰，按照规定，知制诰需要考试通过后才能任命。苏轼得以免试，宋代开国以来，只有杨亿、欧阳修等三人免试任知制诰。即便是苏轼这种豁达之人，面对这种连升四级，也不敢不反复辞免，不管是否诚心，姿态是必须要做的。当然喽，请辞肯定一再不允，恩宠再三加身，为的就是换取臣下反复的叩谢天恩。

苏轼迅速达到荣耀的顶峰，元祐元年九月，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居三品。翰林学士被称为“内制”，任命宰执重臣、册封皇后、册立太子、外交国书等事务，都由翰林学士负责起草，同时还要帮助皇帝批阅各地官员奏章。这是皇帝的大秘，也是皇帝的顾问，向来被称为“内相”，如果再升官，就会成为参知政事，离宰辅只有一步之遥。宋代宰相如晏殊、欧阳修、吕惠卿、章惇、司马光等人，都有翰林学士的任职经历。

今天看苏轼的墨迹碑刻，对他那一长串职衔颇为糊涂。比如，翰林学士承旨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轻车都尉武功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这里面有的是他的职务，有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官衔，有的更属于纯粹的荣誉。

身在朝堂，看一个人，首先看的就是头衔，这与在乡野不同。若干年后，有一个官员叫刘弇，在一禅寺中遇一游客，相互问姓名。刘弇说：“庐陵刘弇”，以为名声够响，不需要多余介绍。游客说：“罪臣苏轼”。原来是苏轼贬谪岭南，路过此地。刘弇大惊，慌忙致敬，两人攀谈良久而去。

刘备去拜见诸葛亮，请童子通禀：“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拜见孔明先生。”童子不干了：阿弥陀佛，这么老长，我记不住。言下之意是你别跟我端架子，你头衔再多在我这也没用，来将通名。

但是朝堂一定要体现等级。按照宋代官制，官分九品，每一品又分正、从，共十八级。官员服饰亦有区别，七品以下穿绿袍，五六品官员穿红袍，四品以上穿紫袍。鱼袋是文官的重要饰物。据《宋史》记载，从前学士并不佩鱼袋，蒲宗孟任翰林学士时，宋神宗说：“学士职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仪未宠”。于是诏令学士佩鱼，从此成为制度，服紫袍者佩金鱼袋，服红袍者佩银鱼袋。此后鱼袋逐渐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并因此得到极度尊崇，遍布朝堂，以至后来赏赐过滥，反而没人当回事了。

所有这一切，除了维护朝廷秩序以外，也都是做给天下读书人看的，就是让他们全都留意功名，谁都不要胡思乱想，专心读圣贤之书，当个大官，博个封妻荫子，然后锦衣昼行，荣耀乡里。试想那紫袍金带，人前显胜，哪个绿袍不羡慕，哪个士人不眼红？遂使后代知识分子，专心研究仕途经济学问，偶尔出个贾宝玉这样的人，连薛宝钗都要劝诫一番。

中国的官本位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万般为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当官才会有权才会发财才会荣耀，这种思维流毒千年。如今“官化”思维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连写字画画这种微末道行，都为了争夺主席、顾问、理事而互相攻讦，斯文扫地，以至于山寨、野鸡协会遍地，“官帽”满天飞。曾经是士人调节身心的雅事余事，如今反倒搞得俗不可耐，到处现眼。

苏轼，祭黄几道文

苏轼的楷书代表作之一

从绿袍到紫袍金带，连升六级，这个跨度实在太大。

有一次，皇太后问他：“学士前年任何职？”

苏轼答：“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

“翰林学士。”

“为何升官如此之快？”

“皆因太皇太后恩典。”

太皇太后说：“不关老身事。”

苏轼说：“皆因皇帝陛下恩典。”

“亦不关皇帝事。”

苏轼有点害怕：“臣虽轻狂无状，亦不敢以他途求进。”

太皇太后说：“早就想说给你听，这是神宗皇帝的遗命。神宗皇帝在位时，有时候边吃饭边读书，每每读得专注，停箸不食。左右纷纷说，这一定是在读苏子瞻的文章。神宗皇帝读你的诗文，经常夸赞‘奇才，奇才！’可惜还没来得及用你，他就仙去了。”

苏轼忍不住哭出声来，太皇太后与哲宗俱都落泪。

太皇太后令人给苏轼看座奉茶，继续嘱咐说：“学士要尽心辅佐皇帝，以报先帝大恩。”

苏轼躬身下拜，叩谢天恩。太皇太后将御座前一对金莲烛赐给他，令人送到学士院中。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文人要的是赏识。知识分子让人感觉不好管，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被赏识的感觉。武人要的是信任，路边撸个串子喝个啤酒，就成了弟兄——这领导行，看得起咱，咱得给兜着，真有急活咱不能掉链子。所以跟武人就得在一起摸爬滚打，否则队伍也不好带。如今社会生产远超古代，文武界限亦不再分明，可是用人的艺术，仍然没有超出这四个字。

不久，苏轼又被任命为经筵侍读，这是为皇帝专门安排的御前讲习，由饱学之士为皇帝讲解圣人经义、历史典籍、兴衰成毁的经验教训。同任侍读的还有吕公著、范纯仁、范祖禹等人。宋哲宗刚刚十岁，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老师。一次苏轼对哲宗说：“臣小时候，被父兄督促学习，开始的时候感到学得很苦，渐渐体会到其中的趣味，时间久了，则体会到其中的快乐。有了学习的快乐，则学问日有进境。正如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番经验之谈，哪里是臣子奏对皇帝，分明是慈父诱导小儿。今天所有名师的风范，全部体现在善于培养孩子“好之乐之”上面。

苏轼雄心勃勃，他要自汉至唐，选择君臣大节政事之要编纂成书，以备进读。自己从小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现在他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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