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控制论系统时代的文化作品 | Bill Nichols
「译者按」
本文发表于1988年，作者是美国电影理论家Bill Nichols。文章最初吸引我的点，在于它对信息产业催生的新文化作品形式的论述，恰好填补了我思维中的某块空缺。读罢之后，我发现其中的诸多段落，在如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尤其是关于基因工程、信息产业和电子游戏的相关法律权利的部分。
于是我索性边读边翻译，配图后分享出来。水平所限，文中出现的各学科相关术语和表述，我不确定都采用了正确译法。如有错漏，敬请指出，在此提前感谢。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20000字。
控制论系统时代的文化作品
The Work of Culture
in the Age of
Cybernetic Systems
作者：Bill Nichols
计算机不仅是一种物体，还是一种符号和隐喻。它暗示着一种新方法，用以思考我们自身和周遭环境，并且用新的方式构建了人类和生活在类人世界中的意义。控制论系统（cybernetic system）包括一整套展现出计算能力的机器和设备，其中包含了一种动态的、有限的智能。电话网络、通信卫星、雷达系统、可编程光盘、机器人、生物基因工程细胞、火箭制导系统、可视图文网络——这一切所都表现出处理信息与执行动作的能力。它们都是“控制论的（cybernetic）”自我调节（self‐regulating）的机制或系统，被预定义（predefined）及其任务所限定。正如摄影机已成为整个摄影和电影过程的象征一样，计算机已成为整个网络、系统和设备的象征——它们是控制论或“自动化但智能（automated but intelligent）”性能的典型案例。
macintosh电脑，1984年
本文章涉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先前的研究领域，这体现在他最著名的文章，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之中。确切的讲，我的意图在于推进本雅明的研究，并且考察正在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以计算机为象征的控制论系统，如何表现为关于自我与现实的概念和关系？这种程度的转变曾经发生在机械复制和摄影机的象征之中。其中包含的深层矛盾心理构成了我们的想象，而这必然会使我的论述同样充满矛盾。
面对这种情况，我不会考察本雅明时代的旧情况，而是会转向那些新生的人工智能系统（syste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矛盾心理也贯穿着本雅明的全文，在好的情况下它是辩证的，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自相矛盾。乐观地讲，我们用来测试与衡量自己身份界限的那些系统，需要直面质疑与启示的双重阐释。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悲观的一面，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对控制的追求，以潜藏的集体主义倾向。[1] 控制对集体的支配可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对法律的分析之中。
总之，我想做的是回顾本雅明文章中的几个要点，通过对比控制论系统与机械复制的特点，建立一个理解控制论系统的核心隐喻，然后考察该隐喻如何获得了实际的力量——不同的机构如何使自身实践合法化，并重新校准其基本逻辑：它们如何按照隐喻调整自己的形象？我尤其想问的是，控制论设想如何在法律等领域获得制度合法性？
与其他案例一样，其中包含着一种张力，它存在于控制论设想的解放潜力与保持既有社会关系形式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我认为文化极其重要，因此我将专注于文化作品（它的过程、操作和程序）。我还将文本和实践、艺术和行动囊括其中，因为它们具体体现了既有关系与主要生产方式的存在前提，以及被其维持的各种生产关系。语言、话语和消息（message）是核心，风格和修辞是基础。围绕每一个“事实”和每一个“数据”、围绕所有的现实和证据、围绕所有的“在那里”，一种有说服力的、饱含感情的话语组织正逐渐形成。表意组织被安排在话语构型和制度领域之中，冲突和符号化正是由此产生。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
机械复制与电影文化
本雅明提出了互相对应的三种转变：经济生产方式、艺术本质和感知方式。工业社会的基础是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技术创新使其延伸到艺术领域，导致从传统的仪式（或“崇拜”）价值中分离出一种新的、独特的市场（或“展览”）价值。这种转变也剥夺了艺术的“灵韵（aura）”。本雅明用“灵韵”来表示艺术的本真性，它依附于传统领域：
事物的本真性是这样一种本质：它在最初就具有可传递性，贯穿其实质持续时间以及它对其所经历史的见证。[2]
我们无法不去关注对象所具有的灵韵。无论是艺术品还是自然景观，我们都在一处且只能在此处面对它。我们在那个地方，对那个对象，在对其独特性的凝视中行使仪式，并发现了它的使用价值。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无生命的还是人类的，拥有灵韵的对象都让我们着迷，就好像它具有“回归原初的力量”。[3]
根据本雅明的定义，机械复制无法复现本真性。这一特点对艺术作品产生了关键影响。“机械复制将艺术作品从对仪式的寄生依赖中解放出来。”（224页）仪式中的旧基础让位于政治艺术的新基础。在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政治之中，法西斯主义显示了无处不在的危险，对本雅明来说尤其如此。彻底解放的可能性被围绕机械复制手段建立的经济体系所制约，这在电影中尤其明显：“幻觉产生的奇观和怀疑”（23页）使我们偏离了摄影机本来导向的“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本该揭示那些被我们的眼睛忽略的交互形式：
我们对伸手去拿打火机或勺子的动作习以为常，然而却几乎不知道手和金属之间发生了什么，更别提这如何被我们的情绪波动所影响了。而在电影中，摄影机以多种动作进行干预：拉低与抬升、阐释与孤立、延展与加速、放大与缩小。（237页）
没有灵韵的对象是神秘感的替代物。本雅明在一段有先见之明的精彩段落中，阐述了当民主国家遇到法西斯主义危机时，政治实践如何促成演员角色的异变。机械复制让演员和政治家拥有无限的观众，而非只局限在舞台或者议会。“虽然两者的目的可能不同，但这种变化同样影响着演员和统治者。......这导致了面对（机械复制的）设备的新选拔机制，明星和独裁者在此高歌凯旋”（247页).
以神秘代替灵韵正是本雅明提出的第三种转变：即感知方式的变化。电影或摄影能否被称为一门艺术的问题是次要的。首要问题是艺术本身是否在形式和功能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艺术本质的根本变化意味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感官的感知方式随着人类的整体存在方式而变化”（222页）。
机械复制能拷贝可见的物体，如绘画、山脉，甚至是人类。而在此之前，这些物体一直被认为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机械复制将工业革命的剧变推向高潮，无处不在的复制品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产物的外在表现。如果要观察和认识机械复制产生的变化的性质与程度，就必须考察这些复制品。
卢浮宫的游客观看《米洛斯的维纳斯》
什么电影元素能最有力地证明机器时代的新型感知？那就是“通过地点和焦点的变化周期性地冲击观众”。对于本雅明来说，该元素最能实现达达主义的愿景。电影通过蒙太奇或剪辑来实现这种效果。按照特定的顺序，蒙太奇将事物从原位扯走，并以持续变换的组合方式将其重新组装。再无可能只通过单幅画面引发沉思。蒙太奇使拼贴的潜力倍增，它把两种现实在同一个平面上结合，但显然无法使它们适应无限现实的并置。正如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所宣称的“越界并不否定封锁，它超越并补完了后者。”本着这种精神，蒙太奇完成且超越了达达主义者的计划，它决定有意识地将灵韵从以下两者中去除：艺术作品以及喜欢将不同文化的文物奇怪并置的早期法国民族志学家的著作。
《达达主义的胜利》拼贴, Raoul Hausmann，1920
蒙太奇蕴含的解放潜力将艺术从仪式推向政治参与的舞台。蒙太奇还为工人阶级带来一种视角：世界是可塑的。本雅明写道：
人需要让自己暴露在震颤体验中，这能帮助他适应那些威胁自身的转变。电影符合统觉*器官的深刻转变——大城市街头的行人在个人层面上经历的变化，也是每个现代公民在历史层面上经历的变化。（250页）
*统觉（apperception）：指知觉内容和倾向蕴含着人们已有的经验、知识、兴趣、态度，因而不再限于对事物个别属性的感知。
对周遭事物的特写、关注隐藏的细节和熟悉的物体，以及在相机的巧妙引导下探索平凡的环境，电影通过以上手段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必然之物；另一方面，它设法使我们相信存在一个无限且意外的行动领域。我们的小酒馆和大都市街道、办公室和摆满家具的房间、火车站和我们的工厂……这些似乎都将我们绝望地关起来。然后，电影来了！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这个监狱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现在，我们在它广布的废墟和残骸中，平静而冒险地旅行。（第236页）
尽管机械复制牵扯到对原件的挪用，但是在电影中甚至原件的概念都消失了：安排对象出镜只是为了拍摄。这种挪用过程产生了一系列词汇：用于“拍摄（shoot）”一个场景的“取景（take）”或“摄影机拍摄（camera shot）”；停止拍摄（卡！）和剪辑都被称为“cut”。在本雅明看来，如果要接受机械复制时代，就必须接受物质世界及其意义的剧烈重组带来的冲击效果。爆发性（the explosive）——由本雅明描述并被布莱希特颂扬的暴力性潜力——是主流电影必须抑制、化解和遏制的东西。而计算机及其控制论系统蕴含的爆发性潜力，既然能用于消除辛苦劳作、用于促进集体性、用于亲和力、互连性、系统性网络和共同决策，也就必须被用来遏制并化解信息产业的企图：将这些潜在的民主化权力局部化、浓缩并巩固为控制等级。
蒙太奇——将异质联系起来以震撼观众的洞察力——成为本雅明在技术时代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则。[4]
对本雅明来说，发展新的观看方式并使其成为常态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实在的变革。它们不是旧习俗而是新习惯。这种观看方式之所以成为难以习得的技能，正是因为其与现有意识形态的对立。“历史转折点”的任务摆在面前，但我们无法通过沉思来完成它。而是通过“……在实体感觉占用的引导下，变成习惯，逐渐被掌握”（第240页）。适应威胁性转变所需的冲击，其自身可能会被文化产业自身生产的景观所吸收。在本雅明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他自己采用的那些技能：训练一种感觉的新习惯，用来分解和重建现实，或者缓解浪荡子罪恶感的写作风格；这种习惯是工人阶级的：不仅被训练以生产和复制现有的生产关系，而是以一种新的解放形式进行再生产。“将文化及其规范（美、真理和现实）视为人为的安排。容许对其进行超现实主义分析，并且与其他可能的倾向进行比较。”这是超现实主义者的优势，也是革命者的优势。[5]
当转变所孕育的新习惯与新视野受到威胁，并被具有征服潜力的既有社会组织形式还原时。那些提议新社会组织形式的新观看方式，将变得自相矛盾或充满辩证。但是这一转变过程没有回头路，它在电子传播和计算文化中产生的影响，远甚于在机械复制文化（这种文化之于今日好比传统之于本雅明时代）中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电子计算和数字通信这些新手段如何调校我们的“现实感”？这些技术变革在将新文化形式引入生产关系的同时，是否通过“新的冲击”使我们摆脱了对既有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与生俱来（或永恒）的认同？如今的信息社会“加工”而非“生产”基本经济资源（资源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已经处于垄断集中的“晚期”阶段），而我们对这种状态越来越熟悉。控制论系统是否改变了我们对那些具备解放潜力的世界的看法？例如，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经历着技术变革中的当代转型，那么是否可以想象一种新的感知方式：一种更去个体化、更公共的、类似于带有面对面仪式和灵韵的感知形式？
以上哪个议题被匿名电路和直接接触的模拟所影响？如今的蒙太奇在以下两种情况中是否具有等效性：交互式模拟和被预定义约束的模拟交互体验。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作品能否唤起（仅仅是可能）对后工业社会“深层结构”的感知？这能否与机械复制在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所引起的感知发现相媲美？
控制论系统和电子文化
通过列出早期企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后工业资本主义相关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将本雅明的论点（在这里粗略地总结一下）置于另一个角度。
拟象（simulacra）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对信息的控制如何转向对感官体验、演绎、智力和知识的控制。模拟的权力来到了控制论的核心。它将模拟假设为想象中的他者（imaginary Other），并以其作为判断我们身份的标准。这一过程引发了和先前情况（机械复制时代）相同的强烈矛盾心理：用永远无法成为自身一部分的事物来保障身份。
在早期资本主义中，人类的定义和动物世界有关——那里唤起迷恋与吸引、排斥与怨恨。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相似但又不同。在垄断资本主义中，人类的定义与机器世界相关——那里唤起独特的矛盾融合。人类机器与所有其他机器相似但又不同。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中，人类的定义与控制论系统有关——计算机、生物基因工程生物、生态系统、专家系统、机器人和半机械人——所有这些都唤起了上文提到的矛盾心理。人类这种赛博格与所有其他赛博格相似但又不同。
虽然经历了这些转变，但是差异问题仍然存在。人类身份仍然充满危机，随时会改变，且极易受到挑战和篡改。因为想象中的他者所引发的隐喻也在发生变化。有意味的隐喻（被认为是真实的）变成了模拟。模拟取代了所有既存的现实、灵韵和历史参照。框架崩溃了，曾经稳固的事物错乱了。正当犹豫不决之际，新身份占了上风。
以文本的概念为例，无论其是独一无二的还是作为无数副本之一，文本都支撑了几乎所有关于文化形式的讨论，包括电影、摄影及其在电子通信、电视时代的相似物（“流动flow”的概念成为一种重要修正）。但是在控制论系统中，“文本”的概念实际上被降格了（slippage）：尽管文本元素仍然是独立的，但计算机系统本质上是交互且开放的，而非单向并固定的。对话被数码计算规范和传播，此过程不强调作者身份，而是将对话变为“回路中的消息”（messages‐in‐circuit） ，牢固又活跃、形式不断变化。[6] 信息和基底（substrate）之间的联系松动了：印刷页面上的文字无法根除；但视频显示终端 (VDT) 上的文本很容易更改。文本传达了我们对存在的感知。但回路中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既是可发送的也是可寻址的（addressable）——模式是交互式和对话式的。而其中最类似文本的东西——固定的只读存储器 (ROM) 和软件程序——不再对我们（人类）有意义。只有对机器来说，它们才是可寻址的。它们指挥那些操作程序，而这些程序最终给人的印象是计算机在回应个人。这是对一种过程的模拟：与另一个智能交互或对话以实现预期结果。
和面对面接触一样，控制论系统提供（要求）即时的响应，这在工作场所之内带来危害，却在其外散发着魅力。时间流和一次性的面对面接触被嵌入同一个系统，该系统随时准备为我们恢复、改变、修改或转换任何“先前时刻”。控制论交互的条件可以变得相当严苛，其参与阈值远高于我们从文本甚至是更具吸引力的经验中想象的程度：反应必须几乎是瞬间的，嵌入眼和手直至形成条件反射。这是“自动化工作场所”的痛苦之源，却也是电子游戏的乐趣所在。经验丰富的电子游戏玩家将他们的游戏描述为一种完全自我沉浸的互动仪式。正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采访的30多岁的律师大卫所说：
冒着听起来，呃，荒谬的风险，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几乎是一种禅宗式的东西。……当我可以完全指挥自己，但根本感觉不到指挥时。你全神贯注，一切都在那里发生……你要么穿过这个小迷宫不被怪物吞噬，否则你就会失败。如果你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果你真的能领悟该做什么，那么你就真的和游戏产生关联了。[7]
本雅明赞扬电影具备的检验环境的增幅能力，这种能力无疑会以控制论交流的方式延续。（“演播室中的摄像师占据的位置与能力测试中考官的位置相同”246页） [8] 相比于摄影机的取景器，计算机的对话模式更多的承载了“如果”的艺术：从“如果我能看到比肉眼更多的事物”延伸到“如果我可以明显感知到那些个体心智无法思考的、既存状态的可能性转变。”
如果机械复制的核心议题是可复制性、本真性和原创问题，那么控制论模拟则使经验和真实本身成为议题。控制论交流并未复制和改变我们与原作的关系，而是模拟并改变我们与环境和心智的关系。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它（信息、回路内的消息）不仅没有促进交流，反而在交流中耗尽了自己……这是我们熟知的大模拟过程。” [9]
我们邂逅了拟象——比如电影——它是一种表现自身但不代表任何事物的新社会实践形式。这取代了原有的情况：即将社会实践的表征重新编码为语言或符号系统中的惯例和标志。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摄影图像暗示了它所代表的事物“曾经在那里”，即缺席却仍然在场（present‐in‐absentia）。计算机模拟的在场仅表明“存在此处”和“来自无处”，它借鉴了那些将模拟变为实存的遗传算法，自成一格。此外，计算机系统模拟生活本身的对话体裁与其他特质。个体仅仅占据话语链中的一个非历史的位置，但话语链自身却被大幅损耗，罪魁祸首就是那些将“他或她”置于言语行为*的移位寄存器（shifter）（“我”、“这里”、“现在”、“你”、“那里”、“然后” ）。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参与者共享的“我”字，可以被变形来表示语言中难以捕捉的某些部分。当回应“你好吗？”时，说“还不错（Not to bad）”而不是“好（Fine）”暗示了某种特定的心态或表达方式，这是感觉和共情的映射。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写作或说话的活生生的“我”）可以显著影响言语和对话，尽管它被强制排除在任何文字表达之外。
*言语行为（speech act）：语用学概念，是社会交际的基本语言单位。
然而，在控制论系统中，“我”和“你”是严格的关系命题，不依赖于实体或活生生的个体。我们在人类的主体间性*之中发现了一个系统接口，一个赛博格之间的边界。赛博格选择性地传递信息并以模拟形式保存，但这无关于意识或无意识、欲望或意志、共情或良知的问题。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主体与同样作为主体的他者之间的关联性和相关性。
甚至像ELIZA（一个模拟接触式治疗的程序）这样的例外也证明了这一规则。“我”和“你”只有在遵守预先定义的界限时才能在治疗中发挥伙伴的作用。正如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所说，如果你在交流中引入“母亲”这个词，然后说，“让我们讨论裁减核武器的途径”，ELIZA很可能会给出无意义的回答：“你为什么告诉我你的母亲会走向裁减核武器？” [10] 像这样的模拟可能会给程序带来震撼，动摇其关于基本社会过程的具体的认知。但同时程序也将我们直接置于沟通和交换领域内，完全脱离了主体间直接接触的复杂性。
控制论系统通过外部表达（通过回路中的消息）为心智过程赋予形式。这可以通过计算设备调解社会凝聚力和意识的基础。控制论交互连同一个他者（智能设备）实现了对社会过程本身的模拟。
控制论对话无疑能使我们避开直接接触中的许多显著风险。它带来了控制的幻觉。这种对智力的应用带来了强烈的诱惑，更甚于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起初它在观看或凝视的问题上似乎带能来些许收获。观看是一种能引起强烈情感的行为。在最近对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女权主义批判中，这一点被着重强调，但却曾被本雅明严重忽视。观看本质上是男性化的行为，而“被观看”则是女性的状态。这一点在电影中通过摄影机的窥探凝视和编辑模式被强化，促使人们默许男性主动主义和女性被动主义。
好莱坞这个明星系统，通过图像化身体完成对外表的制度化使用。[11] 而在模拟对话互动或面对面接触的控制论系统中，以上所有问题都被规避了，但被排除的不只是物理层面的自我或其视觉表征，还有电影设备本身——其中可能包含了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的性别差异表征。
目前而言正确的是：规避凝视的性别歧视编码忽略了另一种形式的等级编码，它的核心问题是对控制论系统的迷恋是否是一种无关性别（男性）的现象（暂不考虑几乎所有电子游戏中都含有的明显性别编码，例如侵略性军国主义行动的浓厚氛围）。我们提出的电影文本中的性别歧视凝视问题，可能不会被完全排除或取代，它对我们在此类文本中所处位置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对控制模拟交互的迷恋取代了对被观看投影图像的迷恋（主要是男性化的）。
作为自动但智能系统的产物，模拟的主体间性引发了它独特的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机械复制向恋物者发出邀请——与演员或政治家的图像而非任何更直接的联系建立特殊关系。恋物对象（代替他者的他者图像）成为关注的中心，而恋物癖观众则从他们匿名的、窥探的、视觉化但不可见的避难所观看。但是计算系统的输出强调模拟、交互和过程。恋物者迷恋的是参与过程本身，而被其遮蔽的生产对象的身份表象则并未获此待遇。
控制论互动强调恋物者而非恋物对象：我们发现的不是被分类的恒星，而是一个计算机怪胎星系（a galaxy of computer freaks）。没有灵韵的系统取代直接接触，实现了另一种不可思议的投射与可能性——这是对系统和控制过程的拜物教。其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人类意志从属于更大系统的运算约束。我们与一个系统对话，它的响应能力给我们带来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感。但正如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所观察到的，“虽然个人......当然会做出决定并设定目标，但作为命令链中的一环，他们在系统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方面没有选择权。他们的'选择'......总是预定义集合的排列和组合。”[12]
掌控复杂但预定义的逻辑宇宙的渴望，取代了观看他人图像的欲望，观众在此可以想象自己具备一定的控制能力。本雅明颂扬的“十分之一秒的爆炸物”被包含在一种无法统觉（apperception）的精神病理学通道中。又或者是这样一种控制机制：将最终控制权置于电影设备或控制论系统一侧，传达相机、角色和观众之间的凝视，沉浸在复杂问题和雄辩解决方案的拟像中——这些是介入的基础，并且这种介入在系统本身的限制下无法被寻址。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实施爆破。
“爆破”计算机和控制论的难度远大于相机和电影。本雅明指出，在电影中遮蔽生产工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防止摄影机及其辅助设备和工作人员闯入虚构之中。暴露摄像机后的其他场景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并有可能打破怀疑暂停*。只有位于摄影机和观众中间的调度才能保留一种对虚构世界的错觉——那里没有摄影机、灯光和导演。因此影棚之类的东西才会被接受。本雅明认为也许超现实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者更享受奇怪的并置，“在电影中，不着痕迹的现实已成为一种高超的技巧；即刻实体（immediate reality）的景象已成为技术之土上开出的兰花。”（第233页）。
*怀疑暂停（suspension of disbelief）：为了达到享受一个娱乐内容的目的，主观上愿意放下某些批评的眼光，去暂时接受创作内容中不真实和逻辑不严谨的设定。
当代的语言牢笼，或者说即刻实体的兰花（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语），就像在《蓝丝绒》结尾看到的机械鸟一样，似乎被永远置于玻璃之后。但对于本雅明来说，虚构世界的产生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叙事策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生产过程的痕迹欲盖弥彰。幻想和虚构变得概念化和机械化，由此产生的“其他场景”或许会被掩盖，但无法被抹除。倘若这些场景无法立即可见，它们则会潜伏在屏幕内的景框之外，在某个虚构世界的延伸中，与分属不同维度的摄影设备世界和观看者世界发生碰撞。它保留了每次剪切或编辑时的潜在干扰；当叙事每一次试图采用失真困境或技法带来结局感之时，它都有可能被暴露。
《蓝丝绒》剧照
然而在控制论系统的助力下，由规则管理的复杂宇宙产生的“其他场景”越来越远离我们的视线。主导过程不再像摄像一样引起我们的怀疑，它们处理控制论系统和计算机的微处理器，以便将我们吸入其运转过程。“其他场景”已经消失在逻辑电路和存储芯片中，消失在“机器语言”和接口卡中。芯片取代了副本。机械复制揭示了工业资本主义重组周遭世界的力量，并将副本展示为商品艺术；类似的，芯片的自动化智能揭示了后工业资本主义模拟和替代我们周围世界的力量；不仅是外部世界，内部的意识、智能、思想和主体间性都化为商品体验。
芯片是纯表面，纯模拟思维的。它的物质表面没有历史，没有深度，没有灵韵、感动或感觉。副本复制世界，芯片模拟世界。这是重塑世界和抹除世界的能力之间的差别。微电子芯片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为生活而设计的领域，它通过培育一种与模拟的迷恋关系打造了一个新的现实。这一切的基础是它带来的一种能力，即在模拟领域内控制曾经无法控制的事物。本雅明习惯于欣赏的即刻现实的兰花，已经沦为控制论模拟的纸花。
电子模拟代替了机械复制。对逻辑模拟过程的恋物癖盖过了对物欲的迷恋。对对话或互动的渴望 VS 对稳固但无法实现之物的渴望；控制的幻觉 VS 对占有的幻觉的渴望。叙事和现实主义将我们带入与角色行为和特质相关的认同关系，它可以模拟，也可以自我强化。我们可以基于审美去修正艺术作品产生的世界，强化现有的事物或提出其他可能，艺术作品仍然容易受到质疑和启示的双重阐释。机械复制毫无疑问地改变了位置关系，但具象艺术与其指向的世界之间的转喻或索引关系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考虑因素。相比之下，控制论模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完全取代与外部经验领域的任何直接联系。这和电影一样源于19世纪工业主义的扩张。赛博格是自我调节系统的机器，它的标志性前身是那些有生命的、自我调节的系统。它们展现了一个美术馆无法比拟的魅力来源：动物园和植物园。
在1851年的第一届世博会开幕式上，维多利亚女王发表演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 ，[当] 自然和艺术的世界在城市女王的召唤下聚集。那些常设展览——动物园和植物园——引入了一种新的替代体验形式，与原始艺术或机械复制品的审美体验截然不同。动物园从一个我们无从得知的世界（如今已经被彻底控制）中带回了鲜活的证据。为了给人类带来完全不同的体验，它被从原有语境中连根拔起。圈养动物的冷漠、游客无威胁的凝视证明了动物园和自然栖息地之间确凿的差异。凝视，这个看似与上文相同却有实质性差别的动作, 将语境的转变引入一个新的意义系统、话语或语言。
第一届世界博览会，1851年
在工业资本主义之中，蒙太奇的震撼带来了关于“统觉器官发生的深刻转变”的“真实演练”。相比之下，动物园和植物园展示了一个预先确定的、自我调节的世界，它的边界之外没有现实。这些“世界”甚至可能会阻碍我们理解它所指向的真实世界，而我们对其知之甚少。“野生动物”或“非洲大草原”变成了自己的模拟，它们仅存在于在动物园、花园或立体模型之中。对这些拟像的吸收和它们提供的控制感，可能带来了另一种演练方式，旨在适当服务信息经济所要求的感知转变。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系统进一步扩展了动物园和花园自身的可能性。理想的模拟将是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可以由任何掌控模拟算法的人控制——这种状态在《复制娇妻》或《银翼杀手》等电影中被极富想象力地呈现，它们显然已经与某些生物基因工程相关。这些更大的系统由谁来设计和控制？出于什么目的？这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控制论隐喻：自我与现实的转变
应对高速目标的追踪防空武器出现，促进人们研究与开发智能机制，以便能比人脑更快地预测未来状态/位置。速度、效率和可靠性被优先考量；即一种快速反应、无错误的系统。埃尼阿克（ENIAC，电子数值积分器和计算机）是第一台高性能数字计算机，被设计来进行快速弹道计算，并将结果用以精确调整高射炮的射击轨迹。[13]
ENIAC计算机，1946年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解决一个关于秩序的问题，并通过梅西基金会会议将他们的方法正式带入信息论和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范式之中。他们是控制论名宿：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奥斯瓦尔德·韦伯伦（Oswald Weblen）、万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等。”这种研究开创了控制论想象的核心隐喻：人类可被视为一个自动化智能系统，同时自动化智能系统也可以被视作人类；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模拟，而且是模拟的现实。围绕着约翰·斯特劳德（John Stroud）在第六届梅西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这些隐喻逐渐成形，但仍没有答案：
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动火炮控制系统如何工作：它将信息传送到（高射炮的）追踪器，再从追踪器传送到火炮的的相关传动装置。人类炮手被非常精确的已知机制包围，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在中间放置了什么样的机器？” [14]
“中间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middle）”和模拟现实的问题与让·鲍德里亚最近的观点吻合——模拟的舞台力量建立了一种超现实：“语义传达（communication of meaning）的超现实—通过比真实更真实，来摧毁真实。” [15]这种超现实我们虽未完全接受，却也很少反驳。
这种隐喻不仅探索相似性，而且从根本上提出了一种新身份。诺伯特·维纳的术语“赛博格（控制论有机体）”中就包含了这种新身份，它没有将人类降格为自动机，而是将人类提升为有机体的拟像。因此，人类认知器官（本质是一种仿照自动化智能控制论模型的假设结构）有望通过模拟来应对周遭世界。
我们的认知器官认为拟像的显性属性构成了真实。真实由此变成了模拟。当我们寻求超越模拟的假想真实感时，拟像成为了其中的神话推动力。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便是里根经济政策（Reagonomic）对战争的概念化。
战略防御计划 (SDI) 表现为一场庞大的电子游戏战争，玩家在其中对抗，目的在于拯救世界使其免遭核浩劫。里根的模拟战争将50年代科幻电影中保护怪物（生物）免受人类杀伤性武器的电磁力场变成了臭氧层之外的铁犁。星球大战将是“安全性行为下的国际冲突”：敌人的哪怕一滴危险体液（“核射精”）都不会与“自由世界”接触。
美国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计划 (SDI)
里根以战争的模拟替代了战争的现实，后者其实并不完全依靠SDI。我们已经在入侵格林纳达和突袭利比亚时看到了模拟的作用。人们试图在每一次战斗中唤起战争的现实：英勇的战士、四面楚歌的领导者、勇敢的决定、强大的技术和齐心协力共同塑造了军事胜利的图像，一个迅速、果断的行动形象定义了“美国意志”。然而，这些战争的拟象是与一个假想的敌人作战，在拉康的范畴内，通常意义上的敌人是由一组预定假设和外交政策选项所设置的：格林纳达或利比亚的“威胁”出现在美国政府领导层的视频屏幕上。长期应对威胁的经验会带来“迅速而果断的决策”。罗尼（里根）扣动了扳机。
这些模拟中看不到真实战争全方位的灾难性后果，但却无法削弱模拟背后的现实，也不会削弱其自身映射且抹去历史“现实”的力量。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有人受伤，许多人死亡。然而这些存在于现实表面上、无法抹除的痕迹终会归位。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这样一套话语：能够使模拟的隐喻现实成为存在的基本事实。
一个更复杂的例子：通过人工生命维持系统保存/模拟的生命，能说明生活在景观社会和拟像社会中意味着什么。在该语境中，生命的存在取决于“生命体征的存在”，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无法理解其他能证明生命存在的证据，即使它与生命的“即刻现实”相关。这类似于动物园与自然的关系。其中的关键议题在于：控制论模拟的力量使人们重新定义生活和现实等基本术语。正如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改变了艺术的概念和我们了解艺术的标准。但该议题被上面的问题所遮蔽，我们此刻只能问出：被限制在人工生命维持系统范围内的存在能否被视作“生命”？正如我们当初一样：关于电影和摄影能否算作“艺术”的询问遮蔽了机械复制的关键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固有或本体论给定的自然、生命或艺术的概念做出预设，而无法认识到该预设曾经被怎样被彻底推翻。
人工维持生命是向创造生命迈出的一小步。以著名的“婴儿M官司”为例，代孕母亲在其中已经成为一个术语，这刚好证明了模拟的现实：她是实际母亲代理人。名为玛丽·贝丝·怀特黑德（Mary Beth Whitehead）的女人，那个真正临盆生产的女人变成了代理人——她不被认为是母亲，而是孵化器或“被租用的子宫”，或者作为试验的医学“专家”之一。玛丽为不亲自生孩子的女人承担了母亲的角色，而被代理的妈妈则成为了合法的真正母亲。法律根据阶级和性别标准支持模拟的优先权，以及那些可以控制代孕系统的人的权力。因为此案中，显然是上层阶级的男性（哈维·索科夫法官和父亲威廉·斯特姆）鼓动和批准了代孕，这一收养的替代方案。这种为了维系父权血统的特殊模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种异想天开但又及其极其现实的考量。
我们在此案中看到了一个核心家庭的模拟——一个失核的、人工的模拟，却被认为是真实的、善意的。这场官司呈现出典型资产阶级家庭的特点：受过良好教育、对社会负责、情绪稳定、经济上有偿付能力，这与下层中产阶级（玛丽）的家庭形成鲜明对比。审判结果与1905年的电影《义犬救主》中的道德教化异曲同工：统治阶级的正当性，来自无原则、嫉妒和极强占有欲的下层阶级的威胁。叙事的重点在于，像电影中忠实的罗弗（the faithful Rover）这样的捐助者和官司中施惠的索科夫（the patronizing Sorkow）这样的社会代理人，以及作为一家之长的丈夫这类核心角色，能够主导家庭的构成和重组。这一切被模拟所重演，道德游戏呈现出它自己的现实：人们在受苦，伤痕累累。生活被不可逆转地改变甚至被创造。婴儿M被设想为一种待售的产品，以填补父权制的象征性话语中的某个位置。
当然，法官在本案中的判决结果至关重要。他的核心地位表明了在法律领域内进行的物质性、话语性斗争的重要性。尼古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认为，司法-政治是当今意识形态斗争的显性领域。法律确立并维护主体的概念框架。“自由和平等”伴随着“权利”和“义务”介入由法律追索权和正当程序创造的公平竞争环境。普兰查斯认为，个人有权进入和退出与他人的关系和义务，这些基本概念支撑着公民社会中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16]
不论法律和政治是否真的是意识形态之争的支点，它们都是冲突的核心区域。发生在其中的斗争解决了人/计算机、现实/模拟隐喻的概念的一些基本转变。版权和专利法被计算机芯片设计、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基因工程重新概念化，再次证明了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对历史转变时寻求自我保护的突发奇想。
概念隐喻通过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和体制装置（institutional apparatuses.）变为实在具象（tangible embodiment）。这反过来为隐喻赋予了历史重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实在具象一直是控制论想象力在意的目标，抽象概念在实在具象中嵌入到物质基底的逻辑和电路内部。
这些物质基底被用来实现特定形式的结果总和，例如计算机、防空追踪系统或流水线机器人。这些自动化但智能的物质对象作为商品进入我们的文化。这些赛博格作为一类特殊的客体，它们的法律地位需要被阐明。它们有哪些专有权利？它们能否受版权、专利和商业机密法的保护？它们作为自动化但智能的实体，能否自己声明自身的合法权利？类似于那些从前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保留的规则，比如规范动物研究时的突发奇想。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从天而降。它们是斗争和角力的结果，也是那些以制定和裁决法律为任务的人努力、犹豫或雄辩的结果。新的客体不一定需要专利或版权法的保护。原因之一是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宪法（我对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发生在美国）都规定了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并且禁止不正当形式的垄断控制。宪法规定，“国会有权……通过确保作者和发明者在有限时间内对其著作和发现享有专有权，从而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因此，知识产权（版权和商标注册）或工业和技术财产（专利）的保护，以更宽泛原则保障了专有利益：思想的“自由流通”和“天然”财富资源的获取。
当然，控制论有机体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智力和技术性能之间的差异。计算机和生物基因设计的细胞“都为执行许多不同的无关联的任务而被临时或永久地编程。”[17] 控制论隐喻允许我们将细胞和计算机视为某个相同问题的根源。正如一篇法律文章的作者所观察到的，“核糖体就像计算机一样能够执行任何装配指令序列，并且可以组装几近无限的不同有机化合物，不论是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还是未被发明出来的。”[18] 那么，哪些法律争论能表现出为夺取对赛博格的控制所有权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专利，只有明确原创的、不显著的、“自然法”的实际应用才有资格受到保护，该原则在1988年的电话判例中被确立，最高法院在无法被专利化的电力（因为它是一种“自然力量”）和电话中的电流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一种适合于人声或其他声音的传播的，在自然界中找不到的、新的特定状态。”
最近的一个判例延展了该问题。“智能系统”是否可以受专利保护？如果是的话，这种系统的哪些特定要素有资格获得保护。常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更倾向于保护通过DNA实验重构新生命的方式，而非开发计算机软件的方式。在Diamond v. Chakrabatry案（1980）中，最高法院裁定支持保护Chakrabatry对其研发的一种新型细菌的专利权，这种细菌能降解石油化合物，可用于溢油清理。
在其他更早的判例中，最高法院拒绝对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在 Gottschalk v. Benson案 (1972) 和 Parker v. Flook案 (1979) 中，法院认为计算机程序仅仅是算法，即简单的、逐步的数学程序，因此更接近基本原理或概念而非原创和不显著的应用程序。这些的漏洞百出的情况提醒了人们要诉诸于立法补救（尤其是那些销售计算机程序从中获利的人）；1980年，国会通过《软件法》，批准了司法部门一直不愿提供的保护，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1984年颁布的《半导体芯片保护法》，为芯片掩模（制造芯片的模板）提供了一种新的特殊保护形式。这种保护既非版权也非专利，有效期十年（少于版权），并且对设计独创性的要求低于专利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本身复制了模拟的“来自无处”的特质。《明尼苏达州法律评论》第70期（1985年12月）专门就这种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中新出现的法律保护形式举办了一次研讨会。
《软件法》提议有用途的客体（useful objects）有资格获得版权，这削弱了版权和专利之间的基本区别。在 Diamond v. Diehr (1981) 等判例中，法院认为“当一个权利诉求包含了数学公式，并在结构或过程中实施或应用该公式时，整体而言，其所实现的功能受专利法保护（例如，将物品转化或还原为另一种状态），则该权利诉求满足[版权法]的要求。”
然而，该判例与影响深远的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 v. Apollo Co案（1908年）判决背道而驰。在1908年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裁定自动演奏钢琴的打孔纸卷，没有资格获得与乐谱相等版权保护。打孔纸卷被认为是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想法的表达。可见性规则定义了区别：受版权保护的文本必须是人眼视觉可感知的，并且必须“让每个看到它的人都能感受到原作所的创造想法”。[19]
自动演奏钢琴和打孔纸卷乐谱
版权的目的在于为给市场带来新想法的人提供经济激励。版权不保护想法和过程。程序、系统或方法仅是想法和过程的具体体现（一本关于刺绣的书可以获得版权，但刺绣过程本身不能）。版权同样无法保护有用途的物品或发明。如果一个对象具有本质上的实用功能，它就不能获得版权。但如果有用途的对象足够原创，它就可以申请专利并受商业机密法案保护。例如，面料设计可以作为特定的、具体形式的再现获得版权。它是固定在有形布料上的“作者原创作品”，“作者”有权将其作为装饰品或艺术品展示，而不必担心被模仿。但是同样的面料设计一旦具体出现在一件衣服上，就不再受版权保护。因为它现在主要是一种实用的物品，它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获得版权。其他人可以随意模仿它的外观，因为服装的基本目标（依据非时尚意识的法律）是生产一件实用的物品，为其中的身体提供保护和一定程度的隐私。
那么电子游戏呢？这是作者的原创作品吗？本质上是实用的吗？如果它有资格获得版权，是由哪个具体要素或特点决定的？机械复制过程确保了对作品的某个特定副本的版权注册，将自动适用于其所有副本。即使是像《大富翁》这样的传统游戏，虽然每次玩游戏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它们的物理和可见部分都完全一致。但电子游戏唯一可见的部分是其视频显示。而其存在时间相当短暂，并且细节会随着每次游戏而变化。对于像《吃豆人》（Pac‐Man）这样的游戏，其迷宫追逐的概念过于笼统。就像西部片或肥皂剧的概念一样，它们对于版权标准来说太宽泛了。而关键问题在于：一个笼统的想法（例如迷宫追逐）是否被赋予了具体的、独特的表达。考察美国司法系统如何处理两者间的区别，有助于深入了解司法系统如何认知机械复制和控制论系统之间的差异程度。
针对像《吃豆人》这样的电子游戏，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版权程序：可以保护底层软件程序的外在表现。版权注册不涉及构建了ROM（只读存储器）软件芯片的算法，而是游玩模式下的游戏录像带。[20]
考虑到版权是针对“以任何有型媒介固定下来的作者性原创作品”，联邦地方法院发现，关于视频显示展示的创意构成了可识别的作者身份，并且“定影（fixation）”出现在对每场游戏的视觉场景的某些特征的重复之中。但是当游戏过程中发生了细微变化时，精准确定究竟那些要素构成了重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例如，在雅达利和飞利浦的诉讼案（Atari v. North American Phillips Consumer Electronics Corp，1981） 中，一个州法院驳回了雅达利对《K.C Munchkin》侵权《吃豆人》（雅达利2600版）的指控。尽管两者看起来大致相似，但审判结果看重的是两者之间的一系列特殊差异。在详细说明中法院指出，《K.C. Munchkin》中的角色与吃豆人不同：“初始是正面而非侧面面向玩家（viewer）”，《K.C. Munchkin》的角色虽然侧身移动，但当停下来时，“他微笑着转向玩家。”因此，主要角色被赋予了人物个性，但《吃豆人》并未如此。而且《K.C. Munchkin》拥有比《吃豆人》中的小鬼更“诡异”的咀嚼者。它们的腿更长，动作幅度更大，它们的眼睛空洞——这些都是《吃豆人》所没有的所有特征。
然而，这一判决在雅达利1982年的上诉中被推翻。第七巡回法院认定《吃豆人》的独特表现力在于“吃豆人”和“小鬼”角色呈现出的特定类型的追逐——通过将电子游戏比作电影类型（或其子类型）来为其提供更宽泛的保护。巡回法院发现《K.C. Munchkin》狼吞虎咽和消失的动作与《吃豆人》“非常相似”。判决洞察了游戏吸引力和适销性的根本源头：
与艺术家的绘画甚至其他视听作品不同，电子游戏吸引了这样这一种观众：他们在艺术作品中关注更精妙的差异，但在电子游戏中却几乎没有上述领域的辨别力。像《吃豆人》这样的游戏的主要吸引力在于高强度竞争带来的刺激。一个沉迷于游戏玩法的人“会倾向于忽略”许多细节上的微妙差异，并“将它们的审美吸引力等同视之”。[21]
在这项判决中，法院强调了一种沉浸与反馈过程，该过程背后是能够模拟现实追逐的、自动化但智能的系统。该判决展现了一个非凡的观察：对图像的崇拜转变为对过程的崇拜，而两者同样都是欲望的对象。这既强调了参与者（“一个被游戏迷住的人”）的精神状态，也强调了象征物的精确视觉特征。
在这些案件中，法院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保证作者和发明人（以及雇用他们的公司）对其发明成果的专有权。这种认识有助于使控制论隐喻合法化，并使得那些与以下问题相关的政法机构重新确立自己的标准：谁有权控制我们所在的控制论系统？总体而言，这些判决已经将控制权转移并汇集到一个离散的所有者，让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事物再次与它可能破坏的社会形态相一致。
此类决定可能需要重新塑造法律框架及其合法化话语。保拉·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了作品中转变的重要性：“有必要重塑有关版权和专利的概念，以将系统从其应用性的历史主题中解放出来。有必要重新思考法律形式，将它们精简至更本质的基础状态，并相应地调整它们的规则。有必要重新考虑其中反映出的社会争论。” [22]
获取对计算机芯片掩膜、软件和电子游戏的所有权控制的努力，几乎没有引起左翼的激进挑战。然而在细菌和婴儿的相关领域中则绝非如此。因为新形式的人工生命和人工生育，在已经编织进话语结构的“社会争论”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男性主义中驾驭和控制的隐秘动机，偏执地体现在在电子游戏、星球大战、模拟现实（入侵、突袭和战争），以及男性对自动和控制的需求中，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当我们看向对人类生活的人工再生产时，上述情况非常明显。当人类有机体本身变成了计划工程的产物时，人类就成了字面意义上的隐喻的、自动化但智能的系统。
配子、胚胎和胎儿就像其他已获得法律地位的工程化智能形式一样。即将成型的婴儿现在受到商品交换规则程序的约束。人类的生命就像婴儿M一样，在任何意义上都成为一种可以被承包的商品，受制于那些租用子宫或试管（妊娠的过程的实体）的人的私有控制。
正如一位人体原型工程专家所说，实验室中的繁殖是有明确意图的、可选择的、有目的和受控的。因此，它比性交更人性化，因为后者潜藏所有的变幻莫测和偶然因素。[23]这种工程肯定了“承包商”的权利，即“采取积极措施来提高后代具有所需特征的可能性，以及中断或终止具有不良特征的后代。” [24] 但最根本的利害权衡不在于个体，而似乎是权力和经济的选择。这些因素通过医学专家、临床空间和商品关系，将生殖从家庭生活、私人空间和家庭关系转移到生产领域。这种转变使从前的男性（享有性快感而不必担心后果）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可以为他们的遗传偏好付费而不必担心性快感的副作用。
“工程胎儿”非常像真正的人类，这很容易掩盖他们的最初属性：作为可买卖的商品。他们成为了完美的赛博格。正如其他案例中发生的一样，当控制论隐喻生效并延伸到文化层面时，我们不得不追问谁在受益，又是谁在受苦？何物处于危险之中？而斗争和争执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工具？我们该坚持哪种人类概念，以用来有效质疑物化、商品化和对模式的掌控？质疑对两者的控制：成为机器人的人类和成为人类的机器人？质疑对现实的模拟和模拟的现实？
控制论隐喻被规范化为科学范式，而控制论系统私有制也已经合法化（即使它们的基底是鲜活的有机体）。正如这些过程中发生的一样，为控制论装置的等级制度控制进行的辩护采用了反问的形式，因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争论。异议主要来自那些似乎注定要被新控制论技术的“解放力量”所控制的人。但在任何领域中，技术都无法自我决定。在有关意识形态争论的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发现，关于控制论技术的矛盾情绪需要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得到解决：即有关权力的社会理论领域。
目的、系统、权力：
文化传统被灵韵和仪式所束缚，当我们从中解放之时，往往会更聚焦于构建意义和社会现实的真实过程。当摆脱了任何超越了模拟的字面指示时，亦是如此。这种解放削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概念。“清晰而独特”的人或许是工业经济的前提，这种经济形式以出售劳动力为基础。但对于后工业、后现代经济来说，相互依赖的赛博格可能具备更高的优先级。在控制论系统的时代，西方文化的基础和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议题陷入两难境地：个人的自由意志VS决定论、自主VS依赖，等等……这些很可能注定成为不合时宜的概念与传统的残余。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中发现的试验（在电影、蒙太奇中使用“十分之一秒的爆炸”将事物拆分并重新组装的能力），将进一步扩展到控制论系统：过去仅仅存在于可能性或概率范畴的事物，将在模拟中显现。纳秒级的爆炸物炸毁了我们心理景观的极限。社会秩序的相对主义以及如何通过重组摆脱强加的秩序，都在转变为统觉。同样发生这种变化的，是一套自我支配秩序的系统性原则：它依赖于回路中的信息，这些信息被更高层次监管以符合预定义的约束。而我们发现，实现解放依靠的是对约束的重新定义。控制论系统和作为人类隐喻的赛博格驳斥了颂扬个人自由意志和主体性的传统。
如果其中仍有解放的潜力，那也绝不是将自己视为机器中的齿轮或广阔模拟中的元素，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能够自我调节并长期生存，目前仍然由那些获取了霸权的部分主导，在这里系统支配局部，社会集体意识支配个人主义的独立自我，但是这些对控制论连接的感知，也可能提供去中心化控制和推翻等级制度所需的自适应思想。
控制论系统的发明和合法化被刻意目的所引导。该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控制和等级制度的逻辑。对可预测性、可靠性和可量化性标准的优先考虑，源于对短期收益或即时结果的渴望。讽刺的是，相比于一些燃眉之急，整个系统的生存（全球范围内系统与环境的总和）被放在了次要位置。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意识到被刻意目的所遮蔽的整个系统。当我们意识到了某件事，即意味着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控制论系统理论主要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剥削和消耗，但它无法保护人类自身及其环境。
安东尼·威尔登（Anthony Wilden）对《大富翁》这种零和游戏进行了高度贴切的观察。游戏目标是通过控制相关环境、财产和它们产生的资本来获胜。但是《大富翁》对理性、刻意目的的强化掩盖了其根本逻辑，即这“仅仅是一场游戏”。当该逻辑应用于开放的生态系统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威尔登写道：“我们通常看不到，《大富翁》对竞争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建立在逻辑与生态的荒谬之上的。假设获胜的玩家已经消耗掉所有对手的全部资源，那么确实可以笑到最后。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大富翁》的获胜者[必然]死亡，因为在游戏过程即资源的语境中，获胜者消耗掉所有资源的同时，也便失去了让自己存活的环境（再也没有其他玩家）。" [25] 格雷戈里·贝特森在他的一篇更具启示性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个发现：人只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永远无法控制整体。” [26]
大富翁桌游
控制论隐喻引发了对任何给定系统的目的和逻辑的测试，这种系统与更大的生态系统的目标相悖。在更大生态系统中，生存单元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适应性有机体，而非单细胞个体或任何将自己解释为自主性或“整体”的其他部分。[27] “越界并不否定封锁，它超越并补完了后者。”巴塔耶（Bataille）在违反禁忌和禁令中发现了越界和解放的潜力，这正是本雅明在机械复制艺术作品中发现的潜力，它以另一种形式持续存在。
控制论隐喻中包含了增强未来的萌芽。它处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型之中，该模型以部分代替整体，以模拟代替真实，以半机械人代替人类，以刻意目的代替整体系统和环境的去中心化目标。我们的任务不是推翻现有的控制论模型，而是使用它自身产生的“感知力的爆炸物”来超越其预先确立的禁止和限制。
注释：
1. The concept of the double hermeneutic derives from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sciou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especially the final chapter.
2.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by Harry Zoh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 221. Further page references from this essay are given in the text.
3. Walter Benjamin, Shriften, 2 vol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55), 1, p. 461. Translated in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77.
4. Terry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63.
5. This quote is from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Surre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3, 4 (October 1981): 559‐564, where he offers an excellent description of the confluences between surrealism and certain tendencies within early ethnography in 1920s France.
6. See, for example, the essays in Part III, "Form and Pathology in Relationship" by 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where this phrase is introduced and applied to various situations.
7. Quoted in Sherry Turkle, The Second Self: Computer and 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p. 86.
8. Steven J. Heims, John von Neumann and Norbert Wiener: From Mathematics to the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0), describes how research on antiaircraft guidance systems led Julian Bigelow and Norbert Wiener to develop a mathematical theory "for predicting the future as best one can on the basis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st" (p. 183). For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cybernetic theory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its military‐industrial origins, see Paul N. Edwards, "Formalized Warfare," unpublished ms. (1984),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9. Jean Baudrillard, "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asses" in Kathleen Woodward, ed.,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 (Madison, Coda Press, 1980), p. 139.
10. Sherry Turkle, p. 264.
11. See Laura Mu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vol. 16, 3 (Autumn 1975): 6‐18.
12. Paul N. Edwards,. p. 59.
13. See, for example, Paul N. Edwards,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synergism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ybernetics and military needs. For a cybernetic theory of alcoholism and schizophrenia, see Gregory Bateson, and Watzlawick, Beavin and Jackson's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in a systems framework in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14. John Stroud, "Psychological Moments in Perception‐ Discussions," in H. Van Foersta, et al., eds., Cybernetics: 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a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Transactions of the Sixth Macy Conference (New York: Josiah Macy Foundation, 1949), pp. 27‐ 28.
15. Jean Baudrillard, p. 139.
16. See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pp. 211‐214.
17. James J. Myrick and James A. Sprowl, "Patent Law for Programmed Computers and Programmed Life Form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no.68 (August 198): 120.
18. Myrick and Sprowl, p. 121. Some other relevant articles include: "Biotechnology: Patent Law Developm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no.6 (Spring 1983): 563‐590; "Can a Computer be an Author? Copyright 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4 (Summer 1982): 707‐747; Peter Aufrichtig,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 in Read‐Only Memory Chips," Hofstra Law Review, II (February 1982): 329‐370; "Patents on Algorithms, Discoveries and Scientific Principles," Idea 24 (1983): 21‐39; S. Hewitt, "Protection of Works Created by Use of Computers," New Law Journal, 133 (March 11, 1983): 235‐237; E.N. Kramsky, "Video Games: Our Legal System Grapples with a Social Phenomenon," Journal of the Patent Office Society, 64 (June 1982): 335‐351.
19. This case's relevance for computer software litigation is discussed in Peter Aufrichtig'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Computer Programs in Read Only Memory Chips,": 329‐370.
20. E.N. Kramsky, p. 342.
21. 214 US PO 33t 7th Cir, 1982, pp. 33, 42, 43.
22. Paula Samuelson, "Creating a New Ki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ying the Lessons of the Chip Law to Computer Programs," Minnesota Law Review, 70 (December 1985): 502.
23. Cited in Christine Overall, "Pluck a Fetus from its womb": A Critique of Curr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Embryo/Fetus,"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Law Review, vol.
24, 1 (1986): 6‐7.
24. Overall, p. 7.
25. Anthony Wilden, "Changing Frames of Order: Cybernetics and the Machina Mundi" in Kathleen Woodward, ed.,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 p. 240.
26. Gregory Bateson, "Conscious Purpose and Nature"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 437.
27. Gregory Bateson, "Style, Grace and Information in Primitive Art,"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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