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杂草丛生的精神家园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一家出版社做小编。老总是个风格诡谲的中年男人，有时候看上去深不可测，有时候又显得憨厚天真；忽而温和儒雅，忽而孤傲高冷。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经常毫无规律地在各种时间段戴着耳机练歌。众所周知，戴着耳机听歌和不戴耳机唱歌，加起来的危害都不会有他这种搞法大……
虽然他躲在自己的办公室还关着门，自以为与世隔绝，但假如你见过耳朵有点背的人，就知道他们的声音比一般人要响亮，耳朵越背声音越响——人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作为交流的标准。在耳机的蒙蔽下，老总的音量不受控制，各种不在调上的音符从门缝里挤出来，对着我们的鼓膜胡碰乱撞。
老总不唱歌的时候，偶尔会把我们挨个叫进去谈谈话。有一次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你的杂文写得不错，但还有进步的空间；去买本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读读罢，从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起。
作为一个学中文的，我对王小波和他的杂文如此后知后觉，实在羞于承认。但是这个机缘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不得不提：一是我的思维方式和作品风格都明显发生改变。二是喜欢王小波并且偏好他的杂文甚于小说，我跟老总的态度完全一致。
精神层面上合拍，相处就比较愉快。——虽然他的歌声还是不好听。
在出版社任职之前，我还在一家公司打过工，做的是行政类的事。部门领导体貌清瘦，听说是工科出身，最爱把玩一根游标卡尺。这把尺的用途有点骇人听闻：新进员工都要练习装订文件，订书针与文件纸上下左右的页边距，针体是否保持与文件底边垂直，全靠它测量。
要我把针位订得较为美观端正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怎么也经不住游标卡尺量啊。跟我一起入职还有个男同学。他开始也忍气吞声跟着做，但竟然越练越歪，终于跟领导吵了一架。当然他没赢。领导扣了他三个月奖金，并且在部门会议上严厉批评。批评大概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诠释细节控制的重要意义；二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凡事不问大小但求做到极致”品格的重大影响；第三点比较通俗易懂，说你这种毛都没干的雏货，老子两指头就能捏软你，所以最好老实点，别想着翻天。
虽然当时我们涉世未深，但也并非全无观点。同事们私下就讨论过，一致觉得虽然把事情做得精益求精是好的，但是动用游标卡尺还是有点过了。我们部门每天都有人在订文件，可是效率特别慢，没装订的散页堆积如山。工作达到适用的规范标准就够了，假如无止境地精进，那游标卡尺后面还有显微镜呢！
那位男同学的情绪则比较激动，说他看不出按个订书机算哪门子值得刻苦钻研的学问，会对企业发展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至于他的个人前途，更无需劳领导如此操心。他倒是觉得领导发言的第三点比较真诚。所以最后他总结说，这领导是个奸滑的卑鄙小人。
多年之后，我读王小波的杂文，很多篇章都让我忍不住回想这段经历。比如《智慧与国学》里那个只会缝扣子却意图诏告天下的傻大姐：
“她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烦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超级，从中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而舞之足而蹈之的那种品行。”
领导在装订技术上的自矜就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看《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
这个也很适用于我们那位部门领导——但他不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位被他整得苦不堪言的男同学对他评价的完整版是：奸滑的卑鄙小人，先扯个道德旗，再无限放大自己掌握的毫末之技，以向别人强灌观点和虐人臣服，来为自己获取某种隐秘的快感。
——我怀疑他比我先知道王小波。至于他谈到的后半部分，我后来有了新的认识。
这个男同学后来自己开了公司，变成土豪。某天他邀请我去他公司参观，中午带着几个下属招待吃饭，一问，全是秘书。他念念不忘原来的部门领导，跟我说他现在从来不订文件，但并不妨碍当老板，所以该领导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X。
他把游标卡尺的故事说给秘书们听，不过我注意到被扣奖金且被点名批评的人变成了我。我不确定他是记忆偏差还是别有深意，就干脆不吭声。
整个饭局，秘书们都一个劲地给他和我添茶，递纸巾，盛饭夹菜。我很过意不去，觉得给人添了不必要的麻烦；而且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夹菜，怕夹来不爱吃的让自己左右为难……但是男同学一本正经地跟我说，给领导和领导的客人敬菜是做下属的本分。
作为一个所谓混过体制的人，我觉得上班时间给领导打点杂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人家的时间和精力要用来处理大事要事。孙猴子那么牛逼，不也经常给唐僧拿外卖么？但是业余时间侍候领导吃饭是什么鬼？作为领导的客人，我并不觉得自己就因此丧失了基本的自理能力。
秘书们不能随便吃饭，还动辄被老板训斥。我说的笑话，也得老板笑了，她们才敢跟着笑，假如没忍住先笑了，马上就会露出恐慌的表情。印象中我的这位男同学笑点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的他长着深深的法令纹，面部线条刚硬，并且仿佛失去了笑肌，只能用咧咧嘴来表示愉快。他很挑剔秘书们的礼仪，而他自己在碗里随意翻菜，唾沫四溅地说话，商务会谈的时候只向职位高的客人介绍职位低的客人，反过来的就省了。
看着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很想快点离席，又怕他怪罪秘书们招待不周，只好坐在那里给胃乱七八糟硬塞了一堆沾着各式各样口水的食物。总而言之，这次聚会让我十分难受，后来他几次邀约，我再没有去过。
有时候，你长久地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并非有促其不朽的野心——假如有这个能力，我可能会用在自己身上。王小波的杂文让人迷恋的原因是，它仿佛一面镜子，照见作者的过去，也照见读者的现在——将来太远姑且不论。
我现在有时会把那个教导我们订文件的领导和愤而出走当了老板的男同学混淆，原以为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后来发现并非无迹可寻。他们都喜欢冠冕堂皇的信念，前者是发展观，后者是礼仪；在此基础上，他们热衷于将自己的所好极端化，用以设置别人的生活，并在别人的雌伏中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
王小波在《洋鬼子与辜鸿铭》中渲染过这种类似于S/M关系的君臣心理，为了避免被其中所涉的性话题拉偏本文的主旨，在此不作赘述。他另一篇文章里则提到人际关系中一种不受人尊重的“行货感”（行货在此指劣等货物），你我或许都有过同等遭遇。
人们大多不喜欢这种感觉甚至奋起反抗，然而并不是真正想消灭它，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的心理作怪。一旦有机会自立为王，或者说成为货主，就会反过来把这种“行货感”变本加厉地推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知识上的精英越来越多，道德上的卫士也从不缺少，唯独始终无法学会尊重人的根本原因。
要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为悲哀的事，那就是做了货主之后，发现也只是在货物链中前进了一环，倒是自身原有的自由度与幽默感，已经在一路消磨中丧失殆尽。
我如今阅历广了，对旧事也了解更多，回头再看出版社老总，比任何时候都能体会他当年的处境与压力。可贵的是，他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十分宽松自由的环境。回想职场生涯，在他手下应是我激情最满，效率最高，创造力最强，心情最愉快的时候。
因为有王小波作纽带，我对他奇特的气质有了不同的解读，觉得他就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所以猪没事学学汽笛叫，他没事唱些跑调的歌。只是因为生命安全的保障不一样，最后猪落草做了野猪，他还留在出版社当老总。
当然这些想法从字面上看有些不敬，所以从来没跟他说过。不过我觉得就算说了，他应该也会高兴。他案头有一张手抄纸，摘引自王小波：
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
这天翻王小波的文章，看到《盖茨的紧身衣》，发现里面说的未来信息技术发展，很多眼下已经实现。人文的发展不像科技发展那么快，但只要社会在进步，便有可期待的希望。
正如小波先生曾经迷惘发问：“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让我们睁开眼睛望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但他也说：“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 End ·
文字/ 云 狐
编辑 / 乔如月
视觉 / 徐铭远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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