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编者按】

“许多问题由此而来。例如，如果男女同性恋问题被忽视，分层理论将会怎样？女同性恋者的社会流动模式是怎样的？这些模式是如何与种族、年龄、宗教及其他因素交叉在一起的？如果将同性恋因素考虑在内，对市场结构分析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消费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对社会老年病学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从性差异的角度重新考虑整个的研究领域。许多社会学研究视野的狭隘程度真是令人震惊！”（斯泰恩、普拉莫，2000：163）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本系列往期内容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作者为潘绥铭、黄盈盈。

《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

作者：潘绥铭、黄盈盈

时间：2013年7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背景与介绍

第1节　权利与快乐的兴起――性与社会性别的多元化

第2节　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第3节　本书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第4节　什么人、什么话题更敏感？

第二章　主体构建的性

第1节　性道德观的革命

第2节　性欲望的主体建构

第3节　性的独处与独立

第4节　脏与耻：性的负面建构

第5节　性的心虚

第二章的讨论：性制度的情感动力

第三章　身体之性

第1节　性之酷：“性风采”

第2节　“亲密消费”

第3节　胖瘦与性

第4节　女性减肥：身体的想象与管理

第5节　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

第三章的讨论：注意身体，性的身体！

第四章　社会化的性

第1节　性的社会寿命

第2节　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性

第3节　人口流动中的性

第4节　“看黄”剖析

第5节　网上性爱与网下的性实践

第四章的讨论：性与阶级的相互建构

第五章　性别之性

第1节　阴蒂知识及其作用

第2节　性的交往与沟通

第3节　性别气质的主体建构

第4节　多元的社会性别与性取向

第五章的讨论：性，不应有别

第六章　关系中的性

第1节　爱不分先后：婚前性行为

第2节　“无性婚姻”行将逝去

第3节　夫妻爱情与“性福”

第4节　性关系中的性高潮

第5节　性行为革命：性技巧的社会禁忌之瓦解

第六章的讨论：性生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第七章　健康的性

第1节　上网与身心健康之关系

第2节　性烦恼

第3节　性病与风险行为

第4节　新毒品，新威胁

第七章的讨论：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批判

第八章　少男少女之性

第1节　性化时代的中国少年

第2节　青少年心中的性与爱

第3节　独生子女与 “单性别成长”

第4节　成年人眼中的性教育

第5节　性教育的效果

第6节　少年的性爱

第八章的讨论：未成年人的性权利

第九章　非主流的性

第1节　男人的多伴侣

第2节　女人的多伴侣

第3节　婚外之性

第4节　一夜情

第5节　多人的性行为

第九章的讨论：异性专偶制的苛政

第十章　交易中的性

第1节　非商业的买性与卖性

第2节　男客分析

第3节　小姐为什么能在 “严打”中生存？

第十章的讨论：卖淫不是性

第十一章　背景与介绍

第1节　童年的性接触

第2节　暴力与性

第3节　性骚扰

第十一章的讨论：主体建构视角的最佳例证

第十二章　论调查方法

第1节　整体真实度：减少问卷调查失真的新方法

第2节　属性变量的量化转换初探：“有条件赋值法法”

第3节　隐蔽人群的规模推算

第4节　网站调查批判

第十二章的讨论：研究方法反思

第十三章　总论：“全性”

第1节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反思

第2节　“全性”的新概念：本研究的全面设计

第3节　全性的总分

第4节　开放与保守：全性的倾向

第5节　中国性文化的走向

精选内容

第三章　身体之性 

（节选）

第5节　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

最近这些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酷儿理论的发展，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及政治主张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异性恋有时反而成为一个特别的物种。不管是参加国际性学大会或者是翻阅有关性研究的国际期刊与书籍，关于异性恋的论述已经少而又少，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议题。

实际上，当女性主义者把研究焦点全部定位于同性性行为之时，她们关于性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目的，那就是改变那些具有异性恋的身份认同的人的观点，改变异性恋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结果，异性恋被描绘为一种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的社会化选择，其生理的与自然的属性不再被提及，几乎被变成了一种完全被社会所建构的产物。

笔者不认同上述的理论趋势，因此专门写出本节，专门研究完全异性恋的女性的身体相关的问题。

（一）不谈性，哪有什么生殖健康？

自从1994年生殖健康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后，青少年与女性的生殖健康日益受到重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更加明确了女性的生殖健康的权利与女性赋权之间的关系。

但是直到目前，有关中国女性生殖健康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人群集中在：未婚女性、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女性。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避孕、孕产、流产、妇科病、性病、安全的性行为（主要是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关注的出发点主要是计划生育、健康、女性赋权。从方法学上看，绝大多数的调查是集中在某个人群、某个地区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换言之，且不论调查的质量如何，大多数此类定量调查都缺乏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本节要描述的是中国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问题，具体为：女性初潮、（害怕）怀孕、人工流产、（害怕）妇科病；并进一步分析这些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节的独特性体现在：

其一，在方法上，本节基于全国范围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而且调查在问卷设计、数据质量的把控上非常严格。

其二，本节不仅仅描述某个时间点上的情况，而且从纵向上比较了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调查的结果，从动态的角度考察10年的时间段里的变化。此外2010年的数据还涵盖了14到17岁少年的情况。

其三，在内容上，除了考察这几个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把与性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到相关分析的模型中来，考察生殖健康与性之间的关系。

其四，在理论视角与框架上，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性别框架下的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殖健康与性，也不局限在健康与医学的领域，而是在身体社会学的框架中与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来理解女性的生殖的身体与性的身体。这种身体不仅仅体现着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群体的阶层差异，也刻画着时代的变化。

本节不仅关注女性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事实性的身体事件（月经初潮年龄、流产情况、妇科病的情况），还关注女性对于重要的身体事件的体会与感受（对于怀孕的顾虑、对于妇科病的顾虑）。其中的理论假设是，基于关注女性的身体感受的理论关怀，在主体建构的视角看来，害怕疾病较之疾病本身，可能会给女性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

笔者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是1916人、2682人和3769人，总计8367人。在统计分析的时候都进行了复杂样本的加权。

（二）月经初潮与绝经：时代的产物

女性月经初潮的年龄在提前。按照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来划分，则可以清晰地看出：1990年以后进入青春期的女性是平均13.5岁，解放前就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女性则是16.3岁。在短短40年间，初潮年龄提早了近3岁。

此外，女性的更年期也提前了。虽然在45岁（不含）以上的女性中，已经绝经的比例在三次调查中都保持在68％，但是绝经女人的平均年龄却从2000年的55.74岁降低到2006年的52.88岁，再提前到2010年的51.06岁（P=.000）。

上面的表14-1说明两种情况。

首先，绝经女人的性生活频率显著地少于没有绝经的人，而身心不满意的比例却高于后者。这说明，“绝经之后就不应该有性生活”的传统观念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其次，虽然如此，但是已经绝经的女人的性生活频率的绝对值，却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10年依次增加。对于性生活的不满意的比例也在依次减少。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绝经女人开始拒绝传统观念，保持性生活，而且越来越多地从中获得满意的感受。

（三）怕怀孕：人工流产的恶果

笔者的提问是：有些女人，因为害怕自己怀孕，不大愿意过性生活。您自己在最近的12个月里，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呢？（2000年未调查此题。）

统计结果是：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经常因为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女性，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0年的8.8％；偶尔有这种情况的从11.3％上升到14.9％。两者相加，从 2006年的14.2％上升到 2010年的23.7（P均<.050）。可见，在讨论女性之性的时候，必须充分重视怀孕与避孕的问题。

女性之所以会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人工流产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把 2006与 2010两年的数据相加，上次人流的时间越近，害怕怀孕的比例也就越高。如果上次人流发生在一年之内，则因为害怕怀孕比例超过一半（52.3％）。人流发生在两年之内的，比例为45.2％。人流发生在2年到10年之间的，比例下降为25％左右。人流超过10年以上的，则更是降低到10.3％。

下面的表14-2进一步细化了不同情况下女性因为害怕怀孕而不大愿意过性生活的比例；并且分析了与害怕怀孕显著有关的诸多的社会、身体与性方面的因素。这里就不再进行文字赘述。

表注：2006年和2010年6390位女性；单位＝280；因变量：是害怕怀孕。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城乡与城市大小、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调查差异。

（四）人工流产：人工制造的健康问题

人工流产的历史比较

在2000年的时候，有过人流的只占全体女性的35.5%，到2006年增加到47.4%，到2010年仍然保持在46.0%（P=.000）。也就是说，中国女性中将近一半的人经历过人流；其比例在十年间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发生在最近两年之内的人流比例，在三个时间点上都占到女性总人口的10%左右。

与人流相关的影响因素

下面的表14-3更加细致地列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人流发生率，以及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之后，那些显著相关的因素。

表注：2006年与2010年5496位女性；单位＝278；因变量：有过人流，对照：没有过。控制变量：年龄、流动人口、职业等级、调查差异。

在诸多的社会阶层因素当中，与城市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人流可能性显著地更小，是前者的57％。收入等级最高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是58.6％，其可能性是其他较低收入女性的1.59倍。随着上学年数的增长，女性的人流可能性也增加24％。

与没有子女的女性相比，已经有子女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与发生可能性都增加50％以上。这显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

在情感方面，深爱对方的女性，人流的发生率为51.8％，发生可能性则增加51％。

在性方面，首次性行为年龄与多伴侣的情况与人流发生的可能性显著相关。自己一生中有过多伴侣性行为的女性中55％有过人流，其发生的可能性是没有过多性伴女性的1.4倍多。在认为丈夫有过外遇的妻子中，61.1％有过人流，发生可能性则是认为对方没有外遇的女性的1.7倍多。

女性的健康则与人流的发生可能性呈现为反向相关，即总体上认为自己越健康的女性，人流的可能性越小，反过来的解释亦可成立。

（五）妇科病：恐惧之害大于实际发生

妇科病的发生率与顾虑

2000年与2006年，笔者在问卷中没有设计妇科病相关的题目。但是在之后的定性研究中，笔者意识到女性在妇科方面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她们的性状况，因此在2010年修改问卷的时候，增加了妇科病的得病情况与是否担心自己得妇科病。

但是，笔者的调查只可能收集到女性对于妇科病的自我认识与报告，并没有医学检测。考虑到中国女性的妇科病意识与身体检查并不是很普及，本节实际上考察的不是这些女性实际的妇科病状况，而是女性自我感知的状况，即自我认识到的妇科病得病情况与顾虑。

总体而言，9％的女性自报自己在过去12个月里有过妇科病。分年龄来看，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得妇科的比例是最高的11.8％。

此外，有接近一半的女性（42.4％）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其中，很担心的女性占总体的8.7％，在40到49岁之间的女性中最高（11.6％）。有些担心的女性比例占总体的33.7％，在30到39岁年龄段中最高（42.4％），其次是18到29岁的女性（40.0％）。

妇科病发生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笔者在表14-4中分析了上年有过妇科病的发生率以及与其显著相关的若干因素。

表注：2742位女性；单位＝99；因变量：上年有妇科病。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流动人口、城乡差异、职业与收入等级。

从表14-4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情况。

首先，任何一种社会分层对于女人在上年内患上妇科病的可能性，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因此在表格中省略掉了。这说明妇科病是女性中的普遍现象。

其次，如果有过性病，会使得女人妇科病的可能性增加4.6倍；有过人流则增加可能性70％。所以这些都应该属于女性的生殖健康范畴。

第三，在双方关系中，亲昵、爱情与观念开放都增加了妇科病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越是关系好的男女，各种禁忌就越少，结果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

第四，性生活越多、对方越是有性高潮，女性的妇科病可能性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出于以上相同的原因。

第五，女性的性障碍每增加1分，妇科病的可能性就增加1倍，但是集中于少数情况（障碍的种类数减少）。

当然，统计结果都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上述的某些情况反过来解释也是可以成立的。

得妇科病的顾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在笔者的调查中，除了自报得过妇科病的女性之外，还有占总体42.4％女性，虽然没有得过，但是担心自己会得妇科病。

下面的表14-5列出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与妇科病顾虑（包括得过妇科病与担心自己得妇科病）显著相关的那些因素。

表注：2010年3191位女性；单位＝97；因变量：上年担心妇科病。控制变量：年龄、上学年数、流动人口、职业与收入等级。

居住在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的女性得妇科病方面的顾虑相对要小一些。这显然来源于大城市的女性卫生状况更好。

身心健康与妇科病顾虑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自认为比较怕老”增加了产生顾虑的可能性，应该是由于这样的女性认为患上妇科病就必然会变老。反之，“喝酒”与“总体上认为自己健康状态不好”却减少了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喝酒的女人与那些健康已经不太好的女人，反而不那么在乎妇科病。

在性方面有5个因素与产生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的“在婚或同居”、“自己被勉强过性生活”与“自己在童年遭遇过性接触”这3个因素，很可能是因为被认为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所以才会增加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但是“女性认为性生活的次数已经够了 ”这个因素，却很可能是反过来因为女性存在妇科病的顾虑，才这样认为的。

此外，“男方使用的性技巧种类较少 ”却会减少妇科病顾虑的可能性，可能是因为遇到这种情况的女性认为，性技巧少一些更加不容易患上妇科病。

（六）性与生殖、身体与自我的双重相互建构

身体是自己的，女性的怀孕、分娩与哺育都发生在这个身体上，而这一切又都是运用自己身体所进行的性交所带来的。这就迫使女性不得不思考第一个问题：性与生殖，孰轻孰重？

在传统的中国，这个问题被“女性的生育工具化”给彻底湮灭了。女人被规定为“为了生孩子，才过性生活”。时至今日，一部分女人以“为了性生活，可以没孩子”来反击传统；但是大多数女人则是采用“时间差策略”来应对，就是“该性则性，该生则生”。可惜，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如此得心应手，因此才产生出本节所述的种种不良情况，尤其是“因为怕怀孕而逃避性生活”的比例，“曾经 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在中国女性中居然如此之高，令人扼腕不已。

按照社会生物学的本质主义的解释，这是身为哺乳动物的女性的必要的代价与不变的宿命。可是人类的历史实践早已证明了这种理论的荒谬：层出不穷的、日新月异的、方便实惠的各种避孕手段，其实就是女性自主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而这一事实将会继续建构出全新的女性。

尤其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雷厉风行了整整30年，已经超出了当年所承诺的期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国策”，中国女性中的人流比例怎么会这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对怀孕充满恐惧？这才是纵无古人、横无同伴的中国特色。离开它，任何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议论（例如把婚前性行为或首次性行为的年龄与人工流产做直接的因果关系解释）要么是“脑残”，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正因如此，中国女性如何解读与处理自己的性与生殖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的建构，而且必然是最直接的建构社会。

时下的中国女性不得不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身体与自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女为男用”的规训抹煞了对此的一切思考。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女人的身体只不过是男人的性玩具。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已经敢于实践“身体写作”与“身体表达”甚至“身体政治”。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女性却是“方离虎口，又入狼穴”，被以“盲从减肥”为代表的时尚所吞没。

美国女权主义的启蒙教材就是1974年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y, ourselves）》。它强调的就是：女性需要建构自己所需要的身体，而不是跟着男人或者医学亦步亦趋。

本节所呈现的统计数字也揭示出：其一，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女性超过40％，远远高于报告自己得过妇科病的比例；其二，自报得过妇科病的比例，远远低于检测出来的妇科病的实际患病率；也就是很多女性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了。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目前为止的中国临床医学中，还没有意识到“妇科病”的定义其实也来自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体验与感受，来自 女性自己对于“妇科病”的认识与理解；更没有将之纳入医学知识之内。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女性仍然缺乏“我的身体我作主”的自觉，因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无法把女性的自我加入到医学之中。

“性与生殖，孰轻孰重”与“身体与自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融汇起来，就成为第三个更整体化的问题：在自己看来，女人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女人的双重相互建构，既包括建构自我，也包括建构社会；既包括建构出新的性与生殖，也包括建构出新的身体。

笔者不才，不仅无法给出结论，也无法做出预测，只能是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明天。

说到底，不仅女人，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切跨性别的、非主流的 、被社会标定为异类的人们，一切“反常性行为”的实践者们，早早晚晚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才可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才可能有未来。

第三章的讨论：注意身体，性的身体！

作为性社会学家，笔者既反对“生物因素决定论”，也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因此才在性研究中提倡“注意身体”。不仅应该注意社会化的身体，也必须注意物质的身体（material body）；不仅关注健康的身体，更要研究“性的身体”（sexual body）。

（一）社会科学界的“身体转向”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提出了“身体转向”的问题，即提倡社会科学要关注通常被归为生物医学领域的身体及其问题。

在国际上，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身体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集中于身体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文化性与政治性的各种特点，而对于身体的生理特性与物质特性通常不屑一顾。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逾越的身体”的思想，提倡不要继续使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身体的生理性与社会性以及物质性与文化性。研究者应该在不丧失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敏感性的前提下，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物质的身体。[1] 在这种思潮下，脑死亡、器官移植、养生、妇科等身体问题开始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

（二）性，作为一种身体技术

性、社会性别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紧密相连，但是不能划等号。身体，可以被理解为性行为与性实践的物质基础。性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身体技术。[2]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问题也在身体表达与表演的框架下被研究者大加讨论。但是，从研究的圈子与讨论的议题来看，性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尤其是关注LGBTQ方面的社会性别内涵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独立性。

与身体研究的脉络相似，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性与社会性别也历经了从生物决定论（性的惟科学主义思潮），到关注性的社会文化特征（性的社会文化模式），再到关注性的社会建构、性与性别的政治。[3]

最近几年以来有学者开始反思：进入90年代之后，我们似乎只谈性认同、身份政治、性政治，而对于性关系、性行为与性生理反而都不谈了。[4] 似乎一谈性生理，就会被贴上生理决定论的标签；一谈性行为，就会被扣上客观主义的帽子。[5] 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些反对话语霸权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们想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不是的。

我们需要把性行为以及性赖以存在的物质的身体重新纳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尽管不同学者的关注点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性关系、性行为、性心理，甚至性实验这些被归为“传统”范畴的性研究不应该被遗弃，更不应该主动出让给医学与生物学界。反之，只有在这一类“惟科学主义的根基”中分析出社会文化的作用，发现当事人这个主体的建构机制与过程，我们所主张的社会建构论才能够获得“合法性”，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所要挑战的只是在性这个问题上的惟生物决定论与本质主义倾向；我们所要建设的是更加多元的分析视角；我们所要拓宽的是性行为的多元化，而不仅仅是阴茎插入论；是性欲望的多元表达，而不仅仅是受到正统的性别或婚姻等各种制度束缚的结果。

本书最后所论述的全性的研究框架，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产生的。此处暂不超前论述。

（三）寻找“性的身体”

身体有很多面向。它可以是无性的，也可以是性感的。就像“谈性”，有人是否定地谈（sex-negative），有人则是肯定地谈（sex-affirmative）。

作为提倡正面的、积极的sexuality理念的性社会学研究者，笔者致力于挖掘主体的“性的身体”。这种性的身体，在某些意识形态与性制度的管控之下，经常处于被掩盖、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境地。

以女性之性为例。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就分析过，相当一部分被社会标定为时尚前卫的城市白领女性，在谈及自己的身体想象时，首先会从身材（美感）、健康、气质的角度来关注身体，只有少数人会主动谈及自己的性感的身体、风骚的身体、有性吸引力的身体。[6] 这是因为，在长时期的压制女性之性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被规训为不应该主动表达自己的性，甚至不应该主动展现自己的身体。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西方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口号。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身体了；只不过我们可以安全地谈论美的身体或者健康的身体，却不能公然讨论性的身体。如果女性公开展现自己的性感（例如车模们与裸模们）、公然表述自己多元的性关系（例如木子美们）、开诚布公地谈论性感受与性技巧（例如诸多的女网民们）、堂而皇之地出卖自己的性（例如小姐们），都仍然被标定为“有伤风化”。

研究者们的境遇如出一辙。揭露女性被压迫的身体，比如性暴力、性骚扰，就是“很有意义的”；可是研究性技巧、性行为的学者们则被认为“下三滥”；性病、艾滋病等议题“很重要”，但是性快乐的话题则被称为“拖文明的后腿”。

总之，性的身体不仅不上台面，而且饱受鞭挞。

性感的女性身体，直接威胁到良家妇女们的家庭安全感。因此，那种无惧于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豪爽女人们为社会所不容。[7] 即便是声称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提倡女性自主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们，在面对豪爽女人们的时候，也开始反目相向。也正是因为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女性主义阵营出现了分裂。激进派女性主义与良家妇女（良妇）的女性主义在妓女、女同性恋、色情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8]

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几年，中国的（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们慢慢开始关注女同性恋的议题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宽容与理解。可是，她们在小姐这个问题上，依然是“顽冥不化”，在色情问题、传统婚恋制度的问题 上则更是退避三舍。换句话说，异性恋女性的主流文化最不能容忍的，其实并不是异类（比如西方文化），而是异端，就是同类人群中的那些违规者（比如“小三儿”）。因为这直接刺激了她们顽固而脆弱的神经，直接威胁到她们的情感安全，甚至直接危及她们的身份地位乃至生存价值。

实际上，在性这个问题上最能解放自己的、最能获得快乐的、最有空间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恰恰是那些五彩缤纷的豪爽女人们，恰恰是被主流文化加以边缘化的那些性的少数人群（比如LGBTQ、性工作者等）。反之，受束缚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可怜的，恰恰是主流性文化的遵循者，而其拥护者则受害尤甚。这种“为规矩而生而死”的“良妇”们，有很大概率会忘却自己的身体感受，甚至根本就是从来没有过任何体验；因此也就有很大概率被标定为“性冷淡”。

因此，笔者从来也不担心那些性的少数人群的性快乐，因为她／他们身体力行，自得其乐，一往无前，做为人师，动若先锋。笔者恰恰替那些因为各种制度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掩盖甚至压抑了自己“性的身体”的主流人群担忧。也正因如此，笔者在深刻感受性政治与性压制的同时，致力于寻找个体作为主体的性的身体。尤其是在那些被主流制度所规训的大多数女性之中。

笔者深知，这种寻找极具挑战性与革命性，但是，生若如是，何憾之有？

注释

[1] Lock & Farquhar, Beyond the Body Proper：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Duke UnivPress,2007.

[2] 莫斯等人（原著），蒙养山人译：《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3] 这部分内容请参考 Vance, C .S. 1991, “Anthropology Rediscovers Sexuality: A Theoretical Comment.” in Richard Parker and Peter Aggleton, Culture, Society and Sexuality: A Reader (1999).London: UCL press,.

[4] 著名的性人类学家Richard Parker在2007年秘鲁的“性、文化与社会”国际会议上，着重提到了这一点。

[5] 在当下中国，并不是没有性行为的研究；相反，在艾滋病与性病的框架下，这类研究非常多。但是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在社会建构思潮指引下的研究者中，似乎正在向这样的道路游走。参见本书第2节。

[6] 参见黄盈盈：《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7] 参见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文化出版，1994。

[8] 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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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研究 | 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经验研究》

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潘绥铭等《性，研究ing》

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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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王沫 祝璞璞

图文编辑：陈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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