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虹霓关》东方氏的再嫁
刘乃崇，天津杨柳青人，著名戏曲理论家、评论家、收藏家，幼嗜戏曲，见闻颇广，阅戏极多，与梨园名宿王瑶卿、荀慧生等及各地方戏曲名家相交深厚。编辑《新戏曲》、《剧本》、《戏剧报》，兼事戏曲评论，佳文频出。著作等身，见闻广，戏极熟，有“问不倒的戏包袱”绰号。
最近，许多同志对京剧《虹霓关》交换了意见，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对这个戏也有些不很成熟的看法，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虹霓关》的内容，主要写的是东方氏夫死再嫁的故事。这个戏的第一场，开始介招了她与她丈夫辛文礼之间的关系。辛文礼将要出关与瓦岗军交战，预感到自己有可能战死沙场，就对东方氏提出:“夫人可记得西施的故事？”意思大概指的是传说中西施在吴王夫差死后竟随范蠡泛舟五湖而去的事；也就是说，怕东方氏在自己死后另嫁旁人，不能为他守节。只这一句话，就激得东方氏赶忙跪下盟誓:“若把夫妻恩情忘，三尺青锋一命亡。”看来辛文礼是对东方氏表示了不够信任，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一点就认定东方氏一直是在丈夫压迫下委屈生活的，因此她们夫妻的感情一定很不和睦。虽然在封建社会里，妇女们是受到夫权压迫的，我们反对这种夫权制度的社会，同情古代妇女们的苦痛，但是也不能凭这一条概念，就可以把封建社会里所有的夫妻关系都看成一个模样，也不能说一个做丈夫的对他妻子表示了一点不信任，就可以肯定这个妻子与她丈夫有很大矛盾。辛文礼与东方氏这对夫妻之间是不是有很大的矛盾，东方氏是不是对辛文礼有什么反感，从这里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出来。还要继续看一看下面的戏怎样发展，才能比较全面地看清东方氏与辛文礼夫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梅兰芳、朱桂芳之《虹霓关》
辛文礼出兵交战，果然被瓦岗好汉王伯党暗箭射死。东方氏一闻恶耗，悲痛不巳，“好似钢刀刺胸膛”，马上哭祭灵堂，拜请众将协助，树起“替夫报仇”的大旗，誓师出征了。这一段感情描写，与她刚才所做的不忘夫妻恩情的誓言实是一贯的。通过她的行动与她的宣言，更看不出她对辛文礼有什么反感了。东方氏到了两军阵前，急于会见王伯党，可见她要报夫仇的迫切心情。可是一见到王伯党，一看见那英俊美貌的少年英难，她的感情立时就出现了一个急遽的变化，短短的时间以前的誓言、悲痛、决心、仇恨都烟消云散，马上变成了向王伯党提出:“你若是弃瓦岗将奴归降，我与你做夫妻地久天长。”
然后，她擒回了王伯党，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要嫁抬他，于是她就再也不提报夫仇的话了，甚至认为辛文礼死得是“命该如此”。后来索性用答应献关投降来求得王伯党同意与她成亲了。看了戏里对东方氏的这些具体描写，就不难发现，原来前面从盟誓到哭灵到出征，不过是做为写她临阵变心的辅衬的。
她与辛文礼夫妻之间也许是有些矛盾的，感情也许是有些不够融洽之处，但是在戏里并没有着重地写，而突出写的正是她们夫妻之间没有多大的意见，却有一定的感情这一点。戏里所强调的显然是她由对辛文礼的感情一变而为对王伯党的感情，剧本的艺术描写和演出的艺术形象，很着力地写出了这一点，而且是用极为夸强的艺术手法来突出讽刺这变化的。这正是剧本的中心所在，是对东方氏的描写的主要之点。
尚小云之《虹霓关》
一个女子在丈夫死后又爱上了别人，我们认为这是她应有的自由，应有的权利，是不应该加以反对的。相反，应该反对的倒是要求妇女实行三从四德、守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虹霓关》是一个描写寡妇要求再嫁的剧本，是不是用这一条道理就可以完全说明这个剧本的好坏呢？我看还不是这样简单的，因为戏里所具体讽刺的是一个寡妇在要求再嫁的时候的具体表现，我看只能对它来做番具体分析。
东方氏这一个寡妇在丈夫死后要去再嫁的行为是具体的：前响，丈夫死了，她还“心似刀绞两泪汪”，咬牙切齿地要去报仇，可是大概还没到下午，一看见杀夫的仇人容貌出众，就笑逐颜开地追求起来。剧本是集中讽刺了东方氏的这一些行为。我们看到她这样的行为，也会引起对她的讪笑，也会觉得在她夫死再嫁的具体行动中所表现出的风格是很不高的。我们不主张责备她在丈夫死后再嫁别人，却也不能因此就不同意对她在这一具体行为中表现出如此的风格做一些讽刺吧！《虹霓关》的作者也应是一个封建卫道者，他选取了这样一个夫死改嫁的情节来讽刺东方氏，但是事实上他所着重描写的，却是她在夫死改嫁中的具体表现；我们认为他所讽刺的东方氏的这一表现，是可以讽刺的，当然并不等于我们也有封建思想，并不等于我仍竟赞成那主张寡妇不能改嫁的封建礼教。曾经也有人看到《铡美案》里肯定了包公这样一个统治阶级人物的正义行为，就断言这个戏是歌颂统治阶极的。难道《铡美案》也应该否定吗？其问题正出在不从具体的生活描写出发来看待一个戏，而是只抽出概念的道理来推论的结果。
我想，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要具体地分析，才能找出一个戏的意义所在。一个戏总是只能描写某一些生活的具体现象，在其中表示出对生活的某一些具体态度，不一定必然要从中得出对待生活的一般道理。《虹霓关》没有表明一般的寡妇可不可以再嫁的道理，正像《铡美案》没有说明一般的封建统治阶极应不应该打倒一样。剧本里写的是这一个人的这一行为，表达的是这一思想，怎么一定能扯到所有的同类的人身上去呢？东方氏是一个具体的人，做的是具体的事，她也是一个典型，有其代表性，但并不能把她作为所有的寡妇的代表。在寡妇中有她这样一种典型，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典型，她们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行为和具体思想；只有在东方氏身上，才能看到那种为人所不齿的感情变化，那是在卓文君身上看不到的。我们不能抓住寡妇有改嫁的自主权利这样一条道理，就拿来把所有讽刺寡妇要求改嫁时表现出的某一缺点的戏都否定掉。不能说每一个要求改嫁的寡妇，不管其在要求改嫁中的具体行为如何，都必须是被肯定的形象；不能说一个戏讽刺了寡妇就一定不好，必须要看在这个戏里究竟是讽刺了、否定了她身上的哪一点，而这一点是不是应该讽刺、应该否定的。
言慧珠之《虹霓关》
另外，也许会有人看到东方氏在丈夫死后一心爱上了王伯党，而没有得到对方的爱，感到这个妇人是值得同情的。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个戏里写的是东方氏在要求再嫁王伯党这件事中具体的表现，是讽刺这种表现的，王伯党爱不爱她，不是什么主要问题，她得到或者得不到对方的爱，也并不能左右她的这种表现应不应被讽刺。
东方氏爱上了瓦岗好汉王伯党，一心嫁给他，甚至为了爱情献出虹霓关，使瓦岗军轻巧地占取了这一不易攻取的关隘，这个人倒向起义军一方，并且立了功，看来是应该得到人们肯定的了，但是我认为也并不能因此认为她在夫死再嫁中的表现就不应被讽刺。东方氏爱王伯党，并不是因为看到瓦岗军是正义的一方，而是看中了王伯党的英俊美貌，人们看不起她那一会儿爱这个、一会儿又爱那个的性格，着不起她那不很高的风格，并不能因为她是要嫁瓦岗好汉而改变。正如潘金莲要爱武松、潘巧云要爱石秀，虽然武松与石秀都是英堆，后来又都上了梁山，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这是潘金莲和潘巧云进步的表现。
至于她终于降了瓦岗，反被王伯党杀死，是不是有损王伯党这一瓦岗英雄的形象呢？我们不能以今人的思想去要求古人，认为王伯党杀死已投降了的东方氏是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我们的缴枪不杀，立功受赏的政策，王伯党是不懂的。他这样做虽也不大好，但也不能被认为是丧失了他的政治立场，他仍不失为是一个英雄。戏里如何对待他呢？听荀慧生先生说，在过去演这个戏，王伯党杀死东方氏、迎瓦岗好汉进关之后，秦琼认为他不该诈亲骗关、杀死东方氏，先责打了他八十军棍，但又因他终于取得了虹霓关，然后又为他庆功。这样处理，比较起来，比演到王伯党杀死东方氏就结束要好得多，因为这样可以说明瓦岗是光明磊落、赏罚分明的。我认为描写瓦岗有这样的纪律还是很好的，虽然他们的具体做法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一般演出这个戏，不演王伯党杀死东方氏一节，只是演到王伯党假意允亲、东方氏传令献关投降就打住了，是不是可以呢？我觉得这样演法，对东方氏这个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是完整的，这样演法也可以。这个剧本主要是写东方氏夫死再嫁的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把这写出来了，观众已经可以对这个人物表示自己的态度，不一定非要写出她的结果如何。
不喜欢东方氏这样的朝三暮四的性格，当然也并不一定就是赞成她有顽固到底、一直反抗瓦岗的性格。坚决反对瓦岗的人，像《打登州》里的杨林那样，当然是属于政治上反动的人物，我们是不会赞成他的。东方氏与那样的人完全不同，戏里没有批判她的政治行动，而只是讽刺了她的生活态度中风格不高这一点，这不是政治上的问题，不是从政治上否定她。我仍要突事求是地对待每一个戏，研究每一个戏的主题何在，不能把《虹霓关》也看做一出描写政治斗争的戏，它是担负不起这样严重的主题的。
毛世来之《虹霓关》
对于一个剧目的分析，应该着重分析剧中所写的主要问题。政治事件是重要的，但有的戏主要写的是政治事件，有的戏里并不是把政治事件做为主要部分来描写的，因此对后者不能认为只研究戏中写到的政治事件，就可以对那个戏做出结论来。比如《贞娥刺虎》就是写贞娥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性的行动的，孤立地写她如何不避艰险、有胆有识，是看不清其本质何在的，因为她全部行动、全部思想里都贯串着政治色彩。可是《虹霓关》并不如此，东方氏与瓦岗从战争到和平是很重要的事件，可是戏里着重描写的不是这个，而是写东方氏在婚姻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单谈瓦岗起义军攻打虹霓关和占据虹霓关的是非（这个戏对这一点的描写也是没有什么缺点的），并不能把这个戏主要描写的内容概括进去。
如果有的作家愿意把这个戏改得有更高的思想性，比如说，把它改成歌颂寡妇为了求得改嫁而进行斗争的戏，或者再把东方氏爱上了王伯党与她因为看到瓦岗起义的正义性而归降联系起来，使这个戏里每一事件都涂上一层政治色彩等等，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改的时候，剧中原有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情节、结构、台词、表演都需要重新设计、另做安排，完全借用原来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然不可能表达这新的内容。当然这新改出来的戏，将成为另一个戏了，它也许可以有较高的思想内容，可是它代替不了《虹霓关》。
我们必须对每一个戏曲传统剧目进行新的评价、新的分析，使我们对每个剧目都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发扬其中任何一点有益的积极的因素，使其中任何一点好的艺术描写得到保存和发展，务求去掉其中不好的消极的东西，这就是应该做的推陈出新的工作中的一环。但是并不是要把每一个戏的主题思想都随自己的意来改动或提高，不是可以轻易地把原有的比较成功的艺术典型任意改动而使之受到损害。像《虹霓关》这样的戏，虽然只是表现了一个生活上的小问题，可是它以巧妙而有力的艺术安排塑造出了东方氏这样一个艺术典型，这一典型，在今天也不是无益于群众的，因此，这个戏应受到重视，应该让它与那些意义比较重大，诸如歌颂农民起义的斗争，歌颂婚姻自主或寡妇再嫁的斗争等等剧目，共同活在舞台上。
（《上海戏剧》196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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