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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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坚在《戏曲研究漫说》（收入《吴石坚戏曲论文集》）一文中，说到周信芳陪盖叫天演《史文恭》中的卢俊义，陪杨宝森演《搜孤救孤》中的公孙杵臼，都是不排戏，台上见，不知他何时学的，跟谁学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说的台上。待把全文读完，则发现在台下，周先生似乎也是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比如。吴石坚问周：“有人说你是‘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你以为如何？”他回答：“我不理解。”这样的回答，颇令人惊诧，弄得我们倒是有点儿“不理解”了。吴石坚与周信芳所谓“同桌共事，一晃十年”（吴文中语），当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那是什么时候？“现实主义”的徽号，在文艺界如日中天，谁能荣膺佩戴，不说是走红时髦，至少是顶着了一把有相当系数的“安全伞”。可我们的周先生呢，不但不感激涕零，反而不领情，来了个“不理解”！他不理解什么呢？以一贯进步的周先生度之，这不是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吗？
周信芳之《别窑》
又如，吴石坚又一次问周：“你是怎样塑造那么多人物形象的？”他笑一笑说：“‘塑造人物形象’，听起来是个新词，挺唬人的。其实我们唱戏人，早就说得不要再说了，‘扮相扮相，扮上就像’嘛！话剧叫造型，京剧叫扮相。关门闭户掩柴扉，一个意思三样说法。洋说法比土说法吓人。我悼念鲁迅先生时，他说的那个‘假洋鬼子’们，老是在我面前吓唬我，他们欺人太甚。”
说到这，周先生还动气了。在京剧界，像周先生这样一级的人物，以我们的印象，他是最开放，最能接受新事物的一个；可这里，却是对“塑造人物形象”这类“新词”、“洋说法”大不以为然，反倒还是认同“早就说得不要再说了”的“土说法”——“扮相”，这不也透着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吗？
再如，周先生以《打严嵩》为例，说：“邹应龙的形象不是我开创的，但到了我手里，便成麒派了。戏如其人，戏是我弄的，当然像我，我和别人不一样，就独树一帜了。”他又说，“马连良用马派艺术演宋士杰，马派宋士杰的形象，就归马先生塑造了；我用麒派艺术去演宋士杰，麒派宋士杰就归我了。”他还说，“余叔岩的戏中人，就是余派形象；马连良的戏中人，就是马派形象。”
周信芳与马连良
似乎又不对了。照我们的理解，于流派与角色二者之关系方面，像周先生是格外强调要演人物的：这里却又特别申明，“戏是我弄的，当然像我”，似乎更能让我们“抓”住他的一点“龙尾巴”了。
我注意到，周先生在这里，所以能“见尾”，与其对象怕是有关系的，即因于吴石坚——在吴面前，他可以“又激动了”，进而“情绪又来了”，及至“发出怒声”！然而，一旦“旁边有人”，瞬间便会“一言不发”，甚而装作“若无其事”。看来，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是周先生有难言之隐。吴石坚与他“同桌十年”，相知相随，才有此隐衷之坦陈，道性情中语，诉肺腑中言。
实在说，吴石坚也能刨根问底，出“难题”，也才有了周先生的真知灼见。
比如，关于梅兰芳与欧阳予倩，曾有“南欧北梅”之誉，吴曾提出“梅欧两位相媲并美了。为什么欧戏不传，梅戏大传”如此“尖锐”的问题。周先生则高屋建瓴，概括为，一者（即梅）是“定型定格定品”；“有较为稳定的梅词、梅调、梅步、梅指、梅形、梅韵”。一者（即欧）是“不定型、不定格、不定品”，“一场一个样”。前者好学，印象深刻，学者遂众；后者只觉眼花缭乱，却莫衷一是，捉不牢，很难学。并归纳为“无格不成范，无范则无徒，所以欧派戏不传”。
周信芳、欧阳予倩之《潘金莲》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当今的剧坛，新时期以来，新戏如潮，却不见有传，是否因于“无格无范”呢？更想到，有当红之大导演，声言“一戏一招”（倒类于欧派的“一场一个样”），标榜“不重复自己，不模仿别人”；这无异于表明没打算传，故其戏不得传，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幸的是，这种“不重复”的新论，倒是得传，成为理论“根据”，岂不可悲！倘是周先生活到今天，再宣传他的“定型定格定品”论，怕也是要被目为守旧、落后的。
关于这个话题，周先生还有十分深刻、却又浅显的议论，照他的说法，即是“如同一层窗户纸，一戳就破”。什么呢？这就是“不是我开始塑造的”——他讲的是人物形象——别说是创作的新戏，如《华丽缘》中的人物形象，《再生缘》的作者，早就把他们营造定型了，更遑论传统戏，如萧恩，如宋士杰，如邹应龙，均为前辈创造。他只是“一学、二演、三琢磨”，最后便“归我了”。这就是说，周先生在承继、创新的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从不自我作古的，而力求有据有本。其实，这是很合算的“买卖”，周先生创新的成功率高，要窍即在于此。有“来龙”，方有“去脉”呀！一味“自我作古”，总有“新招”，谁认您哪？终究是没有了“招”。
周信芳之《华丽缘》
这又说到周先生的另一不易之论，所谓“观众做主”：“戏是好是坏，戏传与不传，不由你个人做主；戏上座不上座，不由你做主？谁做主，观众做主。”联系今天的剧界实际，接着周先生的话，我们这里不妨延伸一下：戏的好不好，传不传，上不上座，既不由专家投不投票做主，也不由您得不得奖决定。
沿着这个话题再往前推，则又不能不再引周先生之不刊之论：“照成规走，无心插柳柳成荫；超越成规走，有心栽花花不发。”这话就算说到头了！“成规”是什么，照字面讲，即已“成”之“规”。按周先生所讲，照不照这已“成”之“规”走，其结果是大相径庭，一则“成荫”，一则“不发”，而心态如何，“有心”，还是“无心”，又大有干系。看来，在这个大是（则“成荫”）大非（则“不发”）的问题上，还是老老实实的为好，照成规走吧，别先自“花”了“心”，以为“人有多大胆”，就一定“地有多大产”，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当年京剧兴旺的时候，是这样；如今京剧困难的当口，更是如此。
从吴石坚的笔下，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周信芳，一个有性情的周信芳，而不是那种单面的周信芳，概念的周信芳；尽管那些“不见尾”的“神龙”之处，是因吴石坚先生才得见识的。
这又让我想到，在特殊的年代，有如此之隐衷，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怕不止是周信芳先生一人吧？是否还能有更多的“吴石坚先生”加以披露呢？
（《艺坛》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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