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偶虹忆《红灯记》：“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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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者听到有人低声吟唱或引吭高歌自己所编的剧，心情是兴奋的。因为透过这样的现象，说明自己的剧作，已然普及于观众之中。但是也有例外。
1963年，为了参加 1964 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我与阿甲合作改编《红灯记》，阿甲兼任总导演。数易其稿，粗具轮廓。不意彩排之日，演到“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李铁梅尖叫一声“奶奶！”祖孙紧紧偎抱，台下观众似乎不自觉地爆起热烈的掌声，有人还暗暗拭泪。以后各场，迭有效果。
戏毕，遇到昆曲名家白云生，他走近对我说：“在我看到的现代戏中，只有两出半算是成功的，《红灯记》就是其中之一”。以后，就时常听到有人低哼李奶奶唱的那句“……铁梅呀！你不要哭，莫悲伤，要挺得住，要坚强，像一个铁打的金刚 !”或笑念鸠山那段〔扑灯蛾〕：“这一阵气得我眼发花来头发胀……”，这些直接或间接的鼓励，我们的心情无疑是兴奋的。
李少春之《红灯记》
哪知倚伏之数，祸根内隐。江青野心勃勃，正想篡夺《红灯记》的成果。每次演后 , 她总是“鸡蛋里挑骨头”，没碴找碴。硬说“痛说革命家史”的结构，应当沿用传统戏的方法：先讲家史，后说姓名。我当时以环境不同，应当改变传统戏《双狮图》《断臂说书》的手法来辩解。她无言可答，只好以“先演下去再说”自打圆场。
但是她已愤恨在怀，便语夹冰霜地怒指“刑场斗争”的李玉和，为什么不唱静场的“导、碰、原”？并恶狠狠地“教训”我们编剧者连“导，碰、原”都不懂！还算什么编剧？！实则我是故避窠臼，为李玉和的出场，先设计了一支〔新水令〕，表现他的昂扬斗志。把〔二黄慢板〕、〔三眼〕、〔原板〕等大段唱工，安排在后面母子、父女相见之时。我听她提出这样的一般改法，心里好笑：“如此改来，岂不是‘凿圆方竹杖’了 !”
这句话，我无心流露出来，辗转传入江青之耳。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剧坛，江青便唆使她手下的喽 ，开始批斗我和阿甲。同时，李少春也因反对过李玉和独唱“导、碰、原”，被关进牛棚。
李少春、高玉倩、刘长瑜之《红灯记》
在批斗期间，江青三番五次传下“指示”，《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如奉“圣命”，诚惶诚恐，遵“旨”照办。其实，所谓“指示”的内容，不过是些鸡毛蒜皮，什么李铁梅扎辫子的红头绳不够鲜艳，应当到鲜鱼口的绒线店去买 ；什么李铁梅衣服上的补丁，应当钉缀在肩头和肘下 ；什么鸠山所念的〔扑灯蛾〕过于庸俗，不许再念……还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句对白，不够准确，理应改正。大家想了“鸠占鹊巢，理无久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等十几句，都被驳斥。我偶然想到《左传》上那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惴惴奉上，才被“恩”准。实则这句对白也不够准确，勉强拼凑而已。当时的我，已不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而是“身为阶下囚，衔冤鲠在喉”了 !
在江青的淫威下，《红灯记》已成为她攫夺的所谓“样板戏”之一，为了宣扬她那自封为“旗手”的功绩，勒令人人唱样板戏，处处唱《红灯记》，于是“提篮小卖拾煤渣”、“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十七年风雨狂怕谈已往”等唱段，大街小巷，朝夕传来。我们听了，如芒刺背，如剑刺胸，掩耳避之而无术，那还有什么兴奋的心情，只有不寒而栗的惊恐。
刘长瑜之《红灯记》
事隔二十年，今天再闻其声，使我从回忆中引起怀疑：《红灯记》的改编，是我和阿甲殚思竭力地为京剧现代戏稍尽绵薄，成功与否，姑不置论，但是使编剧者闻其声而厌其剧，是《红灯记》剧本本身有罪，还是《红灯记》背后的阴影，制造出不易磨灭的恐怖氛围，直到二十年后，还是阴魂不散，仍然散发着森森鬼气呢？
（《翁偶虹看戏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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