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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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介
自2019年12月起，CJS隆重推出热点文章专栏【掷地有声】，特邀作者以语音的形式为大家介绍其研究背景、所用数据、论点、研究结果、相关的调查/田野趣事等，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资料。
第十期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王程韡老师介绍他与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硕士研究生杨坤韵合著的文章“Enterprising and lost: Professional lives of programmer interns”。这篇论文刊于CJS 2021年第2期，pp.252-279。
作者简介
王程韡，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研究兴趣是医学史和医学人类学、信息社会与数字人类学、科学技术的话语和记忆史、STS理论与方法论。相关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学研究》、《社会》、Medical Anthropology、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Ethnography等中外文期刊上。
杨坤韵，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音频文字整理版-
CJS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老王”，名字很复杂的那个《河豚》（小编注：《正是河豚欲上时》）的作者。很高兴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程序员实习生”研究背后的故事。
研究缘起：对实习生的思考
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程序员实习生。本科大三的时候，按照我所在的电子工程系培养计划的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必须取得暑期实习的学分才能够顺利毕业。所以当时的实习是不给钱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书本学习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做到了，就用了短短三周的时间。在实习单位，我们接触到的平台和语言都是全新的，我自己也是成功抱到了“大腿”才勉强过关。实习以后，同学中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决定毕业以后马上工作的，开始尝试自行寻找更多的实习，以积累经验；希望继续深造的，恨不得对实习敬而远之——像我，更是由此决定弃工从文。
可时代变了，现在几乎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想着实习。学生们告诉我，是否允许学生在学期间实习，甚至成为了大家选择导师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条件。但他们也告诉我，现在的实习待遇并不怎么好，和正式工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每天就只有一两百块钱的餐补；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凌晨两点下班，独自骑车回到宿舍，五小时左右的睡眠”，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奇怪，这个世界怎么了，正巧2016年杨坤韵同学保送到了我们团队。
提到坤韵，前些天问她要不要来录一段的时候，她回答说：“我思考了一下，提不起劲……”。我无奈，“要不写一段自我介绍吧”。
杨坤韵，清华科技所2018年硕士毕业。老王的学生。尽管写了许多996的生活，毕业之初还是选择了996的工作。
就是这么“惜字如金”。和刚加入团队时，有志于“做……有亮点的研究……不辜负……岁月”的“热血少女”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不过在她给我的洋洋洒洒的自荐信中，我还是敏锐地捕捉到的一条关键信息——3年的本科学习，她已然是做过4份实习工作的“老油条”。我俩一拍即合：实习生这个研究，终于可以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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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与田野
我们的想法是，一定要找那些自诩“新经济”的互联网企业，但不要去摆明了就是“贴金”的头部“大厂”。一方面当时以潘毅老师为代表，对工厂实习生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厂弟”、“厂妹”这样的天然边缘群体当中，就会像“十字路口”一样，多重的社会因素混杂在一起，让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什么因素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边缘。所以我们要选择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边缘无关的程序员群体，他们被誉为“工人阶级中的贵族”——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的边缘，其他较低社会阶层的边缘，就不证自明。当然，Ashley Mears在选取模特和派对女孩作为研究样本时，也是这样的考量。
凭借她丰富的实习经历，田野的进入并不困难。没多久，坤韵告诉我，找了一家外卖企业W（感谢我的“御用”润色编辑Benjamin Ross给了它一个听起来很IT的假名——威讯），恰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她将以HR（人力资源）实习生的角色进入，主管也表示了支持。
相比之下，田野的过程却也毫无意外地艰辛。程序员实习生的工作都非常忙，能坐下来深度访谈的时间十分有限（当然，她自己也要完成相当繁重的HR工作）。但更棘手的是不断积累起来的田野笔记，不知该如何才能收束。
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我们呼应的主要是劳动过程理论和Perlin (2012)关于实习的经典研究。我们给这篇6万余字的作品取了一个谐音梗的名字，叫《实习的羔羊》（Intern-sheep）。
按照团队工作的惯例，“羔羊”成文以后，坤韵在一次读书会上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分享给了程序员的朋友们，她这样写道：
当天有几位程序员专程而来，在听我讲完……之后，感叹道“哎，不想去实习了”。这令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做工作的现实意义：至少能让羔羊们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洪流……我的所有观察与思考，其实都能归为一句戏剧化的结语：羔羊们以为自己做出了自由的选择，但其实我们并没有选择……而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被碾压的砂石同样值得被关注、被倾听、被记录。
她的这段话几乎成为了本文写作和发表的唯一动力。特别坤韵一毕业，就去到了某以狼性文化和加班奋斗著称的技术型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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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经验的衔接
我重新翻看了所有的田野笔记，一次又一次。最终决定从不稳定工作入手，尝试对话Burawoy (1979)的“赶工游戏”理论。特别是为了做好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的衔接，我还援引了周海燕(2013)《记忆的政治》，来说明游戏制度并不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前提。进而在Rose (1992)和阎云翔（Yan, 2010）等人的基础上，我又尝试建构出进取自我游戏的概念来解释程序员实习生为何甘愿忍受高压、低薪，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将自己物化为站会中、白板上的便签，为了业界公认的技术等级，“一边嘲讽学校教育像游戏一般的无用和无情，一边又将学校教育中所熟稔的身份政治和技能提升的逻辑复制过来，用以肯定与自身相关联的互联网企业的‘丛林社会’，进而生产并肯定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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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的反思与展望
2020年7月，我接到CJS的翻译邀请。编辑老师在信中说：
我们希望您能亲自翻译，这样译文准确度是最高的；如果您没有时间，我们还恳请您推荐熟悉您的研究方向的译者。
于是，就硬着头皮自己上了。我们都知道中英文期刊论文通常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还是遵照编辑部的要求，尽量保持了文章的原貌。只是在特别有必要的地方，才做了重新表述、加上少许关键句，以及一定程度的结构调整。不过也真的只有在自己翻译过一遍才知道，我们对母语的容错性还真的很高——换一种语言重新表达，的确让我们要传达的意思精确了许多。只不过写作是一个不断向内看的过程，其中的收获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至此，程序员实习生的研究终可以告一段落。时下关于外卖骑手生存困境的研究也仿佛成了新的热点。但作为这一系列研究的前浪，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关注那些非天然边缘的社会群体，反思“新经济”发展中的那些结构性约束。说到 “新经济”，最后，请允许我用一个故事作为今天交流的结尾。
前些日子坤韵在换工作时，向某“大厂”的游戏部门海投了简历。部门的HR打来电话，说考虑到她现在的职级（大致相当于W的4~5级水平）和情况，最理想的状态是通过外包协议进入公司。坤韵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我，说她知道正式员工、外包服务和实习生已经固定地成为这些公司的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只是没想到她昔日笔下的研究对象竟会变得如此傲慢！我说，“新经济”下互联网公司的傲慢与偏见？多好的问题啊！——要不，我们找个窗口宣告一下，把机会留给他们吧。
你看，机会这不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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