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文革阴影下，变异的年轻人
导演: 于彦夫
编剧: 梁燕 / 陶玲芬
主演: 车悦 / 冯雷 / 李楠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上映时间: 1990
片长: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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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九笙｜ 主播：郭杰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部难得的社会心理学经典，但是它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摆脱群体心理特征，如何拒绝集体观念的洗脑，如何保留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个问题，勒庞没有解决，因为它很难。逃离“乌合之众”的道路，本质上就是一条追求自由的道路。
自由，是我们这个读书会反复提及的主题，过去如此，未来亦然。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真挚的热望。我们经常踩在前辈的肩膀上眺望自由的彼岸，目之所及，荆棘丛生。但是我们必须向前，因为我们不曾怀疑：反抗是自由的必经之路。只有坚持反抗，将反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才能距离自由更近一些。
有时候，我们甚至要凝视深渊。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部中国的老电影《那年的冬天》，它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苏边境。我们不会怀疑，那个特殊年代的冰天雪地之中，隐藏着吞噬人性的白色巨兽。
然而这部电影还是保留了一些温暖的色彩，它讲述了五位驻守于边境的知青战士和两位苏联老人通过一条名为“娜嘉”的狗建立友谊的故事。中国外交部曾将这部电影的剧本作为礼物赠送给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本人，也算是具有一定的外交意义。
由于这个故事距离我们确实有点遥远了，所以在开始看电影之前，我先给大家补补课，讲一点历史背景。
那个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加上特殊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只要你这个人和苏联发生了一点关系，就会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检查、惩罚、批斗便接踵而至。
至于“知青战士”是什么呢？你们也许听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这是那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和比较贫困的地方去劳动和生活。由于这段历史非常复杂，我不能用几句话概括清楚，也不做价值判断，只能暂时这样解释——“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是特殊时期强制执行的国家政策，它使得“知青”这一群体形成，建构了一代人的独特记忆。
有小一部分“知识青年”被称为“兵团知青”，那是因为他们的去向是“生产建设兵团”，他们要接受军队的训练和领导，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要执行一些军事任务。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就是五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战士”。
/ Part 01
「消极的反抗：怜悯唤醒了被压抑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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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第一组镜头就向我们展示了中苏边境线上荒凉恶劣的自然环境，天气异常寒冷，乌苏里江沿岸的自然风景均被冰雪覆盖着。
五位驻守哨所的兵团知青每天不仅要完成繁重的巡逻任务，而且饮食单一，只有通过捕猎这种原始的手段才能吃到肉，得以“改善生活”。
如果说物资的匮乏尚可以通过意志相抗，那么让知青们更难抵御的还有精神生活的贫瘠。在中苏矛盾尖锐的特殊时期，兵团知青们被告知两国随时可能开战，他们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且抱有抓住一个特务得以立功的期望。
然而乌苏里江畔人烟稀少，执勤任务又枯燥乏味，立功的热情便逐渐被无聊的焦躁感消磨殆尽。知青们先后因为吹口琴、唱歌、吸烟等小事而产生冲突。
这些均是生活意义被消磨后，生发出虚无感的具体表现。也正因此，影片中知青们对香烟近乎迷恋的欲望便可以被理解了，香烟正是知青们精神生活为数不多的寄托之一。
与此同时，集体的政治意志还对他们施加更多的束缚，房间内随处可见“反修”、“反帝”的标语，提示着知青们要按照集体规范的价值标准对周遭事物进行判断。一个小战士独自在河边放风筝，一不小心把风筝放到了河对岸的苏联“领空”，竟然被视为犯了政治错误。
常期受到压抑的人，道德水准都不会太高。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
如果你遵守的价值立场都不是来自于你的内心，而是迫于某种外界的压力，那么你觉得还有必要坚持善良和正义吗？很难吧。
有一天，这群充满了负能量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它是一只狗，一只来自苏联的狗。这只“修正主义”的敌人，哦不，应该叫敌狗，经常偷走知青们捕捉的野味。为了不让“敌狗”继续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知青们沿着边境线布下“天罗地网”，将它一举擒获。
让他们很意外的是，“敌狗”并不是一只凶恶的野狗，正相反，它显然受到过良好的训练，干净漂亮，甚至有点呆萌。
面对人类“最忠诚的朋友”，知青们怎么做？
他们决定吃掉它。这无疑是一件很残忍的行径。
从电影的细节不难看出，他们原本都是善良单纯的年轻人，只是长期身处政治高压之中，生活物资又得不到保障，才会产生这种凶恶的想法。
然而，就在他们劈柴烧火、磨刀剥蒜的间隙，小狗的哀鸣不绝于耳，河对岸还传来了苏联老人的呼喊。懂俄语的知青郭卫东说，老人在寻找他们叫做“娜嘉”的孩子，就是这只他们准备吃掉的狗。
解释过后，郭卫东躺在了床上，以“躺平”的举动表示绝不会参与到这件残忍的事情中来。另外几位战友听到内情后也开始“消极怠工”，纷纷停下了手里的活。这个时候，沉默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这群“乌合之众”，为什么突然开始反抗了？掩埋在他们内心的善良，又是如何觉醒的？
都是因为一种叫做“怜悯”的情绪。
怜悯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它来自个体之间的情感共鸣，而且充满着爱与关怀。它是隐藏在我们血脉之中的情感密码，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够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班长沈明为此专门召开了班务会，命令战友们放走“娜嘉”，还让郭卫东给河对岸的苏联老人写信，希望他们不要再放小狗来到中国的领土上来。
不过家庭成分不好的郭卫东起初是拒绝的，只是被迫服从班长的命令才写。因为他担心此事被放大上升为政治错误。郭卫东小心谨慎的自保意识说明，此时的知青并不愿意与束缚他们的力量做正面对抗，只希望此事快点过去。
/ Part 02
「自主的反抗：朴素的人性战胜了极端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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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娜嘉”放回去后，众知青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只是他们好像变得更快乐了。
天气越来越寒冷，乌苏里江畔下了一场鹅毛大雪。知青们堆了一个大雪人，又将它装饰一番。几个知青孩子气地决定将雪人“接受”为兵团战士，却在为它起名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直到有人提议叫它“娜嘉”，经过短暂的犹豫，这个极具“修正主义”错误的名字竟然得到了一致通过。这段情节的镜头色调鲜艳、饱满，打光充足，伴以众知青的欢声笑语。
他们，已经重新走在自由的路上了！
然而，他们的反抗还是很有限的。当真正的“娜嘉”带着两位苏联老人的礼物和善意再次前来，众知青起初还是以最大的恶意揣度对方的意图，甚至将娜嘉送来的一爬犁食物默认为炸弹。
这个团队里最自卑也最想立功进步的战士叫赵海升，他家境贫困而且一直未能入团，非常渴望通过立功来获得集体的认可。所以，他冒着“牺牲的危险”去检查爬犁上的包裹。沈明被他勇于牺牲的精神感动，代表组织批准赵海升入团。结果刚刚还坚持善意的韩小宾就也要为了入团而去“牺牲自我”。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就算爬犁上绑着的真是炸弹，韩小宾的牺牲也是毫无意义的，他的行为只能归因于他有为立功而赴死的心理情结。
革命年代的烈士值得我们永远敬仰，但是将牺牲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却是荒谬的，更没有任何追求的意义。韩小宾和赵海升为了获得组织的认可而产生求死之心，是对生命的亵渎。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告诉我们，人作为自由的个体，应当学会运用本性与经验，通过理性的分析，对事物做出判断，而不是盲目地服从集体意志。这番道理也是对赵海升、韩小宾以及小瓦匠反人性价值选择的批判。
事实证明，知青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娜嘉”带来的是苏联老人亲手制作的馅饼。这使得众知青再次陷入了矛盾中。如果向上级汇报此事，他们就等于拒绝了老人的善意，“娜嘉”也不会再来；如果将此事按下不表，不仅犯下“吃修正主义糖衣炮弹”的纪律错误，赵海升还不能因此立功。
面对香喷喷的馅饼，吃，还是不吃？这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和上次有所不同的是，沈明很快做出了决定，不向上级汇报，将此事作为班级内部的秘密，继续通过“娜嘉”维系和苏联老人的友谊。毋庸置疑，促使沈明等知青做出决定的根本原因，正是苏联老人的善意引发了兵团战士的“共情”。
他们一边吃着馅饼，一边回忆自己母亲的拿手菜。特别是郭卫东翻译苏联老人的信时，里面有一句“‘娜嘉’是我们70岁时全村人送给我们的礼物”，韩小宾脱口而出“我外婆今年也70岁”。表明众知青被压抑已久的人性正在冲破束缚，浮出地表。后来，在收到各家寄来的包裹时，众知青不约而同地拿出一部分家乡特产，放在布袋里，等“娜嘉”再来玩时作为回礼送过去。准备礼品的过程中，大家的注意力都聚焦于礼品的作用和价值，已经不再有人顾虑是否犯“修正主义”的政治错误。
/ Part 03
「自由的反抗：主体对价值立场的行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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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青们已经将“娜嘉”和未曾谋面的苏联老人视为自己的朋友，但是“娜嘉”却很久都没有再来。他们的再次相见已经是乌苏里江开始融化的春天。
通过“娜嘉”带来的信件他们得知，苏联老奶奶心脏病发作，需要一味特殊的药引——鹿心血。
事关老人的性命安危，知青们第一次未经商量就做出了一致的回应：无论如何，都要为老人送去一份鹿心血。他们不会不知道，之前不管是接受苏联老人的食物还是闲暇时与“娜嘉”玩耍，都是发生在他们内部的行为，只要他们五人对外保守秘密，便可相安无事。就算被他人知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止于被扣上“接受修正主义糖衣炮弹”的帽子，大不了背个处分。
而寻找鹿心血则是他们主动向对方提供帮助，且必须和外界发生关系，一旦被旁人抓住把柄，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恶化，随时可能开战。你们作为驻守边境的兵团战士，竟然主动为苏联人寻找药材。就凭这一点，把他们作为特务抓起来都是毫不意外的。
愿意为素未谋面的苏联老人承担如此重大的风险，说明这个时候众知青的反抗精神已经发生了质变。为了更好的解释他们此时的心理动机，我们有必要先引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有一点复杂，我解释得慢一点，大家认真听。
它们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于《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最先提出来的。从伯林的论述中我们得知，消极自由的诉求主要是获得一个得以保障主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环境，而积极自由则是要通过自身的行为建构一个自由的环境，至少要获得支配自身行为的自由权利。
再笼统一点地讲，消极自由是“不要有别人总是管着我”，积极自由是“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概言之，众知青放回“娜嘉”，接受苏联老人的食物并将他们的关系作为秘密隐藏起来的反抗行为是追求消极自由的表现，其目的是为了缓解精神压力之下产生的焦虑和无聊感。而主动为苏联老人到其他连队寻找鹿心血，则是通过行为主动建构自由权利的表现，属于追求积极自由。要知道争取积极自由更需要反抗精神的加入。
毕竟，反抗从来都不是为了摧毁什么而存在的，它存在的意义在于建构。炸毁关押我们的监狱，并不是为了留下一地断壁残垣，而是为了在原地盖起一座可以安居的大楼。
当两种自由意志统一于知青们的精神中，并开始指导其行为进行主体建构时，我们便可以认定他们已经走在自由的反抗之路上了。
沈明和养鹿场的一位战友相识，但是因这位同志曾经污蔑他偷了自己的表而交恶。沈明为了拿到鹿心血，竟然默认了自己的偷盗行为，甚至用战友许佳的订婚礼物赔偿给了养鹿场知青。这是严重损害到自身尊严和利益的自污行为。
沈明如此行事，我认为并不是懦弱或妥协的表现，在当时的情境下，以自己的尊严受损为代价来换取挽救苏联老人性命的可能，是完全符合沈明和其他知青的价值立场的。这是沈明通过理性思考后，做出的符合反抗精神的行为。以赛亚·伯林在论及争取积极自由的过程时，就已经预料到了类似的牺牲，因此，他说——为了公正、平等或同胞之爱，我时刻准备牺牲我的自由。如果我不准备这样做，我会受到良知的拷打，也应该如此。
只可惜，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恶人。养鹿场的知青先是侮辱了沈明，又叫人殴打了他，更不要说给他鹿心血了。
情急之下，沈明半夜里偷杀了一只鹿，将鹿心血带回了哨所。对于这段故事，从情义上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作为艺术作品，我倒是感到略有不妥。因为鹿属于公共财产，私自杀鹿并盗走鹿心血是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而追求自由的反抗必须要限制在自由的范围之内，那就是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电影看到这里，我们能感觉到导演和编剧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杀鹿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影片的主题精神。
这个故事到这里迎来了它的结局。乌苏里江已经解封，背着鹿心血的“娜嘉”横渡江面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留在一块浮冰上停滞不前。众知青站在河岸上为它呐喊助威，同时响起的还有河对岸的钟声。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的结尾并不会走向一个悲剧，而是预示着希望即将降临人间。
讲到这里，这部老电影就结束了。但是，敲黑板！我再说两句，总结一下电影里反抗精神的三个阶段及进步性。
内心受到扭曲的兵团战士们捉住了“娜嘉”，在第一时间做出将其分食的决定，这时的他们是不自由的，内心是被极端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但是“娜嘉”的悲鸣和对岸苏联老人的呼喊唤起了他们被压抑已久的怜悯之心。出于人性的本能，他们将“娜嘉”放走。知青们于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反抗精神虽是消极被动的，但也是真实存在的，个人的主体意识也由此逐渐开始建立。
收到苏联老人让“娜嘉”送来的食物后，众知青基于朴素人性的“共情”心理压制了渴望“立功”的英雄情结，并为苏联老人准备回礼，进一步对极端政治思想的束缚作出了自主的反抗，主体意识也日趋完善。
在得知老人患病需要鹿心血治疗后，以沈明为代表的五位知青不再顾及其他因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也要求得鹿心血。上述行为的内心动机是源于他们对自由的追求，随着这一系列反抗精神的具体实践，众知青完成了主体意识的重建。
反抗是通向自由的路径。朋友们，回到生活中后，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你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反抗者吗？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
【本期话题】你是何时开始意识到群体对一个人的影响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文作者简介
张九笙，自由撰稿人。日常活动包括读书、写作、翻译和养仙人掌。
本文主播简介
郭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综艺主持系教授，在读博士。从事播音主持业务研究，曾发表过发表多篇论文。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神州夜航》、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我爱发明》主持人。
多次受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台、高等院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教育部等单位邀请讲授播音主持、领导干部口才、语言艺术、经典诵读等课程。
音频制作：上官文露声音工作室—昊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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