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
访、文 / 柏琳（原《新京报·书评周刊》资深记者，曾采写 120 多位国内外文化人物，现为独立记者，青年写作者）
我们对俄罗斯文学还有兴趣吗？态度不可谓不尴尬。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传统文学极为推崇，对俄罗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作家和诗人如数家珍，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哪一个名字我们会觉得陌生呢？另一方面，对于当代俄罗斯文学，我们的了解程度几近为零。其中当然有深刻的社会变革原因——“冷战”落幕，苏联这头“巨兽”的倒下，给整个俄国社会留下一个巨大的文化真空地带，俄国文学辉煌的传统在1990年代后每况愈下，当代俄国人有太多问题需要重新适应，重新认知，曾经在俄国社会占据强力地位的文学，如今正在同其他新生事物抢夺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俄国当代文学依然在进行深沉的思虑，不曾放弃对“苦难深沉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并且随着外部世界的逐渐打开，强烈的欧洲文学气质和现代气息也正缓缓融进俄国文学的血脉。在此意义上，才华横溢的俄国当代女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Мария Степанова）可谓风头正劲。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1972年出生于俄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是诗人，作家，也是记者，编辑，出版人，多重身份让她的日常生活转得像个陀螺。她精力充沛，思维敏锐，涉猎广泛，充满热情。不仅自己勤奋写作，还致力于拓展俄国文化的事业。她主办的俄罗斯独立文艺资讯网站colta.ru，月访问量近百万，是一家颇有盛名的当代世界艺术与文化资讯平台。说起来，这也是俄国文学一贯的传统——作家往往有多重身份，自觉对整个俄国文化生活负有一分责任。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Andrey Natotsinsky摄）
当然，对于玛丽亚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作品。她完成于2017年的新型复合类小说《记忆记忆》，是一部饱含文化意蕴与哲学沉思的作品，它获得了俄国三大文学奖项，其中就有俄国文学最重要的“大书奖”。这本书并没有因为其繁复的文体、思辨性强的主题和门槛颇高的背景知识而被大众读者拒绝——从出版至今，《记忆记忆》一直是欧洲大陆的畅销书。整部20世纪的人类历史，写满了爱与黑暗的故事，不间断的灾难，动荡的激变。进入21世纪，人们对上个世纪的回忆和反思不绝如缕，各种以“记忆”为主要叙事方式的作品遍布世界文坛，对“昨日世界”的怀旧之情，对“过去”的重塑与想象，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与当今世界许多股思潮合流，被“新民族主义”所用，被民粹力量重新发现。与上个世纪相比，技术更加进步，人们却并没感觉生活因此更加美好。生活在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巨大不安之中，全球似乎都在“回望过去”。
玛丽亚反其道而行，用艺术的方式对既有的思考模式进行反拨，和如今“留住记忆”的写作方式相对立，发出“饶过记忆”的呼喊。《记忆记忆》是玛丽亚对自己的俄国家族的寻根之旅，一个家族，五代人，一个半世纪，整个欧亚大陆。这本书的写作跨越三十五年，作家穷尽半生心力，只为还原家族迁徙版图，为族人建起记忆的纪念碑。她搜集那些带有记忆痕迹的信件、物件和照片，试图复原出前辈的生活图景。但最终，她不得不承认，想要清晰还原“记忆”是不可能的，记忆未必可靠，靠记忆拼凑的也未必是真相。
透过一个普通俄国家族的折射，整个俄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被串联起来，但作者发现，这些普通人在20世纪“大时间”洪流中默默无闻，想要还原他们是这么困难。“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与我便越亲近。”《记忆记忆》精准捕捉了“记忆”蕴含的危险性，对于记忆成为新的“全球崇拜”的趋向十分警惕，这绝非仅仅是俄国的问题。玛丽亚·斯捷潘诺娃把眼光放在前方，等待的正是一个更开放的俄罗斯，更宽广的全世界。
柏琳：读过《记忆记忆》的人，许多都说这是一本“反记忆”的“元小说”，你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玛丽亚：实际上，这本书既不是“反记忆”也不是“前记忆”的，它其实是一本“记忆中的记忆”之书，记忆的空间是这本书惟一可以存在的环境，也是我唯一可知的真实。我要说的是，我与记忆的关系非常亲密，用的是一种孩子们非常了解的方式——他们可以一边排斥父母，一边又模仿着父母，以致于可以说，他们对父母同时怀有深切的爱和恨。记忆在我的内心扮演的是相同的角色。我拼命写这本书，是为了摆脱对“永恒”的痴迷——它变成了一项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一直都很清楚，在某个时刻，我将不得不开始写自己的家族故事。这种意识从小就伴随着我。这很有趣，要知道，我在十岁大的时候就完成了后来成为《记忆记忆》的初稿，它写于1982年。可我为什么等待了那么久才把它写完呢？我想，是因为这件事（写家族故事）的完成看起来毫无指望。我曾想为我的家人、我所知甚少的亲人以及被遗忘的人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然而，他们的生活其实乏善可陈，没有一丝一毫可供小说加工的材料。只是一些平常人的生活，每天都有恐怖的感受，有时候也会有幸福的结局，而这都属于日记和家庭相册的记录领域，无法激起外部世界的兴趣。我必须找到一种应对之道，将他们的生活写进二十世纪的大环境中。与此同时，还要带上他们自己的声音、信件、明信片——我需要创造一个空间，让这些人显形。柏琳：《记忆记忆》最让我惊奇的就是它的章节编排体例。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拿来运用：物件、照片、日记、书信、影像、文件、诗歌、作家的争论、别人的小说……这种拼贴式的叙述方法就像旋转的万花筒，令人目不暇接。同时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密度大，每一部分都不能充分展开，于是在结尾时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种尝试显得又新奇，又有些冒险，你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来写这本书呢？玛丽亚：我之所以运用这么多表达形式，都有一个直接目的，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目的。你会如何去写一群你所知甚少的人呢？他们的经历绝对不足以让你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的家人在保守秘密方面都是专家，当然他们这么做有他们的理由：（在俄国）一个人可能因为出生在错误的社会阶层或认识了错误的人而锒铛入狱，甚至被杀害。上个世纪的悲剧之一是，我们对卡夫卡或曼德尔施塔姆的了解比对我们自己的亲戚的了解还要多！因为后者是沉默的，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自我，隐藏了关于过去的颜色和味道。于是，类比的写法就成了接近他们的惟一途径。当你开始书写那些与你分享同一空间，走过相同街道的人，你就开始组建一种只有少数人的面貌可见的合唱团。然后，你会了解，你所能创造的只是一种组合之物，包括不完整的故事，照片，笑话，语录，并且你搭建了可供这些“老文物”自由活动的空间。这个地方不完全是一座神社，也不像是一个博物馆，而仅仅是一个为逝者提供的空间。柏琳：在这本书中，家族里的人是在俄国大历史中被隐没的人。它的核心是一大批医生，建筑师，图书馆员，会计师和工程师等等并无英雄主义行为的个人，他们并没有致力于任何伟大的项目，却在不文明的暴力时代中尝试过安静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小历史”中的人，你把他们摆在俄国20世纪激荡的历史中去审视，他们的价值是什么呢？玛丽亚：我根本不能“选择”或“决定”这么写，因为它就发生在这些虚构的人物身上——我只是一路跟随着真实的事实和文献走下去。你可能会说，谁要是出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那他准是个倒霉蛋——而且，谁能幸存下来，还活得挺长，那都是纯粹的奇迹罢了——这就是俄国近代历史颇为鲜明的特质。对于某些俄国思想家来说，俄国历史、俄国人经历的独特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不会离题太远——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二十世纪经历过自己的悲剧，而且每个国家都依然在试图努力消化他们的灾难。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二战，对于另一些人，是一战。但是对于俄罗斯的历史/故事来说，真正可悲之处在于，我们不仅是遭受了一场灾难，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我称其为一种“创伤性渗透”：数十年来，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从一种恐怖转移到另一种恐怖，从一场灾难转移到另一场灾难。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发生的事情，没有时间哀悼死者，想象未来，只能继续前进，永远不让自己意识到周围的苦难。在某个时刻，人们开始感到，灾难就是一种存在的自然秩序，人们必须与之共存，听天由命。于是，关于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等等这样的概念被轻易贬低，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也被扭曲了。这种现象就为俄国文学增添了一种虽然疯狂、却几近病态般清晰的特殊内涵。不过，由此我们也付出了额外的高昂代价——不是诗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人，至今也无法得到安慰。柏琳：《记忆记忆》似乎是对一种确信的家族历史的反思性表达。你在书里反思了人们处理记忆的种种方式具有的荒谬性——记忆（过去）如同等待被殖民的处女地，被今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那么，你是否认为如今呈现的“记忆”其实并不可靠？如果它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过去”？玛丽亚：记忆是可靠的，同时也是危险的：随着“过去”演变成一种新的世俗崇拜，“记忆”也变成一种商品——在每个纪念品商店和书架上都可以看到。只要是“记忆”就被出售，不仅仅是遥远的记忆。我们的同代人发明了“年份”这个词，来为仅在几年前穿过的衣服增添价值。但是，我们对身穿这些裤子和外套、坐在四十年代椅子上、脚蹬1914年战士靴子的男女足够了解吗？拥有别人的财产，可能让我们与他们更亲近，但也许这种感觉只是一种幻觉。会不会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刻意忽视差异而造成了这种幻觉？人们很容易相信，过去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也许穿着打扮有点怪，但基本相同。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双眼大睁——请注意差异在哪里！柏琳：这本书里的家族人物普遍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似乎都不愿意回忆过去，而是希望活成一个崭新的自己。热衷于记忆的人似乎都是“没有过去的人”，这就有点讽刺。那么你是否质疑诸如家族回忆录、口述史、传记等非虚构形式的准确性呢？玛丽亚：不愿意回忆过去，这对于那些命中注定要生活在动荡时代中的人来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特征：在某个时刻，他们往往会开始遗忘——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重写现实，重塑自我，就像要打开一本新书，而非翻开一本书的新的一章。（记录）家族记忆，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是世代相传的系列工作，是一系列的编辑整理，一系列的遗漏和疯狂的猜测。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非虚构的。比如，传记是最具有偷窥性质的文学体裁之一，它对传主的评价是如此之多，甚至你选择或组织材料的方式都可以构成一幅关于传主的非自愿的自画像。由此看来，我认为这些工作（非虚构）是有效的——比任何小说都更有效——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关涉和暴露现实生活的巨大力量，并且在付诸行动时会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但是请记住，重要的是在写作和阅读时，你我都要有自觉性，要非常警惕，并且尽可能要让文档自己说话。柏琳：本书的末尾提出一个观点：对过去的记录要有所节制，记录得越少，亲人就离你越近。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公开，许多普通人得以了解他们的过去，此后大量的口述史、日记、档案揭秘、特稿等等非虚构文本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种热潮的背后，你是否认为有一种“过度书写”的现象？玛丽亚：我不认为，对记忆的“过度书写”只是俄国的现象——我越是和“记忆”打交道，并且和其他像我一样痴迷于“过去”的人见面，我就会越发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全球化的东西：能够联合所有的人，不论国籍和代际。比方说，想想在英语或者德语世界中，非虚构文学在处理关于过去的问题时是如何不堪重负吧！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事物，和十几年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如今，满世界都在讲述一种记忆或者“后记忆”的语言。当人们将“记忆”视为一个共同点、一个人类普遍的文明起点、一个世界起始的公众空间时，彼此之间的理解突然就变容易了，这真是令人惊奇。
柏琳：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就像是一场多重身份同时进行的叙述“狂欢”，它们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许多人会问你如何看待记者、诗人、作家、出版人的多重身份，你表示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轻松地在这些身份之间切换。我想知道的是，这些身份在共存的同时，如何互相渗透、并影响你作为一个书写者的身份？玛丽亚：坦白说，我并不是真正的记者，我更像一个编辑。这个身份也是在我生命中相对较晚的时候获得的。我真的无法拒绝这样一个机会——打造一本对俄国人来说完全崭新的出版物：一家专门从事社会和文化事务报道的大型网络日报。这种诱惑实在太大了。令我高兴的是，尽管困难重重，但Colta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活着。不过，我恐怕现在如果再想重新进行一场这样的冒险实验，已经不太可能了。对我自己（的身份）来说，更严肃的问题是，如何让诗歌和散文并存。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仍然无法在同一时期同时处理这两种体裁，每种体裁都需要不同的声音，甚至是不同的人称。另一方面，这两种声音（体裁）都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试图提出各自的问题。我想，这就是一个人在一生中想做的事情吧——围着一个对你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兜兜转转，期望下一年、下一个冒出来的想法会给予你一个崭新的答案。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它像一个火山口一样，我绕着它盘旋，试图用不同的角度面对这个“空白地”，用不同方式去接近它，描述它。柏琳：对于作家来说，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之间永远存在张力。俄国作家们经常会为自己的文学文本撰写序言、后记和注释（想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穿插了多少真实文献）。这种做法体现了俄国文学的“文类跨越”特征，即它力图弥合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差距。《记忆记忆》就是一种跨文类的写作，你如何看待俄国文学传统中虚构、非虚构和意识形态的张力？玛丽亚：长期以来，小说（虚构）和意识形态在俄国是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于人们可以说，小说就是意识形态。想一想“伟大的俄国小说”这个概念，从定义上讲，它就是说教性的：为读者提供一系列可以效仿的行为、道德准则和政治范例。那些没有太多融入政治内容的散文（随笔）类小说也存在于俄国文学序列中，只是影响不大。对于俄国文学传统来说，文学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而不仅仅是把问题摆出来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当局认为散文也是重要的政治工具，而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会对这个系统构成严重威胁。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迥异的、但同样有趣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散文这个体裁“进化”成了非虚构，诗歌则勇敢地与新冒出来的政治主题对峙。至于“国家”，已经对当代文学失去了兴趣，它们现在更愿意和电影合作。柏琳：评论界认为《记忆记忆》具有某种“欧洲文学气质”，也就是说，不只是关注俄国本身，更关注一种“外向型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密不可分的俄罗斯。你如何理解这种“欧洲文学气质”？玛丽亚：我不太确定批评家的意思是什么——但对我而言，《记忆记忆》与其说是更关乎欧洲，不如说是在探索某种对外部世界更开放的世界观。我强烈反对将俄罗斯视为“一种满足历史和文化的猎奇心理的存在物”——觉得俄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是神秘主义的地方，其逻辑总是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俄罗斯就是一个无人能解决的谜团。以我的观点来说，我们如今正处于一张将俄国文化各个方面与外部世界融合、对应、联系和反思的网络之中。我在书里写到：我们祖先的生活图景，是由许多因素形成的——有否能力出走（去别处）、是否能发现他者、是否能被发现、是否对别人产生影响，以及是否被别人所影响。我的祖父一直渴望回到大革命之前那个还很小的瑞士去，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呢。当然，他从未如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如此讨厌边界，政治的和文化的（边界）。记忆，生命，这些才是人们往前走的动力。柏琳：书里有个章节很有趣：两位天才诗人曼德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在看待过去与未来的问题上，他们有鲜明的分歧。曼德施塔姆写于1920年代的新诗《时代的喧嚣》表现出推开记忆、拥抱未来的想法，这些观念让茨维塔耶娃拒斥。茨维塔耶娃对记忆充满激情，而曼德施塔姆对过去没有柔情。二者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文化传统中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古老冲突，在当下的俄国文化生态中，过去（俄国文化传统）和未来（现代性）的冲突是否有什么新的表现形式？玛丽亚：我必须说，渴望被现代化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总有一种努力对现代性免疫的尝试。这是我们自身困境重重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缘位置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一代人又一代人，不间断地提供足够充分的紧张感，用来维持这种“传统VS现代”的讨论继续进行。当前的时代也不例外。但现在的情景是，存在着一种更为广泛的所谓“向右转”的情况，从波兰到匈牙利，从俄罗斯到美国，这种倾向随处可见。“向右转”的倾向，其言论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是时候重返过去了，回到过去某个“我们的荣耀时代”，这是一个安全的地点。特朗普提了“伟大时代”，普京也提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过去之所以有趣，值得我们回味，是因为它永远是虚构的，永远都像一部小说，是对“黄金时代”等不存在的事物的怀旧之情罢了。如何定义当前俄罗斯的文化社会环境的冲突？这并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张力，而是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张力。柏琳：像你这一代1970年后出生的俄国知识分子，面对那个无法绕开的俄国文学传统（也包括苏联文学），如何看待这种“记忆”留给你的遗产？玛丽亚：几年前，我成为了一个文学大奖赛的评委，于是我必须阅读七十余部俄罗斯的“新式”小说。其中，超过80%的作品描写的是遥远的或不那么遥远的过去：1990年代，1970年代，1950年代等等，乃至追溯到更久远的记忆。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真的无法想象，当代人对当代的事物是如此地不感兴趣，对我们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故事是如此的冷漠……但这就是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在不同的框架和语境中）所定义的“后记忆”：这是一种敏感的意识，让你比你的祖父母更关心祖父母的故事和情感。在那些被“记忆”迷惑的人心目中，“过去”被无限放大。创伤性知识，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了。如今这已经是一种全球现象，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迫自己前进，直接迈向未来——因为“过去”是某个人必须继续进行的、还未完成的工作。柏琳：在俄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向来就有“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国未来“朝东还是朝西”的争论，体现在文学中，“东方还是西方”的张力一直存在，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纳博科夫，各自都对俄国社会的命运有不同见解。在民粹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变得喧嚣尘上的今日世界，作为一个作家，你如何看待“后记忆”的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观念变革？玛丽亚：有一种现象如今已经遍布全球：对未来的深切恐惧，对过去的疯狂热情，对历史/事实知识的日益不满，对重写过去的各种尝试。俄罗斯的情况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也许事实是这样的，当代俄罗斯对自己的共同过去没有一种“可持续”的视野，更没有普遍的共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俄罗斯革命，从1990年代回溯到1820年代，过去两个世纪的所有时间都受到无休止的质疑。人们在争论“伊凡雷帝（ Ivan the Terrible ）”（卒于1666年）的身材和遗产，好像这是一个多么热门的政治话题似的。但也许可能真的是个话题？当一个社会不断地对它的未来感到恐惧时，过去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我想说，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记忆大战”中。
“冰人夏洛特”是记忆本身，也是作为时代幸存者的我们 | 新书上市
为什么说《记忆记忆》是近几年最重要的俄语小说？
跳岛FM（Talking Literature）是一档文学播客，一份可以听的文学杂志。节目每周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