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延江:论应急语言服务规划 | 语言生活研究
2020年第6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滕延江,男,鲁东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语言服务。
论应急语言服务规划
滕延江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提 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国正加速融入世界,境内外籍人士、外籍居民聚居区逐渐增多,境外中国公民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在此背景下,一旦发生灾难等突发公共事件,克服语言障碍,保持信息沟通至关重要,相关的应急语言服务应成为应急管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语言服务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不足,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成果的契机。文章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讨论了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现实迫切性,主张做好机制体制规划、语种(方言)规划、人才规划、技术规划、行业规划以及公众(社区)教育规划,在灾前预防、灾中响应、灾后恢复不同阶段,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提升我国应急语言服务能力,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建设现代化。
关键词 应急语言服务;应急语言规划;应急语言能力;语言服务
一
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国际交往日趋频繁,中国进一步加速融入世界。境内,中国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持续增强,外国居民聚集区越来越多,多语、多元文化社区融合并存;境外,劳务输出、留学进修、出国观光等国际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中国公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境内境外,各种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时有发生;危机时刻,信息就是生命,有效交流意义重大,应急语言服务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民抗疫,应急语言服务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李宇明2020a):对内协助外籍人士沟通交流,宣传防疫知识,翻译物资术语,架设医患(方言)交流桥梁;对外发布疫情动态,与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讲述中国抗疫故事。与此同时,本次疫情防控也暴露出应急语言服务的诸多漏洞与不足(王立非2020):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效率低下;指挥部临时“喊话”求助,志愿者仓促上阵;对外信息发布滞后,“信息疫情”充斥网络。这些问题说明我国应急语言服务建设不到位,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应急语言规划刻不容缓。
应急语言服务指的是在自然灾害、危机冲突等紧急情境下,为语言特需人群提供语言援助,消除隔阂,增进交流,化解危机的工作。应急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跨行业的特点,涉及语言、翻译、心理咨询、危机应对、舆情管控、公共关系以及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统一行动(滕延江2020)。应急语言服务是检验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引导舆论导向,维护社会稳定,树立国家形象等多方综合实力的体现。
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多语国家,通过颁布政令统筹应急语言服务工作,确保应急信息传递渠道畅通。美国2016年出台《语言可及计划》(Language Access Plan);英国2016年颁布《应急管理中的人为因素》(Human Aspect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新西兰2015年开始实施《国家民防与应急管理计划》(National Civil Defense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对应急语言服务做出了具体要求。2017年,日本政府发布《日本灾难管理白皮书》(White Paper: Disaster Management in Japan),更是把应急语言服务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借助高科技,谋划“灾难自动语言解决方案”。具体到我国,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应急服务体系建设,应急语言服务、应急语言人才队伍建设已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和《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都明确提及,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为大型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
危机时刻,清晰、简洁、准确、及时的沟通至关重要(O’Brien 2020)。当前,学界对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讨论还不多见,仅有的研究也局限于介绍个别国家的经验,如滕延江(2018)讨论了美国的应急语言服务工作,为我们了解应急语言提供了启示,但该文缺少对中国应急语言服务规划问题的探讨。此外,部分学者讨论灾难语境下的语言服务,也对应急语言服务有一定的启示意义(O’Brien et al. 2018;O’Brien 2020)。然而,针对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讨论还不够深入(王立非2020)。众所周知,应急语言服务需要合理调度,积极应对,有效援助:灾前预防、灾中救助、灾后安抚,必须做到有序、有效、有的放矢(Alexander 2016)。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语境,提出做好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科学应对突发事件,提升公众的社会服务获得感,体现大国担当,助力国家形象。文章主要围绕以下3个问题展开讨论:(1)开展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现实必要性;(2)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内涵;(3)应急语言服务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简言之,应急语言服务,未雨绸缪,规划先行;一旦需要服务,须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用,用之有效”,确保公众生命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
二
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现实必要性
全球化时代,突发公共事件大都具有多语性质(Munro 2013)。语言是人际沟通的媒介,灾难危机时刻,由于语言障碍,多语人群(含方言)通常是受害人群中的弱势群体(以下简称“语言弱势群体”),特别需要应急语言服务来克服语言障碍(Uekusa 2019)。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现实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首先,多语人群增多的现实需求。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持续攀升,来华经商、观光游览、留学交流、工作定居的外籍人士不断增多,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外国居民定居的多语、多元文化社区(俞玮奇,等2016;周玉品2019);个别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外籍新娘村(黄宏,谢栋2014)。这些群体的汉语语言水平参差不齐,他们的母语也并非都是英语,通过汉语或英语跟他们交流并不现实。语言问题会直接影响外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国家安全,现实意义重大(李宇明2010)。尽管有学者呼吁做好多语社区的语言规划,提供必要的语言服务工作(束定芳2012),但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语言服务还少有论及。只有做好应急语言服务规划工作,实施语言安全预警,才能在一旦发生危情时,迅速反应,确保及时化解危机(滕延江2018)。
其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迫切需求。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居民收入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劳务输出、出国观光、留学人员数量不断攀升。《中国游客出境游大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公民的出境人数近1.5亿人次;《中国留学白皮书》也显示,2018年有66万余人出国留学。中国公民境外活动给他们自身的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身在海外,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难免有交流上的困惑,很容易产生误解或者冲突,甚至危及生命。应急语言服务不但为境内人士提供服务,借助现代网络科技,也为境外的中国公民提供语言服务,体现国家担当。同时,随着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增加,中国海外救援、海外维和以及巡航任务日趋频繁、复杂,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各种不测情况随之增多,军事上的应急语言服务建设工作应该摆上议程,提升军队的应急语言能力已经刻不容缓(张天伟2016)。简言之,中国公民的境外活动更加突显了做好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迫切性。
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形象的目标需求。语言障碍会影响一个人的自尊心(Uekusa 2019)。危机时刻,及时、高效传递救助信息关乎生命(McKee 2014;O’ Brien et al. 2018)。然而,无论是境内的外籍居民,还是境外的中国公民,身处异国他乡,如果自身外语能力不足,就会产生焦虑和自卑感,承受巨大身心压力。Uekusa(2019)指出,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境内拉美族裔人群的打击要比其他种族社区的打击更大,这是因为几乎所有风暴警告都用英语广播,由于语言障碍,导致许多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居民无法及时撤离。灾难面前,语言弱势群体由于语言、文化、社交圈子等多种因素限制,如果没有应急语言服务,他们难以获得灾情通报和指令信息,无法与当局沟通,及时转移,获得救助。毋庸置疑,人类处于同一个地球生态系统,灾难危机面前,不应区分种族、语言、文化等外在身份符号,应该团结一致,帮助语言弱势群体做好信息服务,体现大国担当,打造和谐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
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内涵
应急语言服务规划是语言生活规划的组成部分之一(李宇明2020a),事关公众生命安全、社会稳定与国家形象。应急语言服务规划已经引起国家重视,列入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议题,但现实中,无论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针对应急语言规划建设的讨论还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探讨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内涵与实质,为应急语言服务规划决策提供参考。
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核心问题是在紧急情境下为语言弱势群体提供语言服务。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人需要应急语言服务,需要哪些语种服务,如何提供应急语言服务,如何保证应急语言服务的质量等问题。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王立非(2020)倡议加紧制订应急语言服务规划,从制度规划、管理规划、资源规划以及志愿者行动规划4个方面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为我们了解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的本质提供了参考,但其论述较为简单。我们认为,结合我国国情,当务之急是统筹国家、行业组织、个体等各方关切,从宏观的顶层设计到微观的基层公众教育,全面提升国家的应急语言能力。具体说来,应急语言服务规划需要做好机制体制规划、语种(方言)规划、人才规划、技术规划、行业规划以及公众(社区)教育规划。
(一)
●
机制体制规划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国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制订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体制规划,整合、协调国家、地方、行业组织、个体层面资源力量,积极应对。目前,针对突发事件,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该体系尚缺乏国家突发事件应急语言元素(方寅2018)。王立非(2020)建议,由国家语委牵头,制订国家、省、市三级应急语言服务管理规划,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业界学者等多方协同、权责明晰的语言应急组织体系、服务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也有学者指出,国家需要成立专门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机构,统筹各方工作。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立即启动应急语言服务预案,做到跨部门、跨系统联动,共享信息资源,健全应急语言服务管理一体化能力,集中处理语言信息,统一调配语言服务人力资源(李宇明2020b)。
国家成立专门应急语言服务机构,可以统筹应急语言使用标准、术语规范、译名翻译原则等内容。例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类面对未知的病毒,其命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污名化名称甚嚣尘上,严重误导公众的认知。这种语言歧视现象转移视线,将医学突发事件贴上政治标签,诽谤诋毁,容易产生新的信息疫情。该现象说明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体制规划的重要性,面对新事物,相关机构需提前做好预案,在术语名称的使用上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局势恶化(方寅2018)。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术语命名不当现象,相关部门应做好应急准备,引导舆论,防止事态扩大化,维护国家良好形象。由此,公共事件术语命名并非简单的语言文字工作,而是会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社会稳定的大事(王立非2020)。
(二)
●
应急语言语种(方言)规划
应急语言语种规划针对的是那些应该被纳入应急语言管理体系的语言种类,要做好与其相关的人才及资源储备工作。从我国的全球战略出发,应急语言种类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周边邻国语言,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方言之外,还要做好社区语言的调查工作(沈骑2016;赵蓉晖2010)。例如,平时对外籍居民社区进行语言普查,掌握本辖区内居民构成成分;在不侵犯居民隐私的前提下,房屋产权单位(或房主)有义务提供租(购)房人的语种及语言能力信息。此外,我们建议人口经济普查时增加语言信息普查项目,了解语言特需群体的语言水平、沟通能力,包括国际通用语英语的水平。据此预判他们的应急语言服务所需,有针对性提供相应语种储备,确保危机时刻有效沟通。
(三)
●
人才规划
人才规划针对的是应急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即关键时刻,谁来提供应急语言服务。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多采用招募志愿者为国家服务的模式。例如,美国的国家语言服务团,面向本国公民招募,自愿参与,经过语言选拔测试,进入人才储备库。危机时刻,进行语言匹配,在征得志愿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语言服务工作(张天伟2016)。语言志愿者参与救援的模式,一方面为公民提供了服务国家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志愿者提供了锻炼自身业务能力的实习机会。该项目运行至今已有十余年,成本低,效果好,满足了国家的应急语言服务需求。据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后,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协同留学生、医护人士及专业翻译工作者,临时组建了应急语言服务小组。他们完成了多项海外捐赠物资产品标准及使用说明的译校工作,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引起中央电视台的关注报道。该事例说明,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建设需要做好统筹规划,协调各方力量,做好志愿者招募、培训工作,关键时刻发挥大作用(王春辉2020)。
(四)
●
技术规划
应急语言服务技术规划研究的是如何借助高科技,开发利用语言服务程序或资源集成平台,高效服务于应急语言救援工作。虽然面对面进行应急语言服务便捷高效,但现实中,受诸多因素限制,本地或外地语言志愿者难以快速到达灾区现场,难以实现面对面语言服务(Munro 2013)。由此,发挥技术优势,通过电脑软件或者应用程序提供语言服务就十分必要。Hunt et al.(2019)指出,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救援中,信息技术在人员定位、遇难者搜寻、对外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给现代救援提出了新思路。另一方面,由于语言障碍,科技应用不够。缅甸若开邦(Rakhine)地区的种族冲突中,许多罗兴亚(Rohingya)难民没有及时获得救援关键信息,无法做出明智选择,造成严重后果(Hunt et al. 2019)。此外,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危机时刻现代高科技的重要作用,投入开发一些语言翻译程序或者手机应用程序,推荐给居民,居民可以随时随地使用这些服务,逐步向自动应急语言服务方向努力。虽然目前这些翻译程序软件应用的质量可能还有待提高,但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未来可期。由此,做好应急语言服务技术规划工作,优化资源,确保危机时刻的高效、高质量语言服务。
王立非(2020)指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暴露出的一个突出短板是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做好应急语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现代高科技的支持,例如,开发建设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专业领域语料库和术语知识库,收集、处理相关资源信息,这不仅方便查询检索,也有利于扩充机器翻译语料库,增强机器记忆力,提升译文翻译质量(O’Brien 2020)。其次,利用科技力量规划建设应急语言服务专家人才数据库,储备人力资源,成为连接国家、行业组织与个人的纽带,加强语言服务人才的交流,逐步完善应急语言服务行业标准,强化志愿者语言水平,推进应急语言服务质量体系建设(滕延江2020)。
(五)
●
行业规划
应急语言规划不能缺少具体行业部门的规划,因为不同部门的专业领域相差迥异,所需资源与人才也不尽相同,各个行业必须因地制宜,制定好自己行业的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确保灾难事故发生时迅速响应。例如,我国是一个地震、台风、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极端天气频发国家,相应地,地震、气象、水利等行业部门需要做出本行业规划,对所需人才、社会资源做好预判,甚至有意识培养这方面人才,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再比如,交通运输部门(民航、公路、铁路、水运)需要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提前做好防灾宣传,提高公众防灾意识,提出应急措施,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及时响应。
(六)
●
公众(社区)教育规划
做好公众(社区)应急语言教育规划,提升公众的应急语言能力十分必要,即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利用语言(文字)资源提供语言应急援助的能力(王辉2020:8)。应急语言服务不仅仅局限于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响应,灾前预防教育十分必要。应急语言服务要下基层,进社区,通过多渠道开展公众应急语言教育,包括普通话、“简易汉语”、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及其他语言特需群体的教育(李宇明2020b)。同时,提倡语言志愿者与语言弱势群体交流:语言服务志愿者可以获取服务对象的背景知识,语言特需群体也可以对翻译质量做出反馈,确保危机时刻的服务质量(O’Brien et al. 2018)。这种公众(社区)应急语言教育,一方面,使得灾害预防信息可及;另一方面,鼓励公众(社区居民)评价防灾信息翻译质量,提升公众的自尊感与能动性。
四
应急语言服务建设的原则和保障机制
应急语言服务,归根结底是一种用户与提供方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使用者的满意度。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压力大、要求高、流动性强,很难追踪服务质量。为了保障应急语言规划落到实处,现实中,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规划取得成效。
(一)
●
人才建设的“招募-培训-实战”
三位一体原则
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人才是关键。由于灾难危情的突发性、不确定性,限于人力财力,组建一支专业常规队伍并不现实,我们建议采用其他国家的经验,组建应急语言服务团,采用应召服务的方式,从招募、培训、使用不同环节做好应急语言服务人才的管理工作。根据我国国情,应急语言服务并非常规服务,建议采用“招募-培训-实战”的方式储备人才。招募人才除了外语水平之外,也可把英语能力作为语言考核指标之一。这是因为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还是很好的语言中间媒介。为了稳妥起见,建议在部分地区先试先行,挖掘民间语言资源,积累经验,逐步推开。此外,招募好志愿者之后,建议增加平时业务培训的环节,做好人才资源储备。例如,通过网络或者现场形式,让志愿者有机会坐到一起,接受灾难应急管理教育,了解相关应急、职业道德知识。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建议根据志愿者专业兴趣、专长领域,做好应急语言服务的认领工作。例如,如果一个人对气象领域感兴趣,可以让他专门钻研该领域的知识、法规、国际组织联络、行业标准等专业知识,确保服务质量。简言之,建立语言服务的志愿者队伍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发挥公民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盘活社会闲置资源,搭建“个体-社会”一体化的语言服务体系。
(二)
●
应急语言服务中的
防控结合原则
应急语言服务同应急管理一样,涉及灾前预防、灾中响应、灾后心理抚慰全部流程,并不仅仅局限于突发事件的现场救援环节(Alexander 2016)。据此,应急语言服务工作重心也可以前移:平时做好区域内的人口情况调查,摸清居民的语言地图;通过电台、报纸、宣传册以及社交媒体进行防灾宣传教育,掌握居民小区的文化、宗教、语种数量,采用适宜的方式向多语人群介绍灾害预防信息。现实中,外籍居民可能有一些防灾常识,但不同文化对危情的理解往往会有偏差,应急语言服务工作还要做好文化调适工作。
灾难响应阶段是应急语言服务最为繁忙的阶段,民众需要得知撤离路线、转移地点、饮食供应点、避难场所位置、医疗救助等信息。这些工作需要在平时做好应急演练,有备无患。再有,突发事件后一些国际救援组织也会从海外飞抵灾难现场,协助救援;他们也需要语言服务才能开展工作,唯有平时做好应对方案,才能保证危机时刻高效有序地应对。
(三)
●
简化原则与技术支持原则
语言服务涉及语言间的转换问题,这里需要对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做出区分。语际翻译指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该类型的翻译讨论较多,需要考虑文化因素,采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做到信息得体准确。语内翻译涉及一种语言信息的重新释义(含方言),把复杂句式释义为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应急语言服务需要考虑居民的文化水平,采用公众可理解的方式,少用书面语言,必要时采用图片、简单的素描说明等手段传递信息。例如,灾后需要对核心区域进行卫生防疫处理,必须让民众知晓消毒药品的名称、作业时间以及可能的危害等;居民只有了解详情,才会理解与配合工作。这些信息尽量少用专业术语,少用被动语态,多用短句,如果可能,辅以图示,最大限度增强语言的可及性(Hunt et al. 2019)。简言之,简洁规范的语言是应急语言服务的核心。
高科技手段在灾难救援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O’Brien(2020)提出应急语言服务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发展机器翻译,提升翻译水平。例如,语言服务提供商Translation Memory和Translators without Boarder已经涉足机器翻译,但机器翻译应用于应急语言服务现场的情况还比较少见。Hunt et al.(2019)指出,应急语言服务借助技术,需要平时做好语言素材储备。这是因为机器翻译通常依靠系统中已经存储的数字化文本来处理语言,如果系统里面没有这方面的素材,那译文的准确度就难以保障。因此,平时进行突发事件应急语言演练、扩充翻译记忆库(translation memory)以及词汇表应用程序等语料库非常必要(O’Brien 2020)。另外,突发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可能导致断电、断网,甚至广播电视信号系统中断,这对技术的应用也提出了挑战,技术规划也需要对此做好预案。
(四)
●
应急语言服务的伦理原则
语言沟通不畅容易造成误解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然而,应急语言服务可能会面临一些非语言伦理因素。Santos-Hernandez & Morrow(2013)注意到由于语言障碍,一些非法滞留在美国的拉丁裔工人对飓风的潜在危险性估计不足,飓风来临之际,无法对是否进行紧急转移做出正确决定。这里面既有语言文化的因素,同时还有他们的身份问题,他们可能有意避开与政府打交道,担心个人信息暴露遭到遣返。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名语言服务提供者,如何在两难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是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获得救助;还是主动举报他们的非法身份问题。这值得每一位从业者思考。再比如,一些通过非法渠道进入境内的女性,因为婚姻关系留在了当地。危机情况下,这些女性也是边缘化人群,他们由于语言问题,大都缺乏自信,加之身份问题,也会影响他们的语言求助服务(Uekusa & Sunhee 2018)。
志愿者本人伦理问题。如果志愿者水平不高,语言服务质量较低,甚至出现严重错误怎么办?志愿服务不代表他们有能力进行服务。此外,有的志愿者同意到现场进行语言服务,万一无法到达指定位置,这种情况如何操作?毫无疑问,志愿者是一支庞大的队伍,素养参差不齐:他们中间既有专业的职业翻译者,也有没有任何训练与从业经验的人士(Hunt et al. 2019)。
此外,社会伦理问题。语言服务是一项耗费时间与资源的工作(Hunt et al. 2019)。有时候,政府机构可能优先考虑其他救援措施,而将语言服务置于不重要的权重层面。Sandvik,Jacobsen & Macdonald(2017)指出,危机期间,由于语言服务可及性的影响,不同地区的信息分配是不平衡的,信息不平衡容易导致救援不平等现象。因此,应急语言服务不应仅从效率、成本等方面进行衡量,而将其视为与多语社区各类群体建立信任、维持良好关系的契机。语言服务志愿者要寻找机会走近语言弱势群体,“倾听”他们的故事,进行“跨文化叙事交流”(Footitt 2017:521)。
伦理问题,无论是志愿者个体还是社会集体,是保证与语言群体有效交流、互相理解、增进互信的基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避免造成误解甚至产生新矛盾(Brun 2016)。
五
结语
当前,全球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跨国交往日趋频繁,境内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境外中国公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负责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逐步增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然而,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各种突发公共事件都对应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多语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使得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已被纳入国家战略议程。王春辉(2020)建议,相关部门尽早建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重视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语言处置问题,实施应急语言服务。应急语言服务建设事关人民幸福指数、国家对外形象。我们要提前进行语言资源调查,组建志愿者队伍,建立共训共练、救援合作机制,做好防灾救灾工作,保护公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都需要首先做好应急语言服务规划。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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