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德平，张坤：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效用

2020年

第6期

专题

研究

语言与贫困

作者简介

向德平，男，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减贫发展。

张坤，男，武汉大学中国减贫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减贫发展。

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效用

向德平1，张　坤2

（1.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 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2. 武汉大学 中国减贫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提 要 语言扶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语言扶贫参与贫困治理成效显著，可以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促进贫困人口的社会流动和社会融入，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推进各民族全方位的交流合作。为了高质量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需要在语言扶贫工作中处理好物质扶贫与扶智扶志的关系、阶段性任务与周期性工作的关系以及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充分发挥语言扶贫的治理效用。

关键词 语言扶贫；理论逻辑；贫困治理；治理效用

一、引   言

语言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它并不直接导致贫困的生成，但是语言能力问题会制约个人及家庭乃至区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识字率低、普通话能力差、综合素质不高、观念落后、地区发展动力不足（赫琳2018）。这些问题显著地增大了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风险，阻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增加其贫困程度和脱贫难度。同时，贫困会影响群众学习第二语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继而固化了语言使用的语境和传统的思维方式，限制语言学习的内容和形式，导致一些技术性的语言学习手段和实用性的语言学习培训难以付诸实践。

我国在语言扶贫方面所做的很多政策性规划和实践性探索，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相互补充和有机统一。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扶贫事业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9～2011年的中国语言间接扶贫阶段；二是2012年以来的中国语言直接扶贫阶段，尤其是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加快了语言扶贫的布局实施（王春辉2019）。从我国语言扶贫政策规划设计层面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1年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要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国家首次将“语言因素”写进扶贫文件，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包括“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在内的多项语言扶贫举措。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联合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要将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纳入地方扶贫部门、教育部门扶贫工作绩效考核，有力地推动了推普政策在贫困地区的落地实施，肯定了推普脱贫的重要地位以及语言扶贫的核心内涵，就是要增强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力度、提升贫困群众的普通话水平（王春辉20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实现了从“物质帮扶”到“扶志扶智”的转变，日益注重提升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向德平，华汛子2019）。语言扶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着重要的软件支持，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精准扶贫政策的创新运用。但是目前社会上对语言扶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语言扶贫实践还面临一定的困难。本文将梳理语言扶贫的贫困治理逻辑，明晰语言扶贫的角色定位，阐释语言扶贫的功能，从而更好地推进语言扶贫的实践。

二、语言扶贫参与贫困治理的理论逻辑

语言扶贫参与贫困治理根源于其内在的理论逻辑。通过对语言扶贫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分析，可为语言扶贫的实践提供指导。

（一）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

经济学家Jacob Marschak是最早将语言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加以关注的，语言经济学的引入国内也推动了语言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张卫国（2008）研究发现，语言既是一种人力资本，又是一种公共产品，也是一种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作为人力资本，语言影响劳动力就业市场及其工资水平；作为公共产品，语言影响着语言政策的制定与选择；作为制度，它影响着其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从宏观层面来看，语言多样性通过影响沟通交流、信任认同、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和技术扩散，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语言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王海兰2019）。赵颖（2016）通过使用CGSS201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11.62%～15.60%之间，其内在影响机理主要为语言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劳动者就业机会。语言经济学赋予语言以经济维度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认识语言经济属性的新视角，但语言不直接用于市场交换以扮演商品的角色而生成经济价值，那语言又是如何实现其经济功能的呢？赫琳、张丽娟（2017）认为，语言通过其充当交际工具、思维工具、文化制度以及经济资源等特性，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方式作用于经济生活，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毋庸置疑，语言对经济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但影响并不意味着都是正向的相关关系。语言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综合性过程，而非短期的因果效应。同时，语言对经济的影响是间接性的，需要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机制加以延伸语言的经济效果，通过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增强个体的就业技能、提升个体的语言素养，从而增加贫困户的劳动收入以改善贫困状况。只有正确认识语言对经济的影响机制、路径和效果，科学把握语言对经济的影响逻辑和作用方式等中间环节，有效规避语言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和阻碍路径，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语言的扶贫效果。

（二）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的语言扶贫

文化资本理论由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用以解释社会结构及其作用的理论视角。文化资本指的是一系列与文化相关的资源的总称，比如语言、文化制度或艺术，它的对象以非物质的形式客观存在着，在一定的“场域”内影响人们的生活，表征着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身体化形式、客观化形式以及制度化形式，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一种身体化的资本形式，可以通过少数民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交流呈现出来。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文化资本也会通过某些实践性的方式转化为后者，个体文化资本的提升也会增强社会人力资本的储备和劳动力资源的质量。语言是一种基础的文化资本形式，个体思维方式、认知水平、文化素养等个人特质都与语言能力有关，因而从文化资本视角来理解语言扶贫具有理论性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性的行动趋向。

文化资本是有潜在价值的，需要通过科学的手段挖掘出来或者说将这种资本客观化、物质化展示出来。语言扶贫就是当前脱贫攻坚实践中文化资本最重要的建设和统筹方式。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看来，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丰富，存在着许多向文化资本转变的路径选择，这种转变是提升民族语言文化地位、促进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单菲菲、刘承宇（2016）以贵州省一个民族旅游村寨为例，基于文化资本理论探析了民族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路径，从而提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弘扬民族语言和优秀文化。诚然，并非只有少数民族才拥有文化资本，贫困地区的人口也拥有潜在的亟待开发的文化资本，语言扶贫就是一个挖掘文化资本价值和文化资本建设培育的过程。总体上来看，贫困人口的文化资本匮乏且处于低水平的状态，性格较为内向、观念比较保守传统，其知识水平、文化能力、思维认知、家庭教育等均处于薄弱环节，贫困人口所在的文化环境固化闭塞，很难从内部找出突破点，因此就需要外力给予干预，从语言角度切入，开展针对性的扶贫工作，促进贫困人口的文化能力建设以及文化环境重塑，激活他们存量的文化资本，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助力贫困人口脱贫。

（三）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多元关系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政策、语言演变、语言规划等等。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更为关注宏观的语言政策设计、语言发展的长期规划，以及语言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关系角色，这种视角将语言的扶贫效用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以制定更长期的语言发展规划参与贫困治理过程。地方性语言是阻碍多民族间信息交流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会助推区域性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可见语言在社会结构的作用下成为一种关键性要素。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成为贫困群众脱贫的重要支撑，语言扶贫也就因此得以落地实践。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深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张天伟2016），脱贫攻坚的社会环境为语言政策规划提供了深化研究的丰厚土壤和田野试验田。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切入，语言扶贫的格局和立意就不局限于个体的资本建设和特定区域的自身发展，语言扶贫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统一。因此，在宏观层面，它关注语言政策设计和规划制定，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政策；在微观层面，它关注语言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构建，比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社区融入问题。语言是一种便于相互理解的符号系统，多民族之间、异文化之间、多语言之间的群体互动必然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和偏差，由此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升级，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阻碍性因素。因此，需要建构一种平等沟通的方式、一套达成共识的话语、一个包容多样性的空间，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于贫困群众来说，这种语言符号并非自然的获得，而是需要通过语言扶贫来完成语言符号传导的全过程，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教育，也就是通过由外而内的力量引入，使其具备日常的话语沟通能力，降低矛盾发生的可能性，以促进形成融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从内而外地改变贫困群众的精神气质，增强其自主发展的精神力量，树立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语言经济学本质上是将语言视为一种经济样态，更多的是以干预个体贫困户的能力资本建设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以达到脱贫的效果，这是一种倾向于个体化的扶贫方式。文化资本理论视角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通过信心建设、精神激励、惯习重塑、素养提升、资本培育等中介方式影响贫困群体所处的文化环境，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家庭环境，期望从精神层面来帮助他们建立脱贫的自信与勇气，从而实现家庭层面的自强与发展。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相较于前两种理论逻辑，其关注点更为宏观和长期性，通过语言规划、语言变革等政策性设计来影响贫困群体的语言环境，建设贫困群体的语言能力，从而在社会层面引起关注，加快推普脱贫的进程。因此，这3种理论视角都为语言扶贫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性指导，也各有其理论关注的侧重点。在国家语言扶贫方案的统一实施与地方依据实际情况探索的结合下，语言扶贫对于贫困治理的效果是明显的。

三、语言扶贫的治理效用

语言扶贫以其特有的扶贫机制和扶贫方式，在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增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推动社会融入和多民族文化融合共荣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贫困治理效用。

（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流动

语言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能够帮助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拓展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语言扶贫能够改善贫困人口在就业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赋予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直接对话和谈判的能力。对于那些语言能力较强的外出务工者来说，在工资纠纷解决、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能够有效避免劳资纠纷。行业要求等制度化的互动情境会对语言表达的方式提出要求，符合要求的言语方式会得到肯定和认可，反之则会被否定和拒绝，例如现代服务业就需要员工具备一定水平的普通话能力，普通话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有显著提升作用（陈媛媛2016）。语言扶贫就是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语言方式和表达习惯，使他们能以一种别人理解的和认同的对话方式进行沟通，创建长期、可维持的交流语境。

语言是技术的传播载体，语言扶贫在技术推广与传播、产品生产与销售中都能发挥积极作用，能够帮助贫困户学到先进的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语言也是信息的扩散媒介，能够帮助贫困户获取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需求走势，以便更加精准地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有研究表明，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普通话普及率存在最低有效规模，其最低有效规模为60.0%～63.8%，也就意味着普通话推广率要达到60% 以上，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卞成林，等2017）。王海兰等（2019）对西藏波密县的调查也证实了普通话水平对劳动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提升作用在中低收入层次劳动力中体现得更加显著（王兆萍，马小雪2019）。

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增加家庭收入、缓解家庭贫困、改善家庭福利具有重要作用（柳建平，张永丽2009）。外出务工也是贫困人口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他们的地方性语言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和期待，导致他们只能从事一些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工作。语言扶贫是解决务工人员语言问题的重要抓手，在劳动力流出前进行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普通话培训，使其更好地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在较短时间内熟悉工作流程和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可以提高工作的稳定性，也降低了工作更换的市场交易成本。语言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获得职业发展机会的重要砝码，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是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王浩宇2019）。合乎情境的语言水平和语言能力也是进入较高职位的准入门槛，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职业晋升和阶层流动，从而改善贫困人口在社会上所处的边缘位置和社会阶层状况。

（二）传播现代知识，阻断贫困传递

人们自出生以来都在既定的语言环境中接受熏陶和教育，这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环节。贫困家庭的语言意识不强，往往会忽视对子女语言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也仍以方言作为授课的主要方式。语言的限制挤压了发展空间，提高了贫困发生率。由此看来，语言会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语言扶贫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语言与教育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耦合关系。语言扶贫关注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通过各种政策支持其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掐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有效途径（马文武，等2018），它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感受外面世界的魅力和多样性，而不仅仅局限于父辈传递的生活经验。语言扶贫帮助贫困子女树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纠正贫困人口的认知偏差，以支持他们建构起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期待，从而从内在的情感和意愿出发，内生出对抗贫困的勇气和改善生存状况的决心。这种精神力量的积蓄并不能依靠一次简单的语言教学课程和经验的传导来实现，它需要持久地学习标准化的普通话，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使用，这样才能逐渐内化为自身的能力。

语言扶贫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是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更是持久性的，它拉近了贫困人口与现代生活的距离，更新了贫困人口认识世界的方式，拓展了贫困人口与外界的联系。语言扶贫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有效地降低掉入贫困陷阱的概率。语言扶贫对于阻断贫困子女代际传递的作用是直接的，同时，也会间接地从子女与父母的言语交流中改善父辈的贫困心理和精神面貌，从而使整个家庭受益。子女向父母讲述学习的新知识，不仅帮助孩子们巩固了所学知识，锻炼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也能增进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和日常沟通，形成“小手拉大手”的语言扶贫帮扶机制，明显改善贫困家庭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有效减缓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

（三）促进社会融入，有效化解矛盾

语言是生活的基本工具，也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手段。一方面，语言扶贫促进外出务工人口的社会融入。外出务工是贫困户谋求生计支持的重要方式，就业条件好、发展机会多的大城市就成为贫困劳动力的首选流入地。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的方言熟练度有着显著影响，尤其是那些跨省流动的贫困户很难再适应当地方言（俞玮奇2019）。贫困户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与流入地居民存在日常交流用语上的差异，往往会被贴上“外地人”的标签，很难融入新的生活圈，导致群体之间的隔阂和交流障碍，引发生活上的矛盾和纠纷。语言扶贫可以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社会融入的问题，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膜，保障其意见表达权利和公共服务的享受权利。语言扶贫的目标不仅是让贫困户听得懂国家通用语言，更要让贫困户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自觉地使用，逐渐将其内化为他们的用语习惯，以便融入流入地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语言扶贫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融入社区新生活。建设集中安置点是易地扶贫搬迁中的重要举措，来自不同地区的搬迁户有着不同的日常用语习惯和文化习俗，导致社区居民出现了语言沟通障碍和理解失真等问题，影响着社区居民的交流与互动，容易陷入社会隔离的困境，阻滞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市民化进程（邹英，向德平2017）。语言扶贫通过对搬迁人口统一进行培训、指导和教育，使其掌握基本的国家通用交流用语，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书写能力，引导居民从日常沟通开始，有序参与社区各项工作，增强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

（四）推进交流合作，促进文化共荣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核心要素。语言可以打破空间的限制，将民族特色文化和精神气质传递到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是本民族优秀文化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工具和平台。国家通用语言是认识、了解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的窗口和渠道，少数民族文化可以通过共享的表达形式和展示方式呈现出来。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分支，不同民族因历史、地域、资源禀赋等差异形塑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规范化、标准化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消除地方语言交流的障碍，是促进经济贸易往来、民族文化交流、资源共通共享的媒介工具。

语言不仅在各民族文化交流层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在促进民族间经济贸易往来、特色产品销售、地方旅游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具有地方性、稀缺性、魅力性、功能性和知识性等特征（石琳2019），语言扶贫是塑造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对语言资源的经济属性与产业价值的开发，使其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引擎。一些特色的民族农产品以及兼具艺术性和经济价值属性的民族服饰和民族手工艺品等借助于共同的语言，可以销售到其他民族人口聚居区域，各民族同胞都能欣赏和使用到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少数民族的旅游发展离不开对外宣传，而语言就是影响宣传成效的关键要素。少数民族不能单纯地以民族语言作为宣传手段，更需要一种其他民族同胞易于理解的、全国通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减少民族之间的距离感和生疏感，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不仅如此，语言扶贫更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必要方式。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有助于打破民族文化壁垒，形成主导文化认同，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升贫困人口素质，为振兴地方经济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李瑞华2019）。语言扶贫不是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人摒弃自身的方言而使用同种语言，它是以语言作为一种民族大融合的媒介，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来实现对话、产生联系、深化互动、形成认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增强国家民族情感认同，求同存异以期推动民族融合和文化共荣，提高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

四、结论与讨论

语言扶贫是“一项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扶贫措施”（王海兰2018），是构建我国系统型、综合性、结构化贫困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贫困人口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关键手段，是连接贫困地区与外界生活的沟通媒介，也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繁荣的根本着力点，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在促进贫困治理方面影响深远。语言扶贫是以语言的形式干预贫困人口传统的生活惯习，打破封闭的生活环境和固化的语言情境，消解地方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塑贫困群体家庭成员的互动模式，强化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以发挥语言在精准脱贫中的积极功能。语言扶贫在贫困治理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在后期的语言扶贫过程中要处理好几对关系，真正保障语言扶贫的实效性和益贫性。

一是要处理好物质扶贫与扶智扶志的关系。在以往的扶贫实践中，物质扶贫通常是主要的扶贫方式。随着贫困治理的不断深化，需要将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因素纳入到扶贫领域中来，重视贫困户内生动力的激活和自主发展信心的激励，做好物质扶贫与扶智扶志的平衡和协调。语言扶贫作为扶智扶志的基础性方式，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纠正贫困人口“等、靠、要”思想观念的关键举措，也是与物质扶贫相互补充、内在耦合的贫困治理手段。只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发挥各种扶贫方式的价值，如期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二是要处理好阶段性任务与周期性工作的关系。脱贫攻坚是一个阶段性的政治任务，而语言扶贫作用的发挥具有周期性，语言扶贫并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短期扶贫手段，而是一种长期性的扶贫策略，它的成效可能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去认识和感知语言扶贫的效果。因此，语言扶贫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性扶贫工程，不可操之过急和“一刀切”。要将语言扶贫与教育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举措有机结合，发挥政策优势，统筹各类资源，充分发挥语言扶贫的作用。

三是要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承载者，在传播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形成民族内部认同、方便民族内部交流等方面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的创新性推广方式，注重对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将少数民族语言、当地方言的保护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开发有机结合，形成推广普通话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互促互补的良好局面，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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