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事业百年谈（续）| 《语言战略研究》

2021年第5期

语言事业百年谈（续）

［编者按］继上期“语言事业百年谈”，本刊进一步辑录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有关文字改革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言论，以期呈现知识界从希望改革文字以普及教育、智民强国，到实事求是、客观科学地认识汉语汉字，并将语言事业的重点转向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大致脉络。

卢戆章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着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故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10岁以上，无不读书。……何为其然也？以其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故也。

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城镇乡村之男女，编甲课实，不但能识切音字，亦可无师自识汉文。……不数月通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

（《〈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1892年；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梁启超

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五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数十撇划，则识字也又难。呜呼！华民识字之希，毋亦以此乎？……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原，于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

（《沈氏音书序》，1896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36年）

王　照

因吾国文字难通，故欲即北京土语成文，以便俗用，聪慧者四五日可通，愚钝者二十日可通。不名为“土话”而名为“官话”者，从俗也。

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皆与京话略通，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此字母专为无力读书、无暇读书者而设，故务求简易，专拼北人俗话，肖之即不误矣。

（《官话合声字母》（癸卯重刊本）凡例，1903年；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

吴稚晖

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矣。一旦欲使万国新语通行全国，恐持论太高，而去实行犹远。因时合势，期于可行，其在介通现有文字及万国新语，而预为通行万国新语地乎？编造中国新语，使能逐字译万国新语，即此意也。

（《中国新语凡例》，1908年；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吴稚晖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章炳麟

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今者，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知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了。是知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

（《驳中国宜用万国新语说》，1908年；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劳乃宣

普及教育为今日救亡第一要义。然他国教育易普，而中国教育不易普及，何也？以他国之字易识，中国之字难识也。故别设易识之字，又为今日普及教育第一要义，亦即救亡第一要义也。……而今日救亡之道，舍求人民易于识字，俾教育得以普及，别无他策，则实为天下之公论。

（《上学部书》，1910年；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胡　适

我们现在提倡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中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

（《〈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新教育》1921年第1期）

刘　复

我的理想中的国语，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只是个普及的、进步的蓝青官话。所谓普及，是说从前说官话的只是少数人，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普及于最多数。所谓进步，是说从前的官话，并没有固定的目标，现在却要造出一个目标来。

（《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晨报副刊》1922年3月27日）

胡愈之

“五四”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只能说是刚开了头。许多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少数知识分子所用的文字工具，依然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遗留下的一套陈旧不堪的工具，……至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至今还没有一套适合于他们使用的文字工具。……当人民革命获得胜利，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忽略一件事，那就是完成五四以来没有完成的文字改革工作。这一工作是长期性的，但也是重要而且迫切的。

（《五四与文字改革》，《进步日报》1949年5月5日）

魏建功

我过去以为简体字是跟原有的不简的字对照着的，所以认为是为写的方便才要它，结果把问题看成了一个静止的枝节的，跟文字改革就无大关系了。我们看看我们的祖先何等有魄力！从繁复的篆、隶改革成了楷、草，那样发挥智慧，因势乘便，简明扼要！我们对简体字的工作，应该看做是文字改革的一个环节，不是单纯技术的整理。改定的简体字就应该当做另一个新字。

（《汉字发展史上简体字的地位》，《中国语文》1952年第10期）

丁声树、李　荣

汉语的方言调查在今天更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汉语方言调查是为普通话的推广服务的。……要大力推广普通话，使全民族都学习标准音，必须做很多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方言调查。通过方言调查，研究各地方音与北京音的对应关系，求出对应规律，可以帮助方言区的人学习说普通话。……还有，我们的文字将来要走拼音化的道路。设计拼音文字必须以北京音的普通话为基础，同时也要了解各地方言的具体情况。方言调查也可以为文字改革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汉语方言调查》，1955年10月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的大会发言，见《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

方光焘

汉语规范化，决不是说操汉语的人一向在言语活动中没有共同遵守的标准。汉语方言分歧，书面语言还没有明确规定的规范，所以在汉语中存在着分歧的规范，不同的标准。把分歧的规范，不同的标准统一起来，使我们的民族共同语——不论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的统一力量加强，这是汉语规范化的目的。制定明确规范的统一工作，必须依据语言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的共同要求来进行。我们并不需要一成不变的束缚语言发展的标准，而且语言的正常发展也不是任何标准所能束缚的。今后行将规定的明确规范，一定富有弹性，既符合社会的共同要求，又体现了语言的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把分歧的规范，不同的标准统一起来，而且也可以促进我们民族共同语向前发展。

（《汉语规范化的几个原则性问题》，1956年；见《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

叶圣陶

我认为汉字需要改革。单就已经认识汉字用惯汉字的人着想，改不改都无所谓。可是咱们小学里每年有大量的新入学的儿童，咱们中间又有大量的文盲。为这两大批人着想，汉字就非改革不可。这两大批人要用汉字。汉字难认难写，改得容易认些，容易写些，就节省了这两大批人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汉字改革是关涉到多数人利益的一件大事。有些人不赞成汉字改革，说出种种理由，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多数人利益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忽略多数人利益，这是不妥当的。

（《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1957年第8期）

清格尔泰

民族的解放、自治区的成立，创造了蒙古语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是蒙古语的发展是通过语言本身各要素的发展丰富实现的。它的各要素的发展丰富，依靠三个源泉。……首要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民群众的活的语言。……另一个重要源泉，是其他民族语言，首先是汉语的影响。对蒙古族来说，许多物质财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许多精神财富（先进的思想，革命的道理）都是从汉族那里或者是通过汉族来的。蒙古族人民在欣然接受这些物质、精神财富的时候，有时仿照汉语的说法，把它用本民族语言材料表达出来，有时就直接用汉语借词表达。……再一个重要源泉，是古代的语言或文献资料。

（《论蒙古语文的发展问题》，1962年；见《清格尔泰文集》（第二卷），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王　均

语言规范化工作，应该对语言发展中某些积极的因素加以扶植，促进其影响的扩大；但是，规范的确立需要有一个过程。经常发展着的语言词汇和语法的同义手段的并存并用，也正是它们自身经受考验的过程。语言工作者们必须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做好调查研究，及时地整理已经肯定的规范和指出它们中间所发生的变化，深入地探寻每一语言现象的发展规律，以便更有科学根据地提出语言加工和改进的具体办法，使民族语言的规范不断完善起来。

（《语言中的并存并用和规范化问题》，《中国语文》1962年第2期）

郭沫若

民间对汉字纷纷简化，这正表明汉字必须简化，也正表明汉字必须改革。这是时代潮流，不应禁止，也不能禁止。……从事文改工作的人，应该经常注意民间的简化汉字，吸收其可取者而随时加以推广。国务院所颁布的简化汉字，是应该随时增加的。当然，报纸刊物上的用字，小学生的学字，仍应以正式公布的简化字为准。……脱离群众的“造字”当然是要不得的。

（《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红旗》1972年第4期）

赵元任

至于汉语的文字系统，它的优点是双向度，容许较多的花样，因而能够节省篇幅，加快阅读速度。这并不因为汉字象形或者表意，大多数汉字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而是因为汉字笔划的双向度安排有重要意义。这种情况有一个附带的结果：在一页印有好多个不同的方块汉字的书里找字，比在不断重复二十来个字母的书里寻找，来得容易。特别难找的是用基里尔字母排印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字母都同样高矮，甚至连tip（高—低）和pit（低—高）或者tagged（高—低—高）和patting（低—高—低）这样些微的形体变异都没有。汉字有很强的个性，你要在一页上找什么字，眼睛扫到近处，它就直盯着你，呼之欲出。如果是字母文字，找起来就费事了。

（《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1973年；叶蜚声译，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张志公

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加紧对汉字进行多方面深入的研究》，1984年12月在“汉字心理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见《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

叶籁士

拉丁化新文字是解放前中国历史上推行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文字改革运动。……它跟当时的救亡运动紧密结合，深入到工人、农民、部队、难民以及海外华侨之中，并且得到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人士，如蔡元培、张一麟、鲁迅……等人的极其热情的支持……它是一次极为有益的探索，它的经验，包括它的不足，都值得今天的我们记取。

（为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始末和编年纪事》所写的序言，知识出版社，1987年）

倪海曙

汉字的缺点究竟是什么？文字改革的必要性究竟该怎么提？过去说，文字不改革，不能扫盲，不能普及教育，好像文字改革与扫盲和普及教育之间有个必然的关系。……人家可以反驳你：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文育也很多，例如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文盲也并不少，例如土耳其。可见这是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问题，与文字改革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有关系的是效率高低的间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汉字有它的优点，拼音文字也有它的缺点。一定要全面地来看，有分析、有比较地来说，才符合实际。50年代我们编文改刊物，继承“五四”谈汉字的那一套，片面批评和否定汉字。记得胡乔木同志当时曾指出：这种批评没有力量。他说，汉字好像一棵大树，你批评它这些叶子不行，那些树枝不好，这种枝枝叶叶的批评动摇不了它的根本。

（《加强文字改革工作的科学性》，1979年5月在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见《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朱德熙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

（《汉语》，《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胡裕树

语言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又是明显地相对稳定的。语文规范化要求人们在语文生活中自觉地贯彻这种既有发展变化、又有相对稳定的辩证法。只看变化，不要规范，任其演变，这种对语文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会引起语言的混乱；只有稳定，抑制变化，墨守成规，也会使语言干瘪而失去活力。所以，确定规范要有发展的眼光，而对待发展又要规范的意向。这样，语文规范化就会促使语言表达丰富多彩而不陷于繁杂混乱，就会促进民族语言的健康纯洁而不流于刻板僵化。

（《我谈语文规范化》，《语文建设》1994年第9期）

张　斌

当前是世界科技空前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国家正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些新情况、新事物都会反映到语言中来，语言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必然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今天出现语言的规范化问题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们对规范化的内涵应该有更深的认识。第一，今天讲语言规范化，含义不止是匡谬正俗。我们必须把规范化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看待，认定它们是紧密相关的。例如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如果没有明确的规范，就不能达到广泛应用的目的。第二，语言文字规范化不仅属于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且也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语文规范的时代特征》，《咬文嚼字》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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