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探究 | 方小兵：何为“隐性语言政策”？

2021年第5期

术语 探究

《语言战略研究》增辟“术语探究”栏目，探讨辨析语言学相关术语，热切希望海内外专家、学者给予关注与支持，不吝赐稿。限于篇幅，建议来稿一题一议，论据精当，言简意明，每文5000字左右， 并注明栏目名称。

栏目首期刊载南京晓庄学院教授方小兵《何为“隐性语言政策”？》一文，现特推送全文，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规划学与术语学。

何为“隐性语言政策”？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南京大学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提 要 隐性语言政策是没有显性文本或话语依托，而在语言生活中表征为某种实践机制的语言政策。通过术语辨析，发现：（1）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能视作隐性的政策，因为语言政策必须有可依附的实体机制；（2）微观语言政策是就政策的层次和规模而言的，在形式上可以是显性的,因此不一定是隐性语言政策；（3）隐秘语言政策可以拥有显性的法律文本，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被有意遮掩起来，也不等于隐性语言政策；（4）显性和隐性并不是一分为二、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许多语言政策实际上是介于隐性和显性之间的。

关键词 隐性语言政策；隐秘语言政策；微观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术语

术语是学科的基础，对核心术语进行辨析是学科建设中难以回避的课题。近年来，“隐性语言政策”成为语言规划领域一个重要概念，使用较繁，但颇多混淆不清。清晰阐释这一术语，对于区分一系列相关概念，构建逻辑更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学，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中文术语“隐性语言政策”源自英文，但很难找到一个英语对应词，因为它实际上囊括和糅合了英文里的好几个概念。这些概念都是西方学者基于二分法辨析出来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组术语中。

（1）法定（De jure）语言政策和实际（De facto）语言政策，区分标准是法律依托的有无。前者指具有正式法律依据的语言政策，后者是没有法律依据但以社区默契方式存在的语言实践，即“尚未被意识到已成为政策，但事实上却发挥着实际作用的政策”（Tollefson 2014：80）。

（2）明示性（explicit）语言政策和隐晦性（implicit）语言政策，区分标准是政策文本的有无。前者指以正式书面形式或公开话语形式明确规定的语言政策，后者指虽无官方文本或权威话语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仍具有社会约束力的语言政策（Schiffman 1996）。与前面的法定语言政策不同，明示性语言政策既可以通过书面的法律文本进行宣示，也可以通过部门规定、企业通知或行业协议来告知，还可以通过公开的权威话语来进行“明示”。

（3）公开的（overt）语言政策和隐秘的（covert）语言政策，区分标准是政策意图的隐显，即是否隐瞒政策意图。前者指向大众公开表述目标、意图和动机的语言政策，后者指意图被有意隐瞒的、具有欺骗性或颠覆性的语言政策，“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被有意隐藏或遮掩起来”（Shohamy 2006）。隐秘的语言政策可以拥有显性的法律文本，只不过其真正的政策意图不表现在政策文本的字面表述上，不为一般大众所知。

（4）规划过的（planned）语言政策和未经规划的（unplanned）语言政策，区分标准是规划程序的有无。前者指通过政府部门或其他权力机构正式规划过的语言政策，后者指虽未经过规划进程，但在实践中被人们默认、接受并起作用的语言政策（Kaplan & Baldauf 1997）。

中国学者普遍将这4组术语中的前一种统称为“显性语言政策”，而将后一种统称为“隐性语言政策”。事实上，国外某些文献提及的informal language policy（非正式语言政策）或unstated language policy（未言明的语言政策）等表述，也被国内一些学者归为隐性语言政策。当然，最常见的做法还是将隐性语言政策理解为隐晦（implicit）和隐秘（covert）的语言政策。

应该说，这4组术语中前者的概念所指大致相似，统称为“显性语言政策”不会引起误解；但是，后者的概念内涵存在较大差异，不宜统称为“隐性语言政策”。实际上，对于何谓“隐性”，国内学界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探讨。为此，笔者拟对“隐性语言政策”这一术语略做探究。

一、语言意识形态并非隐性语言政策

一些学者将汉语中的“隐性”一词理解为“理论上的”或“观念上的”，从而将隐性语言政策等同于语言信仰和语言意识形态，例如“作为一种隐性的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起决定性作用”（潘月洲2014：17～22），“作为隐性的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是人们的语言观及其对待语言变体或其他语言的态度”（董晓波2016：34），“所谓隐性语言政策是指那些不成文的，不一定表现为正式出台的政策，但是依然可以对语言生活产生影响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李英姿2017）。

《现代汉语词典》对“隐性”的解释是“性质或性状不表现在外的（跟‘显性’相对）”。这说明，隐性的东西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否则谈不上“性状”。例如，隐性成本是一种游离于财务监督之外的成本，包括厂商自己投入资金的利息、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的折旧费。隐性成本是生产实践中真实存在的成本，是在经营决策时应予考虑的成本，而不是仅体现在理念上、理论上的成本。又如，隐性感染虽然是没有出现明显临床症状的感染，但它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感染，通常可以通过血清试验检查出来。

我们认为，语言信仰、语言意识形态归根到底还是一团难以捉摸的主观“迷雾”，至多只是政策意图。隐性语言政策也有政策意图。只有在客观世界里通过具体实践表征出来，方可称为语言政策。

肖哈米（Shohamy 2006：44）在讨论隐性语言政策时，并不基于纯粹的语言观念，而是基于语言测试和语言景观这些客观的语言实践。例如，通常政府并不特意将语言测试、语言景观这些社会机制作为规划的、明示的、法定的语言政策，但是语言测试能提升特定语言的声望，排斥没有掌握标准语言的移民群体，影响人们的语言选择，因而可视作隐性语言政策；语言景观可以提高和巩固某些语言的地位，控制或操纵社会语言使用，因而也体现了“事实上的”语言政策。肖哈米认为隐性语言政策是“在审视各种语言实践后，通过推理而得出来”（Shohamy 2006：50），政策推导必须基于“机制化的制度”（institutionalized system）；托尔夫森（Tollefson 1991）也多次强调语言政策是一种“机制”（institution）。这些机制常常体现为某种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机制”的表述相类似，希夫曼（Schiffman 1996：276）认为语言政策是一种“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或“文化包”（cultural baggage），“语言政策内嵌于文化之中”。那些由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内化而成的“全民共识”，由于得到大多数文化成员的默许和支持，成为隐性的语言政策——虽然没有公开声明，但影响力巨大，有时甚至可以左右国家的语言政策。

部分学者将语言意识形态理解为隐性语言政策，其根源在斯波斯基（Spolsky 2004）的语言政策三分法理论模型：语言政策包括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3个组成部分。然而，将语言意识形态作为“语言政策”的组成部分，就意味着那些变动不居、难以把握的信念本身就是语言政策。但这种语言政策概念“过于宽泛，将一般民众的语言态度都上升到政策层面”（陈新仁2017：22），况且，许多语言政策是多位成员参与制定的，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实际上，无论是肖哈米的社会机制还是希夫曼的文化结构，都是根植于语言意识形态之中，但不是语言理念自身。因此，语言意识形态应该是语言政策的驱动因素（Ager 2001），而不是构成要素，即本身不是语言政策。斯波斯基的语言意识形态和希夫曼的语言文化概念似乎非常相似，其实两者并不相同。希夫曼认为语言政策根植于语言信仰和语言意识形态之中，而斯波斯基将意识形态本身视作语言政策（Johnson 2013：4～5）。隐性语言政策是事实上存在的语言政策，而非仅存在于政策行为主体头脑中的语言意识形态。

实际上，为了阐释隐性语言政策，学界除了将语言实践视作语言政策外，还提出了“作为话语的语言政策”（Lo Bianco 2005），这类政策通常表现为权威媒体的报道、政界代表的讲话、学界人士的报告或社会名流的倡议。这些话语能有效影响语言的声誉、价值和使用状况，改变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信仰，促使人们在日常交际交流中无意识地遵守某些未明文规定的要求，从而起到语言政策的社会功能。

总之，隐性语言政策必须是事实上存在的实践机制或政策话语，而不能仅仅是一种语言理念或意识形态。

二、微观语言政策不等于隐性语言政策

一些语言政策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将微观的、草根的、地方层面的语言政策视作隐性语言政策。家庭语言政策是典型的微观语言政策，也是目前国内的研究热点。但是，伴随着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兴起，这类政策常常被视作典型的隐性语言政策，例如“我们不难发现众多家庭的语言规划一般都是隐性的、无意识的、自然发生的”（吴欣欣2013），“家庭语言政策指的是在家庭中如何管理、协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属于隐性语言政策”（李秀锦，刘媛媛2016），“家庭语言规划是隐性语言规划”（刘群2017），“家庭语言规划一般是隐性的、自发的，基于语言实践和语言信念做出语言选择”（周贝，肖向一，刘群2018）等。

事实上，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先驱肯德尔·金和林恩·福格尔（King & Fogle 2017：315）将家庭语言政策定义为“在家庭范围内，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进行明确的和公开的（explicit and overt）规划活动”。换言之，他们认为家庭语言政策是显性的，可以直接观察的。Curdt-Christiansen（2018）就将家庭语言政策定义为“家庭成员在语言方面所做的有意和可观察的努力”，这种显性的家庭语言政策随处可见，那些通过口头文本形式呈现的，如“家里来人要讲客气话”“不要在家里撇洋腔”“不许学着姥姥说乡下话”等，都是显性的家庭语言规划。

总之，微观语言政策是就政策的层次而言的，而隐性语言政策是就政策的性状而言的，两者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不应混为一谈。换言之，隐性语言政策既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事实上，肖哈米和希夫曼讨论的许多隐性语言政策就是宏观层面的，如以色列的希伯来语至上政策和美国的英语官方语言政策，都是心照不宣的国家语言政策；基层的微观语言政策也不一定是隐性的——只要有明确的规定，就属于显性范畴。

通常而言，大多数家庭都不会制定书面的语言政策，但一般会对儿童语言习得和家庭日常语言使用提出口头要求。在达成家庭内部协议后，一般不需要隐瞒政策意图，也不需要引入特定机制（如前面提到的语言测试、语言景观）来实施隐性的语言政策。这可能就是西方学者强调研究显性的家庭语言政策的原因吧。

三、区分隐秘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

有的语言政策带有欺骗意图，甚至包含不可告人的隐秘目的，西方学者将这些政策称为隐秘语言政策。例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南非现行的语言政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南非将一些互懂度极高的土著方言上升为地方通用语言，并将其中9种土著语言全部列为官方语言，其目的是让这些土著语言竞相争夺政治权利，形成内斗，从而确保殖民地宗主国语言的地位。南非宪法对语言问题的表述似乎是世界上最完备、最先进的，但宪法规定的11种官方语言远非享有“平等的尊重”，其根本目的是使各种土著语言相互干扰，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Parmegiani 2017）。

类似地，新加坡政府一直不露声色地实施一种隐秘的语言政策，“做而不说”，逐渐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生态。“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既定目标，即，以英文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文，但这一点开始并没有直接告诉民众”（郭熙2008：4）。费什曼指出，“一些为原住民群体制定的本体规划，也许会以维护原住民语言的面目示人，但实际掩盖的却是语言转用。……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语言的发展，而实际上却是暗中削弱一种语言，这是含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语言规划”（Fishman 2006：315～316）。这类语言规划既可以有显性的政策形式，也可以通过隐性的政策实现，但政策意图始终是隐秘的。

隐秘语言政策既可以表现为这类宏观层次的语言政策，也可以表现为那些在底层悄然进行的抵制性“土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希夫曼（Schiffman 1996：6）就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沙皇统治下的波兰学校秘密地用波兰语教学。当俄国检查员来视察时，老师挑选部分学生起来用俄语背书，俄国检查员看完觉得满意就离开了。然后，老师就转用波兰语进行教学。在这里，对于统治者而言，教师采用的语言政策就是隐秘的，即“被有意隐瞒的、具有欺骗性或颠覆性的语言政策”（Johnson 2013）。“隐性”这一术语难以描述这类“隐秘”情形。

四、结　语

应该说隐性语言政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如果将常规语言政策分析框架不太好解释的东西统统冠以“隐性语言政策”之名，就会使其成为一个杂物箱，甚至垃圾箱，失去其应有的阐释功能。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术语辨析。

首先，语言政策必须有可依附、可内嵌的实体，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能视作隐性的政策。所有隐性的政策，必然体现在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之中，以某种社会机制呈现出来。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把业已存在的语言规则、语用规范以更明确的形式化方式表达出来（例如把以默契的方式存在的习俗惯例以文本形式表达出来），形成显性的语言政策。也可以心照不宣地承认语言习俗的存在，习惯于按照某种隐性的语言政策行事。语言政策研究中确实不能忽略语言意识形态，但应该如埃杰（Ager 2001）倡导的那样，将语言意识形态视作语言政策的驱动因素，而不是将其视作语言政策本身。

其次，语言实践之所以被纳入语言政策的研究范围，是受行为主义学派兴起的影响。行为主义学派把政策解释为各种权力相互作用和博弈的过程和结果，这大大拓展了政策的内涵与外延。政策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本层面的政策内容。从实践中推断出的、没有规定或公示的惯习、机制和群体行为倾向——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尽心上》）——也可视作一种政策，尽管是隐性的政策。

再次，隐性语言政策是就政策的表现形式而言的，微观语言政策是就政策的层次和规模而言的，不能把微观语言政策一概等同于隐性语言政策。另外，隐性语言政策和隐秘语言政策的分类标准也是不同的。前者的分类标准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后者则是根据内在的政策意图来区分的。

最后，在现实语言生活中，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并不是一分为二、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许多语言政策实际上是介于隐性和显性之间。因为尽管人们都按照默认的语言规范和使用惯例进行语言交际，但究竟哪些可能被形式化地概括出来，通过精细化表述，然后上升成为章程法律，这其中常常有偶发社会事件的推动，没有规律可言。在语言实践中，各种形式不同、层次不一、约束力不等的规则永远会并存和竞争，能够熟悉并恰当遵循这个规则连续体，实际上是母语人（资格）的标志。

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中文术语，隐性语言政策可以定义为“没有显性的文本或话语依托，而是在语言生活中表征为某种实践机制的语言政策”。

（本文载于《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5期，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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