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黄德宽：论文字学的现代转型与学科发展

Original 黄德宽语言战略研究

2024-09-10

2024年第2期

特稿

《语言战略研究》2024年第2期即将出刊，公众号率先推送黄德宽教授特稿《论文字学的现代转型与学科发展》，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黄德宽

清华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与文字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

论文字学的现代转型与学科发展

黄德宽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提要】清末以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大都经历了现代转型发展，文字学从传统“小学”向现代学科的转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小学”中逐步分立、以汉字形体研究为中心的体系的构建，古代汉字学、近代汉字学和现代汉字学等分支学科的形成，以及体现基本理论的名词术语系统的创立，是文字学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展现了文字学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代表了文字学学科建设的持续进步。总结文字学现代转型的经验，揭示其转型发展的历史动因及其局限，对深入推进新时代文字学学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新时代的文字学研究，要不断增强现代学科意识，努力突破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进一步提升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水平，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确立现代文字学的学科地位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文字学；体系构建；学科分支；术语系统；学科建设

一、引言

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体系中，文字学是历史最为悠久且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学科之一。汉代对先秦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促进了文字训诂之学的兴起，东汉时期产生了《说文解字》等“小学”经典著作。《说文解字》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传统文字学的创立，而且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传统文字学的主要任务是“说字解经义”，其目的是服务经典释读，理论研究较为薄弱而不成系统。

近代以来，与中国其他人文学术一样，文字学经历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的历史转型。章太炎首先提出“小学”“当名语言文字之学”，由此开启了传统语文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向现代“语言文字之学”转型发展的历程。^[1]通过学科体系的构建、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名词术语系统的创立等关键环节，文字学逐步转型发展成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字学的现代转型大体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20世纪初叶，“文字学”作为学科概念开始运用，并经历从传统“小学”到“文字学”的逐步分立；30到40年代，文字学从“文字形义学”转向以形体为中心的研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的转型；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古代汉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字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全面进展。新时代的文字学研究，面临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更新提升，深入总结和反思近代以来文字学转型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局限，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字学学科的时代要求。

[1]章绛（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1906年）第五册。章太炎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研究曾有如下总结：“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简要之义，著在兹编。”见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上《小学略说》，国学讲习会编，庚戌年（1910年）五月。

二、文字学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以来，文字学体系的构建大体上经历了从“小学”中逐步分立到不断发展的历程。1905年，刘师培编著的《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以诠明小学为宗旨”，从文字的形、音、义入手，对传统语文学涉及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进行了综合介绍，这是将传统语文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努力和尝试。^[2]何仲英《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2年）明确提出了“新著中国文字学”的宗旨，认为：文字有形、有音、有义，“凡研究这三者相互关系的一种学术，叫做文字学”。他指出：“兼斯三者，得其条贯，始于清代戴震；后来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朱骏声，及近人章炳麟继起，发扬国粹，如日中天，于是中国文字学才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术。”这部书重视文字学理论系统的构建，在继承传统语文学的同时，较为推崇章太炎的相关学说。马宗霍的《文字学发凡》（商务印书馆，1935年）由“形篇”“音篇”“义篇”构成，同样是按照文字形、音、义三端来构建体系的。这些著作所构建的文字学体系，是由传统字形演变学说、“六书”条例与音韵学、训诂学等内容糅合而成的“综合派”文字学，体现了传统语文学向现代文字学过渡时期的特点。

[2] 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1936年宁武南氏校印本。

传统语文学向现代文字学过渡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富有创新意义的文字学著作。贺凯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构想的“新文字学的建设”，“是以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为研究的对象，而求出文字的起源、构造、变迁及对于历史、风俗、社会文化的贡献；目的是为文字而研究文字学，并不只是为读古书而研究文字学”。他提出：“近世甲骨文字的发现，在文字学上特开一新纪元。”“语言文字之学，要有历史的眼光，凡一切甲骨金石文字，都在研究的范围内。所以现在研究文字学，要在《说文》以外得到新的发明，得到文字在历史上的解答，这才可称为研究文字学者。”贺凯对文字学的认识，体现了立足于文字的形、音、义和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来构建文字学体系的新认识。张世禄所著《中国文字学概要》（文通书局，1941年），虽然也主张形、音、义综合研究，但他强调：“文字既然所以代表语言，语言上的声音和意义，就寄托在文字当中；而所用来记载声音和意义的工具，就是书写上的形体。所以无论哪种文字，它的实质总是声音和意义，它的形式就是各个字体；无论哪个文字，总具有形、音、义这三方面的……这样形、音、义三方面互相推求，把字书偏旁之学、训诂之学、音韵之学打成一片，才可以揭示中国文字的奥秘，才可以说是完全的文字学。”张氏具有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视野，吸取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建设中国文字学的科学”出发，通过语言文字关系的分析，为从形、音、义综合研究文字确立了理论依据，克服了传统语文学向现代文字学过渡时期的弊病，代表了综合研究形、音、义以构建文字学体系的进步。

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字学体系构建的关键一环，是音韵学、训诂学与文字学的分立。1917年，北京大学的文字学课程讲义分为《文字学形义篇》（由朱宗莱讲授，北京大学出版部，1917年）和《文字学音篇》（由钱玄同讲授，北京大学出版部，1918年），将音韵学内容从“文字学”中分立出来。“文字学形义篇”即所谓“文字形义学”，沈兼士对此有一个界说：“研究中国文字的形体、训诂之所由起，及其作用与变迁，而为之规定各种通则以说明之，这种学问，就叫做文字形义学。”沈氏在北京大学的《文字形义学》讲义，提出“以‘钟鼎’、‘甲骨’为中心的造字说”，以形体和训诂为核心“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叙述历史的系统，下篇讨论理论的方法，意在使读者先有了文字形义学观念，然后再进而研究各种理论，如此办法，比较的为有系统、有根据一点”。^[3]根据沈兼士文字形义研究的相关论著，可大体了解沈氏文字学体系构建的设想。于省吾（1986：567）评价说：“昔人以研讨文字之形、音、义者谓之小学，自章炳麟先生易称为语言文字学，俾脱离经学附庸，上承顾、江、段、王之业，综理其成。而兼士先生亲炙绪论，推寻阐发，究极原委，进而为语根字族之探索，遂蔚为斯学之正宗。先生之言曰：‘余近年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有二倾向：一为意符字之研究，一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问题有三：曰文字画，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曰意通换读。音符之问题亦有三：曰右文说之推阐，曰声训，曰一字异读辨。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此为先生自叙治学之纲要。”“文字形义学”是传统文字学现代转型的一次发展，周兆沅、杨树达、高亨等所编文字学讲义都曾使用这个名称。^[4]“文字形义学”虽然在字“义”研究方面还没能彻底摆脱“训诂”的影响，但分离出音韵学的内容，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字形体结构方面，是现代文字学体系构建迈出的重要一步。

[③] 沈兼士编有《文字形义学》讲义（北京大学，1917年）并发表《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八号，1920年）。沈氏讲义并未完成，从《叙说》可了解其全书理论构建。参看《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378、384页。

[④] 周兆沅：《文字形义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杨树达：《文字形义学》（曾名《中国文字学概要》），1940年湖南大学石印本，1943年以后改为此名；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40年代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进一步撇开与训诂相关的“字义”问题，将主要研究对象聚焦于文字的形体结构，从而促进“形体派”文字学从传统语文学中实现了完全的独立。如吕思勉的《中国文字变迁考》（商务印书馆，1926年）、顾实的《中国文字学》（商务印书馆，1926年）、蒋善国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商务印书馆，1930年）以及容庚的《中国文字学形篇》（燕京大学研究所石印本，1931年）等著作，都排除了传统语文学“训诂”的内容，主要围绕形体演变和结构来研究文字学相关问题。唐兰对中国文字学体系的构建有着自觉的追求，他以建设“一种西方人不能理解的特殊学科”——真正科学的“中国文字学”为己任，指出：“清末以来的文字学，也总包括形、音、义三方面。……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以字形为核心，“搜集新材料，用新方法来研究文字发生构成的理论，古今形体演变的规律，正是方来学者的责任。”（唐兰 2015：394，395，396，408）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年）由“前论”和“文字的发生”“构成”“演化”“变革”等五大部分组成，该书在文字学体系构建方面成就最为显著，它的问世标志着文字学基本实现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的转型，以“形体”为中心构建的科学文字学体系得以确立。

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体派”文字学理论代表了文字学研究的主流。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蒋善国的《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等著作，代表了“形体派”文字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新中国的文字改革政策，对50年代后的文字学体系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蒋善国的《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由“绪论”和“汉字的起源”“汉字的特点”“汉字的创造类型”“汉字的发展”等四编构成，分析汉字的结构，探讨汉字发展规律，进而建立文字学学科体系，为文字改革提供理论依据。^[5]关于“汉字学”这一称名，王凤阳《汉字学》明确提出：“更换名称更重要的用意在于划清和传统的‘小学’‘文字学’的界限，说明‘汉字学’与传统文字学无论在观点、立场上，还是在方法、目的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学’从历史上说是对传统的文字学的批判的继承，在体系方面说，则是对传统文字学的根本改变。” ^[6]这部著作由“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字形论”五大部分构成，“以汉字的改进、改革为出发点”，通过对传统文字学的批判，试图构建一个富有变革意义的文字学体系，在汉字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新见解。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修订版，2013年）是一部立足于汉字发展实际、体系较为完备的文字学著作。全书讨论了汉字的性质、形成、形体演变、结构以及形、音、义关系等基本问题，充分利用出土和历代典籍保存的大量文字资料，贯通古今，在汉字理论研究和体系构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有关汉字形成、形体演变、基本结构类型等问题的讨论尤为缜密深入，代表了近现代以来文字学体系构建所达到的新高度。

[5] 蒋善国在汉字研究方面有多部著作，其中最有创新价值的是《汉字形体学》。他的文字学研究，也深受文字改革思想的影响，曾主张“直接改用拼音文字，使汉字由标音、表意走向纯粹拼音”（见《汉字的组成和性质》，第296页）。

[6] 王凤阳：《汉字学》，中华书局，2018年，第5页。该书的写作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文字改革的思想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总体价值取向和对一些问题的判断。根据作者介绍，这部书的写作准备始于1956年他从事文字学教学，次年即编出汉字学讲义，此后经过近三十年的曲折努力，于1985年完成书稿，经过修订，1989年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18年，该书经张世超修订后，由中华书局再版。

三、文字学分支学科的形成

在传统文字学实现转型的历程中，古代汉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研究等相关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文字学体系构建和发展的重要方面。^[7]

[7] 古代汉字、近代汉字是目前逐渐统一的术语，而早期学术界的习惯则称作古文字、近代文字。本文一般采用统一的术语，但在涉及学术史或介绍相关论著时则遵从习惯，有时依然称“古文字”“古文字学”或“近代文字”。

古代汉字本就是文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汉代的古文研究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确立了古文字研究的传统。晚清金石学的复兴和吴大澂、孙诒让等人的研究，促进古文字研究从金石学中分立。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则为现代古文字学的建立拉开了帷幕（黄德宽，陈秉新 2014：147～186）。

1934年，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时所撰《古文字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组石印本，1934年；来薰阁书店本，1935年；齐鲁书社增订本，1981年），是首部关于“古文字学”的论著。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好像只是文字学的一支，但它却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部分。”“一直到近代，研究古文字的人可说不少，而古文字学却始终不能被称为一种科学。”（唐兰 2016：29）《古文字学导论》分为两编，上编“是由古文字学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包括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围及其历史、文字的起源和演变等内容；下编“是阐明研究古文字学的方法和规则”，包括古文字研究的目的、古文字释读方法、古文字研究涉及的基本学科和戒律等内容。该书深入讨论了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等重要问题，为构建古文字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古文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古文字学研究全面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国秦汉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古文字学逐步发展出相应的分支学科，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提出的将古文字划分为“殷商”“两周”“六国”“秦”四系的设想得以实现。^[8]古文字学的繁荣发展，使得汉字的形成、发展、形体、结构等相关理论研究获得重要突破，对文字学的丰富、拓展以及科学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极大推进作用。

[8]目前古文字学内部又发展出相关分支学科，各分支学科称名虽然还不统一，但大体上是按照“甲骨”“金文”“战国文字”“简帛文字”等来分类的，所涉及内容基本上不出唐兰“古文字的四系”的范围。唐兰还根据中国文字学的历史，分出俗文字学、字样学、《说文》学、古文字学、六书学五大派别，认为“前两派属于近代文字学，后三派属于古文字学”（唐兰2015：408）。

古文字学自身的理论建设，虽然比古文字资料整理研究和古文字考释成就相对逊色，但同样也不断取得进步。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多部古文字学著作（教材）相继问世，如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林澐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华书局，2012年）、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陈世辉和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陈炜湛和唐钰明的《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和黄德宽的《古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修订本，2019年）等，这些著作（教材）体现了古文字研究与古文字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不断进展。此外，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古文字学方面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现代转型发展过程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虽然总体上它属于文字学的分支学科，但当前已发展成为一门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献学以及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

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研究，也是文字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方向。近代汉字是与古代汉字相对应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隶书以后的文字。^[9]隶楷阶段的近代汉字，从汉代延续至现代，历史跨度长，材料丰富，与现代汉字直接相关。但是，传统文字学长期忽视近代汉字的研究，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汉字改革运动和文字学的现代转型，这种局面才逐步得到改变。50年代之后，推行简化字成为国策，对俗体字的整理和研究得到重视。80年代之后的近代汉字研究，从服务于文字改革逐步转向以隶楷阶段汉字发展和用字现象的研究为重点。利用出土的简牍碑刻和传抄刻印的各类文献资料，研究隶楷阶段的文字结构、形体及其演变规律等，拓展了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期间对俗字的整理、考释和理论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如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增订本，2010年）、《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等。近年来，在近代汉字整理、考释和理论研究方面的积累，涉及隶楷汉字研究的各个方面，对历代字书俗字、疑难字、汉字海外和民族地区传播的研究也都取得较大进展，近代汉字学已经发展成为文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9] 唐兰（2016：32～33）。按：汉代与“古文字”相对应的概念是“今文”，也即当时通行的隶书。

20世纪50年代以来，面向汉字的改革、教学和信息处理等需求，现代汉字自然就成为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在简化字、异体字的整理研究以及有关汉字规范的制定和推广方面，继承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制定和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简化字方案》（1956年）、《简化字总表》（1964年）和《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年）等，由此推进现代汉字研究取得显著的进步。汉字的教学、信息处理等应用需求，也促进对现代汉字的性质、构形特点和分析方法的研究，并逐步发展出现代汉字学这一文字学研究的新分支。1980年，周有光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语文现代化》丛刊第2辑），提出建设“现代汉字学”的设想，并发凡起例简略论述了现代汉字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内容和方法等问题。苏培成的《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增订本，2001年；商务印书馆，2014年）初步构建了现代汉字学的理论体系。近年来现代汉字学虽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其研究成果、学科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汉字应用的现实需求。

古代汉字学、近代汉字学和现代汉字学等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全面拓展了文字学的研究领域，从历史汉字到现代汉字都纳入文字学研究的范围，各个分支学科的兴起将转型发展文字学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文字学名词术语系统的创立

名词术语是一个学科核心概念的载体，名词术语系统的建立是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在文字学现代转型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名词术语系统的创立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代表着文字学作为现代学科发展的水平。传统文字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名词术语却较为贫乏，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许多名词术语含义模糊，导致理解歧异，使用混乱，这是中国传统人文学术普遍存在的现象。文字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接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一方面对传统文字学积累的名词术语加以继承和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向西方语言学借鉴和自身创造来发展必需的新名词术语，逐步建立起现代文字学的名词术语系统。

文字学名词术语的创立是与转型过程中文字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相伴随的。比如，“书”“名”“文”“字”“文字”等是传统文字学对汉语书写符号的统称，文字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才出现“中国文字”“汉字”等重要名词术语。“中国文字”“汉字”作为文字学名词术语，显然是在与外国文字、民族文字相比较的视野下才得以逐步确立的。魏建功（2013：3～4）指出：“今日常言‘汉字’，盖指积点画而成之‘方块字’也。何以言‘汉’？本无明文。按当为对他民族分别之意。外国称我为‘汉人’，约自魏晋以后始。中国境内曾因政治力量行用若干他族文字，其始亦应在魏晋以下。……然外族入主自尊，其语文曰‘国’（国语），则名我族语文必别加标识可知。意者‘汉字’之称，由来旧矣。”^[10]由来已久的“汉字”之称，从一般词语到文字学名词术语的发展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据考证，在唐代文献中与梵文（梵字）相对应时就已使用“汉字”一词（王勇 2015）。唐宋以后的有关史书文献中，与民族文字、外国文字相关的语境中，也通常用“汉字”（或称“汉文”）指称汉族人使用的文字（有时为汉语言文字的泛称）。“汉字”作为一个词语虽然中古就已经出现并一直沿用，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学名词术语。即便是清代编纂的《钦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一书中所使用的“汉字”，也还不完全具备文字学名词术语的性质。19世纪后期，“汉字”在日本作为文字学名词术语已普遍运用。20世纪初叶，章太炎可能受日本影响，曾使用“汉字”一词：“汉字自古籀以下，改易殊体，六籍虽遥，文犹可读。”^[11]新文化运动时期，“汉字”一词作为名词术语开始在国内流行。如1923年《国语月刊》一卷七期“汉字改革号”（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重印），刊载钱玄同、傅斯年、蔡元培、黎锦熙等人谈文字改革的文章，都已使用“汉字”。50年代，在全国文字改革相关会议和文件中，“汉字改革”“简化汉字”已成为官方表述。此后，“汉字”作为名词术语的使用愈加广泛。不过，文字学界却更习惯于用“中国文字”“文字”来指称汉字，“文字学”“中国文字学”也是更为通行的学科名词。唐兰曾明确指出：“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个名词是很恰当的。”（唐兰 1979：2）“汉字学”这一名词则出现得更迟且使用者较少。80年代，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相继出版。彼时，王凤阳依然还在倡导使用“汉字”与“汉字学”，指出：“‘文字’是个大类名，它不仅可以概括汉字，也可以囊括古今中外的所有书写的符号体系。就汉族自身讲，对汉字固然可以称文字……但是，为了名实相副，还是径直称为‘汉字’好，这样既可以区别于国外的埃及文字、玛雅文字……也可以区别于国内的蒙文、维吾尔文……中国的‘文字学’不是普通文字学，不是比较文字学，也不是国内各族人民的文字学，为使面目清楚，不如也径直称作‘汉字学’为好。”（王凤阳 2018：4～5）“汉字”从对汉族人使用文字的一种“他称”到作为名词术语的接受和逐步流行，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字学名词术语在转型过程中的建立和发展。

[10] 魏建功《汉字形体变迁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本是作者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所开设课程的授课大纲，作为单行本出版时补充了作者《文字学概要》讲义中的绪论部分。

[11] 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上《小学略说》，国学讲习会编，庚戌年/1910年。

随着汉字研究的深入和文字学体系构建的进步，文字学名词术语系统建设日趋完善。以文字的结构及其分析为例，传统文字学涉及的名词术语，只有“六书”有关名目以及“偏旁”“形旁”“声旁”“独体”“合体”等有限的名词，而且这些名词大都缺乏严格的界定。文字学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批代表汉字结构不同层级的名词术语，如“结构”“字式”“构形方式”“构形模式”“结构类型”“象意字”“表意字”“表形字”“表音字”“意符字”“音符字”“记号字”“半记号字”“合音字”“字音”“字义”“字符”“意符”“义符”“音符”“构形”“构意”“构形元素”“字素”“字元”“构件”“部件”“符号”“记号”“笔画”“笔形”“笔顺”，等等。这些名词术语出现在文字学或汉字构形学相关著作中，虽然有的名词术语仅代表部分学者的意见，但总体上反映出通过创新名词术语以满足文字学体系构建和理论研究的需要，这是汉字构形研究走向严密和深入的体现。

文字学名词术语的创立、发展和规范，是文字学转型为现代人文学科的必然要求。2011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首次组织审定公布《语言学名词》，其中“文字学”部分，按照“总论”“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形体”“汉字系统内部关系”“汉字政策、应用研究等”6个部分，审定公布了207个重要的名词术语作为文字学国家科技名词标准。文字学名词术语国家标准的公布，是对传统和现代文字学名词术语的一次全面清理，这些主要名词术语体现了文字学现代转型后的基本理论构成，也代表了文字学现代转型后的学科发展水平和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五、文字学现代转型发展的动因、局限和前瞻

无论是体系的构建还是术语的创立，都是传统文字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最能代表文字学现代转型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而文字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则显示文字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学科内涵的日益丰富。文字学实现现代转型，不仅体现其作为一门传统学问被赋予了新的学术生命，而且也表明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字学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存在价值。

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成功样本，全面揭示文字学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动因，对深入认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从总体上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以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对文字学的转型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文字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则是至关重要的：其一，西方语言学的引进以及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比较互鉴，极大地拓宽了文字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其二，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甲骨文等历代文字新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文字学研究的内容，促使研究者对汉字的形成、形体构造、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获得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其三，文字学研究领域全面拓展，由以服务于经典释读的研究范式，逐步拓展到以古代、近代和现代汉字为本体的全方位研究，促进了文字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其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整体发展，为文字学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提供了可能，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吸收对文字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理论的创新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以上各要素的共同影响，才推进了传统文字学向现代学科实现成功的转型。

尽管文字学堪称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典范，但从现代学科的构成和发展来看，文字学现代转型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局限，其学科发展水平依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文字学体系构建和学科发展来看其存在的局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由于文字学脱胎于传统语文学，对如何处理好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在认识上还存在某些偏差，文字学领域既有无法摆脱传统束缚、墨守成规的现象，也存在忽视文字学优良传统继承和弘扬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字学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其二，在接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积极影响的同时，对基于西方语言文字而形成的理论和方法有时照搬照抄，有些研究脱离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以至于对汉字性质、发展阶段以及未来方向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失去正确判断，这不仅阻碍了文字学作为现代学科自身的发展，对国家语文政策制定、汉字教育等应用领域也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学术支撑作用。其三，在汉字发展史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方面不够深入系统，尤其是利用新发现的历代汉字资料开展的相关研究学术积累不足，从而影响了汉字体系构建和理论研究迈向更高的水平。其四，汉字研究各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近代汉字、现代汉字研究相对薄弱，在汉字体系构建、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各分支学科彼此未能做到有效地融会贯通，从而影响了文字学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此外，语言学学科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这些局限或不足表明，文字学虽然成功经历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的转型发展，但作为一门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文学科，文字学研究仍然需要不断增强现代学科意识，进一步突破上述局限，弥补自身存在的不足，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过程中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和学术价值。无论从当前学术发展的宏观环境还是学科发展已有的基础和条件来看，中国文字学都有可能在百年来转型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水平，逐步建成在世界语言文字学学科体系中独树一帜、不可或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科。

文字学学科要实现这样的建设目标，我们认为今后需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更加全面地总结传统语文学积累的丰富成果，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深入发掘其蕴含的学术价值，使之转化成为现代文字学学科建设的宝贵资源。与此同时，对百余年来文字学转型发展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既要客观评估文字学转型发展的成就，也要看到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为新时期推进现代文字学学科建设明确重点任务和努力方向。其二，加强文字学若干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力争寻求突破，为现代文字学学科建设夯实学术基础。比如关于汉字起源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汉字古今发展历史及其所遵循的规律、汉字形体构造及其发展演变的深度分析和科学阐释、汉字与汉语关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等问题，都是直接关系到现代文字学学科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虽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前贤时哲已取得不少成就，但总体看来已有的成果与现代文字学学科建设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现代文字学学科的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所能取得的进展。其三，在推进文字学各分支学科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构建能够统摄各分支学科和古今汉字的现代文字学学科和学术体系。古代汉字学、近代汉字学、现代汉字学等分支学科的形成发展是文字学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文字学学科和学术体系构建的基石。只有在各分支学科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文字学学科和学术体系，使之在理论涵盖、术语统一、方法适用等各个方面实现古今汉字的贯通，才能对各分支学科起到真正的统摄作用。其四，通过汉字分析和阐释理论、方法的系统化、科学化，努力建立现代文字学方法论体系，不断提升其学科和学术体系建设的科学水准。早在两汉时期，传统语文学在汉字分析和阐释方面就形成了一套基本方法，经过传承发展，尤其是转型发展时期对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方法的借鉴，汉字分析和阐释的理论和方法不断进步。汉字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源古典文字系统，西方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之于汉字的分析和阐释，可借鉴者较为有限。现代文字学学科和学术体系建设需要立足汉字研究的历史和实际，以现代学术思想揭示传统汉字分析和阐释理论、方法的现代学术价值；同时，总结转型时期借鉴和创新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使之不断丰富和完善；还要在加强汉字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尤其要重视数字化时代相关信息技术的引入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对汉字分析方法带来的创新。汉字分析和阐释理论、方法的创新发展，可从根本上提升现代文字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在世界语言学中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从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分析文字学现代转型发展的动因和局限，思考文字学的学科地位和汉字研究的学术定位，是当前语言文字学界需要面对的时代命题。近代以来，在传统文字学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汉字的前途和命运之争曾经深刻影响了汉字研究、文字学发展走向以及国家语文政策制定和汉字教学诸方面。新时代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必由之路。展望现代文字学的发展前景，无论是文字学学科建设还是学术研究都应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这一时代需求，通过对汉字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华文明历史演进关系的探索，从源头上揭示汉字何以成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精神标志；同时，通过对汉字形体、构造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开展深入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积极推进数字化时代古老汉字的创造性转化，使汉字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9VXK06）。本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语言学传承和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2023年11月11～12日，北京）。

该文将刊于《语言战略研究》2024年第2期，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编排：韩畅

审稿：王飙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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